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越窑市场价值多少?春拍什么时候开始
中唐以后,越窑普遍采用匣钵装烧,为高质量瓷器的出现提供了可能。特别是唐代晚期,制作更加精细,胎体明显减轻,圈足纤细或外撇,胎釉结合更加紧密,釉面也更加滋润光滑。
中晚唐越窑青瓷的造型在影响其他窑口的同时,也广泛吸取了它们精品的样式,又吸取玉、石、陶艺的风格,尤其是仿制金银器的工艺效果,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比如碗,这时流行撇口碗,碗的口腹外撇,玉壁底,是中唐时出现的新品种。同时还有翻口碗,口沿外翻,碗壁近于斜直,矮圈足和敛口浅腹平底碗等。晚唐时,碗的形式越来越多,荷叶形碗,碗口起伏,状如荷叶;海棠形碗,曲折生姿,形若海棠。
唐人陆羽,从饮茶出发,将越窑青瓷评为第一。他有一段品评茶碗的话:“碗越窑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由此可见越瓷受青睐的程度。
揭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的秘色瓷,这里有答案 :
早在唐代,诗人陆龟蒙曾以“夺得千峰翠色来”概括秘色瓷之美。然而宋以后,秘色瓷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甚至后人再看到唐宋文献对”秘色瓷“的记载竟然不知其为何物,直到1987年法门寺地宫被打开,千年的”秘色瓷“之谜才得以解开。
那么”秘色瓷“到底为何物?所谓”秘色”究竟是什么色?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制作工艺?通过在故宫博物院斋宫举办“秘色重光——秘色瓷的考古大发现与再进宫”展览一探究竟。
展览现场
2017年5月23日至7月2日,故宫博物院联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慈溪市人民政府、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法门寺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临安市博物馆、苏州博物馆 9 家机构与单位汇集187 件(组)文物,在故宫博物院斋宫举办“秘色重光——秘色瓷的考古大发现与再进宫”展览。
秘色瓷,胎质细腻纯净,气孔小而少,普通瓷器上常见的铁锈点等杂质几乎完全不见,釉色以天青色为基本色调,施釉均匀,少见流釉或积釉现象。秘色瓷因其质地上乘、存世数量少而广为关注。
五代时期 越窑秘色瓷刻莲瓣纹碗 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塔出土 今藏 苏州博物馆 为苏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关于秘色瓷的“千年之谜”
“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唐代诗人陆龟蒙在其诗作《秘色越器》中这样写秘色瓷。
唐代 越窑秘色瓷花口盘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今之秘色瓷器,世言钱氏有国,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臣庶不得用之,故云秘色。” 北宋赵令畤在《侯鲭录》中这样解释“秘色瓷”。
北宋 越窑青釉刻折枝花卉纹盒 故宫博物院藏
除此以外,在《吴越备史》、《十国春秋》、《宋史》中都有关于秘色瓷器的记载。在唐宋时期,人们对于秘色瓷是有概念的。宋代以后,秘色瓷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等到后来人再看到唐宋文献的时候,大家已经不知道里面记的秘色瓷是什么了。就这样,秘色瓷成了一个谜,再没有人确切的知道秘色瓷究竟是什么样的瓷器。
关于秘色瓷之谜一直持续到了现代,转机在1987年。
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遗址展开考古发掘。伴随地宫中器物一件件面世,人们发现了一块碑,叫做《监送真身时随真身供养道具及金银宝器衣物帐》碑。顾名思义,这是一部记录地宫中埋藏物品的账目,而秘色瓷就在这个账目中。
《监送真身时随真身供养道具及金银宝器衣物帐》碑拓片
碑文中明确记录着与地宫出土器物中相对应的13件越窑青瓷,包括花口碗、花口盘、葵口碗等。此外还出土了一件八棱瓶,一般也被认为是秘色瓷。
法门寺的考古发掘,让身份成谜的秘色瓷在几百年后遇到了转机。现代人终于得知什么样的瓷器被称为秘色瓷,而秘色瓷与普通的越窑瓷器又有所不同。
既然考古让我们认定了一部分秘色瓷,我们就可以在考古发现中找出一堆秘色瓷。
法门寺出土的秘色瓷器 越窑釉色瓷八棱净瓶
此次展出的不同出土地点不同时期的秘色瓷八棱净瓶对比
法门寺出土的越窑秘色瓷葵口盘
法门寺的考古发掘,为秘色瓷器的判断建立了标准,也暗示着秘色瓷与帝王的特殊关系。随后,我国发现在吴越国钱氏家族墓地、北宋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北宋周王赵祐墓、辽圣宗贵妃墓等等一系列墓葬中,都出土了有可能是秘色瓷的器物。就这样,大批的秘色瓷“ 复活 ”了。
北宋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出土文物介绍
北宋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出土的越窑秘色瓷刻海水龙纹盘(细部)
其他文物 越窑秘色瓷刻云鹤纹盒等
辽圣宗贵妃墓介绍
越窑秘色瓷银釦执壶
越窑青釉刻划对蝶纹盘
“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
陵寝墓葬中的发现明确表达着秘色瓷的特殊地位,结合文献记载,可知秘色瓷确实是进贡给皇帝使用的瓷器。
唐、五代时期中央政府实行土贡制度,各州将本地物进贡给皇帝。《新唐书·地理志》载,进贡瓷器的州府有邢州、越州和河南府等三处。文学家柳宗元等著文《代人进瓷器状》,写得就是他替友人饶州刺史向皇帝进贡瓷器一事。唐代诗人徐夤《贡余秘色茶盏》诗云“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所指亦是贡越窑青瓷之事。徐夤《贡余秘色茶盏》明确说明了秘色瓷就是贡瓷。
在唐、五代的土贡制度下,是否存在生产贡瓷的窑厂呢?浙江慈溪上林湖吴家溪唐代凌倜墓出土墓志罐记载,“光启三年(887年)岁在丁未二月五日,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志文证实了唐代贡窑的存在。与民窑不同,贡窑是特定生产贡瓷的窑场,其产品的一部分须用于进贡。贡窑与宋代专门生产宫廷用瓷的官窑也不通,仍保留有一定得生产自主权,可以烧造普通瓷器。
秘色瓷的生产时间从晚唐直到宋初,唐、辽、宋皇家均使用,五代时期除吴越国外,文献记裁前蜀曾向中央进贡秘色瓷,考古发现广州、长沙均出土有五代时期的秘色瓷器,说明当时前蜀、楚、南汉均曾得到并使用秘色瓷。毫不夸张地说,秘色瓷器在九至十一世纪是一种“国际性”的高品质瓷器。
浙江省慈溪市吴家溪 凌倜墓 出土越窑青釉墓志罐 唐光启三年
2015年10月到2017年1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浙江慈溪上林湖中心区域的后司岙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
发掘揭露出了龙窑窑炉、房址、贮泥池等作坊遗迹。同时,出土了丰富的晚唐五代时期越窑瓷器精品,其中相当一部分器物与法门寺出土的秘色瓷相同。这意味着后司岙窑址就是秘色瓷的产地之一。
生产地的发现不仅代表着结果,更展现出过程:这个过程包括秘色瓷的生产过程,也涵盖整个窑址的发展过程。后司岙的发现,极大丰富了我们对已有秘色瓷器种类的认知、告诉了我们部分秘色瓷可能的烧造地点以及烧造方式。同时,普通越窑瓷器的同步出土,也使我们对包括秘色瓷在内的越窑瓷器生产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
浙江慈溪上林湖中心区域的后司岙窑址出土文物
越窑秘色瓷花口盘
越窑秘色瓷葵口盘
有意思的一点是,以天青色为主要追求的秘色瓷中,混入了一些色彩偏黄的秘色瓷,如上图的葵口盘和碗等,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沈岳明介绍:烧制瓷器的时候,匣钵内部原本应该是密封的,但是因为各种情况,有时会漏气进去,一进去空气,釉色就会氧化,会变成黄色。
一个裂缝的匣钵
刻字的秘色瓷
在后司岙窑址中发现的秘色瓷,在窑址堆积中发现了带有唐代“大中”、“咸通”等年款窑具的地层。根据地层判断,后司岙窑场在唐火中年间前后开始生产秘色瓷,一直持续至五代中期左右,五代后期质量下降。
至于秘邑瓷器生产的下限,文献有迹可寻。入宋,吴越国于开宝二年(969年)、开宝六年(973年)分别进责“秘色瓷(窑)器”但太平兴国元年(976年)以后所贡瓷器多记为越器或瓷器,己不使用秘色瓷(窑)器的概念。熙宁元年(1068年)所记越州贡物中又有“秘色瓷器”。这为认识秘色尤生产的年代下限提供了方向。
官字款越窑瓷器:唐代到北宋时期的定窑、耀州窑、越窑等瓷器上,有刻“官”或者“新官”铭文,这表示了该瓷器的使用人群多为皇室成员、贵族等上层阶级,少数平民墓亦有出土。
越窑青釉刻“官”字款双系罐
对于“官”字的认识主要有以下观点:“官”字款瓷器是官府征收实物税的标准器物;“官”是光禄寺下属机构太官署的简称,官字款瓷器是太官署定烧的器物;官是象征贵族品味、宫廷样式的所谓“官样”。
窑瓷质刻“官”字款匣钵
窑具也是“正主儿”
秘色瓷在烧制上使用瓷质匣钵,泥点支烧,一钵一器单件装烧,有的用瓷质垫饼垫烧,匣钵使用釉封口。
科技检测表明,后司岙窑址秘色瓷和普通越窑青瓷的胎、釉及烧造所用匣钵的化学元素组成含量接近,这说明秘色瓷与普通越窑青瓷在胎釉原料上并无本质区别。与普通越窑青瓷相比,秘色瓷面更透彻,釉中杂质更少,表明原料的选择和处理更加严格。
后司岙窑址出土的匣钵,有陶质、瓷质、粗瓷三种。瓷质匣钵流行于晚唐至五代早期。瓷质匣钵与瓷器胎体基本一致,装烧时匣钵之间用釉封口。在后司岙窑址中,瓷质匣钵与秘色瓷的数量同步消长,因此推断秘色瓷的烧成与瓷质匣钵有关。
越窑匣钵装烧标本
钵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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