大头兄弟

我是怎样走进小学校门的，如今已经记不很清了；但有一个镜头，是我终身难忘的，那就是学校操场上东西向拉起了无数绳索，绳索上则挂满了散发着墨汁清香气味的大字报。这些大字报是贴给谁的，我同样不记得了，但我相信，其中一定有不少是贴给当时一位姓杨的校长的。因为入学后不久一次学校召开批判大会，这位杨姓校长被揪上司令台，被人喝令跪下并高举双手，听任他人将他双手涂得漆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是什么什么的“黑手”，大会组织者——造反派要让他名副其实。

学校里我只看到了这样“文攻”，但在社会上我却还看到了不少“武斗”。但是，并不是直接看到了那种血腥的打斗场面，而是从走在大街上戴着不同组织名称的红袖套游行示威的青年学生，他们肩上扛的标语牌上，“血债要用血来还”的醒目标语与若干带血迹的汗衫上迷迷糊糊地知道的——属于间接看到与推知的。当时还有一个一度似乎替代了公安部门的组织也经常组织游行活动，这个组织就叫“文攻武卫”，其主要成员多是根红苗正的青壮年。他们还拥有一些自制的武器，比如说用钢筋打制的长矛。我就记得，我们的玩伴小荣的父亲扛着长矛走在队伍里，雄赳赳气昂昂的，好不威风——此人60岁上下因为癌症病故。而对很多大人人来说，一提起“文攻武卫”就会汗毛立正，因为从他们那儿“站着进去，躺着出来”的人不在少数。

大人之间的争斗、暴力相向似乎具有相当的传染性。在我们这些10来岁的小学生中，打架斗殴一类的事件在那个年代可谓层出不穷。甚至于我这个总体说来相当文弱、内向的人，也曾与人打过架。那是在一次庆祝“最高最新指示”发表的活动中，为争夺大人们燃放鞭炮过程中产生的哑炮而发生的。看看我的竞争对象几乎比我矮一头，我忽然变得无比胆壮，试图强行驱逐对方，结果却遭到了对方的激烈反抗，以致两个人在街头大打出手。让人十分难看的是，我居然被对方压在了身下。无比狼狈的我在逃跑之前撂下了一句话：“我回去找我哥哥来跟你算账……”

我哥哥其实只比我大一岁，也算不得喜欢打架与会打架的主儿。那时候，拿自己的哥哥吓人，是孩子们常使的一个招数。不过，假如不是说回去喊自己的哥哥，而是说回去喊大大头、小大头来算账，那么，很少有孩子敢不理不睬的。

那么，这大头兄弟是什么人呢？他们是位修理自行车的师傅的儿子，家就住在马路边，一家名叫“清泉浴室”的“澡堂子”东边。他们家小得可怜，下面的车铺大约也就6－8个平米的面积吧；在车铺上面盖了个小小的阁楼，作为住家。再者，这两层楼的高度我看也绝不会超过4米。而这家父子三人的体形高度相似，都是矮矮壮壮，脑袋大得与身体有些不成比例。因此，对于我们这座小城里的孩子来说，在并没几个人知道他们姓什么的情况下，采取了最为简单的称呼方法：叫父亲大头爸爸，叫他大儿子大大头，叫他二儿子小大头。同样的道理，叫大头兄弟的母亲为大头妈妈。而大头妈妈那时候我们看上去似乎就有些不太正常——如果拿今天的话来说，应该属于精神病患者。她一天到晚疯疯癫癫自言自语，那眼神很有几分吓人。

大头兄弟无疑是那个时候我们这座小城里孩子们眼中的大灰狼。如果哪个地方孩子们打群架，一般都少不了他们的身影。他们介入此类事件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用暴力征服，另一种是用影响震慑。在我读书的那所小学的西门口，我有一次曾经看到学校高年级的一位同学——他也是我同班一位同学的哥哥，平时相当厉害的一个主儿，竟然俯首帖耳地接受小大头的修理：小大头将右手食指勾起，狠狠地敲了他脑勺几下，直看得我心里都起毛。

差不多20年后，我已经是30多岁的人了。一次我在街头看到一个男人裸体狂奔，有人在后面追赶，最后赶上了用衣服裹住了他的身体。我定睛一看，这“裸奔”的人竟然是大大头。原来，他的精神病发作了。没过几年，大大头死了。他们一家如今只有小大头还在，并且与我同住我们这座小城的北门，我们经常可以碰面，我还跟他简单地聊过几句家长里短。然而，在今天的我的眼里，再也看不到小大头和他哥哥的当年的那种狰狞，也不再觉得他有多可怕——如果一定要说他依旧有什么比较特殊的地方的话，也不过就是与一般人相比，体形一如既往有些特别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