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江小译丨技术与手的正当性
技术与手的正当性
文｜提摩太·C·坎贝尔（Timothy C. Campbell）
译｜蓝江
最能反映生命的尺度和技术如此紧密交织在一起的文本，就是1942-1943年海德格尔冬季学期课程的讲座《巴门尼德》。最为重要的讨论打字机的部分，其中，海德格尔提出了一个基本的存在论区分，即一边是正当的书写，即手写（Festschrift），而反对的是打字机的例子。在媒体研究中，这个部分非常有名，对上世纪九十年代下半叶的德国作品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作品试图给出媒体研究的系统方法。显然，如果我们试图从中得出潜在的死亡政治的范畴，就必须更详尽地考察一下这个文本。
海德格尔一开始就区别了写字的手和打字的手。他的回答是，“人通过手来'行为’因为手跟词语一起是人的本质特征。”的确，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手将人与动物从跟不上区别开来：“动物没有手，手并不是从爪子、螯钳、利爪变来的。”[iii]不能从词语上来区别手与爪子：手与词语也是同词源的词，他继续说道，“只有从词语并用词语，手才产生”。这种同时采用先后秩序和重叠关系的方式，就是典型的海德格尔的思想，尤其后来在《关于技术的追问》中，他从技术的角度谈到了政治的起源，认为技术政治，并且是政治原因。在《巴门尼德》中，技术问题也与书写的手联系起来——手书——手写下了另一个相关的形象，不能离开手来思考这种形象：笔迹。正是笔迹成为了代表着海德格尔思想特征的本真性话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阿多诺对这种本真性进行了著名的批判）。
不过，在海德格尔捍卫笔迹的过程中，很快出现了一个与之对立的形象。若手写的叫手书，那么海德格尔称之为口授（diktiert）：
现代人并非偶然地“用”打字机病“口授”（同“写诗”（Dichten）是同一个词）“进”打字机。书写方式的这个“历史”同样是词语日渐毁坏首要原因。词语来和去不再通过书写的以及真正行为的手，而是通过它的机械击打。打字机将书写从手的本质领域撕裂开，从而也从词语的本质领域撕裂开。它自己变成了某种“打字”。二相反，当打字的文件仅仅是副本，帮助保存书写或者誊写已有的文稿时，打出的文件就有其适当的并且有限的意义。……机器书写剥夺了手在被书写的词语领域的地位，将词语降格为一种传播工具。另外，机打稿件提供了这样的“优势”，它将手稿以及性格隐藏起来。在机打稿件中，所有人都看起来差不多。
这段话有着深厚的媒介学含义，也预示了死亡政治和技术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我希望考察一下海德格尔提出的三个问题。
首先，我们注意到海德格尔区分了写字的手和打字的手，随后他看到后者是通过机器打字才出现的。正如他接下来要说的那样，他的目的是揭示前者，即存在于手写之间更原初的关系：“在书写中，存在（des Sein）与人的关系，即词语被写入（eingezeichnet）存在者本身当中。”看一下海德格尔如何将词语与人联系起来——人并不纯粹让词语显形，在某种程度上，他也在用手书写词语。这个说法让海德格尔提出，现代人的手不再是“正当行为的手”，他们的手只打字，不书写。这种转变的结果极其惨烈：由于事实上，手给出了同样的力道，而正当的书写与手撕裂开来。这意味着海德格尔希望给出手的正当行为，与打字机相关联的是一种不正当的行为。正当的行为恰恰在人那里写下了存在，然而，对于“打字”而言，手与打字机之间的不正当的关系只是一种誊写，仅仅保存了文字内容。正当书写和不正当书写之前的区分，很快从手写-打字的区别扩展到解释学本身。只有弄清这一点，才能理解海德格尔最终方向，即他的一些文集并没有出现在“评注版”里，而是作为“手写稿”（aus letzter Hand）出现，也就是说，“这一系列'直接手写’的文稿，包含了最低限度的学术工具”。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海德格尔讨论正当和不正当写作的背景，它依赖于将打字机作为一种技术形式，以及现代性下的口授模式。的确，海德格尔思考的终极背景涉及到现代性，这一点毋庸置疑。他认为现代人就是“用”打字机写作的人，不久之后他又说道他分析的对象就是“现代人”。如果我们通过打字机来看一下其他的当代技术形式，也能确定它们与打字机下的不正当写作的隐含关联。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看到，留声机（还有电话，我在其他地方也说过，还有无线电报和耳机，写字的手，以及签署的协议），也创造了一种脱离于手写的存在论标准的与众不同的用途。换句话说，恰恰是在现代，不正当写作成为了标准，与之伴随的是存在问题上的衍生的规范化结果。
对于思考海德格尔思想中的生命政治角度来说，这种规范化结果至关重要。他发现在现代技术形式和阻碍书写的能力之间有着深刻的联系，因此，用手书写的人的品质，改变了存在者同存在之间的关系。显然，在前引段落最后一行中，海德格尔从政治角度出发谈到了正当写作和不正当的写作，在那里，所有人都看起来差不多。或者说得更好一点，现代传播的条件恰恰是从正当转向了不正当，正当包含的不仅仅是一只书写的手，而且归属于人本身的恰恰就是他自己。
因此，海德格尔在《巴门尼德》中提出的正当和不正当写作之间的区别隐含的东西就是人与他的写作机制之间的关系（海德格尔用严格意义上的机械技术注解道：“并非真正的机械”）。他提出由于这些变化，政治结果自然地也随之变化，因为一旦打字机支配了存在，所有人都看起来差不多。这就是人手书时享受的与存在的正当的关联，以及另一种不正当写作的退化形式之间的张力关系，这让海德格尔的话语走向了另一个问题，走向了让最应该属于人的东西变得不再稳定，即在他自己的行为（书写的手）中表现出来的人与存在的关系变得不再稳定。换句话说，海德格尔将正当行为的手的身份对立于另一种形式，这种形式不仅会让手的身份变得扑朔迷离，而且更为可怕的是，它也可以让人与存在的正当关系变得风雨飘摇。
第三个问题紧接着这些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我们对其他不正当写作形式的命名。对于海德格尔来说，这个词就是传播（communication）。在这里，尽管传播必须从与它在词源学上有着共同词根的共同体（community）来理解，即communitas和共有的munus，正如罗伯托·埃斯波西托所说明的那样，这是一种礼物的形式，它不可能脱离构成了个体身份本身的共有（co-munus）的需求来思考。在这里并不太适合对海德格尔思考的共同体和技术的所有深刻关联给出全面的描述，相反，我希望看到，在海德格尔谈到拥有着存在与人的关系和另一种带有风险的关系之间的微弱差异中，我们发现自己见证了海德格尔技术实现中最具有政治性和盲目崇拜特征一种东西。在现代的写作差异中，我们发现了因技术而出现的不正当写作和某种政治形式具有隐蔽的关联，在这种政治形式下，书写的人的身份变得飘摇不定。不正当写作的盲目崇拜性质在于，它赋予了集体一种权力，可以劝诫人们说，他们归属于集体是正当的。
在海德格尔解读了打字机之后不久，他立即转向了列宁主义及其形而上学，在这个讨论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个关联：
今天的资产阶级世界没有看到，以及部分地不愿意看到，在斯大林称之为“列宁主义”的形而上学，是一种已经展开的形而上学的计划，在此基础上，通过某种方式，今天俄国人追寻技术的形而上学激情首先变得显而易见，从这个计划出发，让技术世界转变为力量。
然而，在海德格尔的考察中，没有解释的恰恰是对布尔什维克技术世界的完整组织的考察。在海德格尔技术世界分析下面隐含的就是列宁主义的形而上学和不正当写作行为之间的未被言说的关联。尽管他并没有解释布尔什维克为什么比起其他形而上学形式更能“无条件地和彻底地”体验到技术，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可以在更宏大的共有（com-munal）压力下找到解答，这种压力就是列宁主义施加在个人身份上的压力——在所有人都塑造成一个样子时，存在与人的关系就会衰退。于是，海德格尔的反共产主义是与他对不正当写作的广泛的批判携手并进的，它们都建立在害怕人同存在的正当关系受到威胁的显著焦虑的基础上。
在这里，在存在中，出现了一个撕裂，迫使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走向了悲剧和死亡政治。我们看到，如果我们聚焦于技术主体的本质，也就是说，聚焦于某种类型的人类，即掌握了技术的人，与之相关，其必须付出的代价就是这种掌握。对前者的回答，海德格尔写到：
或许，很多人讨论的技术让人成为奴隶或者人是否能成为技术的主人，已经是一个相当肤浅的问题，因为没有人会记得追问哪一种人（welche Art Mensche）就能单独“掌控技术”。技术的“哲学”假装认为，“技术”和“人”是两种在手的“广延”（größen）和事物。
哪一种人能掌握技术？人的物种的变化扩展了他对技术的支配——我们注意到海德格尔很少（曾经有过）在上下文中采用“使用”（Gebrauch）一词——事实上，这就是技术问题最为危险的事情。人类本性的急剧变化本身就来自于人与技术的相遇，当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以后现代主义的史诗般的方式，将新人种称之为赛博格（cyborg），而注解了弗洛伊德的哈尔·福斯特（Hal Foster），称之为“人造神灵”（prosthetic gods）。但是在这些对海德格尔的有意识的后现代把握中，在面对人们在试图支配技术时发生的物种变化时，很少有人具有海德格尔的那种全方位的焦虑。此外，对于哈拉维和福斯特而言，显然他们没有海德格尔那种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上的反感，在海德格尔讨论技术具有改变人类的威胁的段落中，他认为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就是一个彻底的技术世界，几乎以完整的形式呈现出来。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技术的威胁不能脱离技术与将某些人与另一些人区分开来的行为的关系来思考，也就是说，海德格尔的解读的最终目的是捍卫某一类人与技术的相遇。我们应该在这个方向上来定位海德格尔，即将人类的“广延”缩小为一个物，在解释学上，它与外部世界隔绝，只能借助技术来（不正当地）作用于对象。
在人作为大众和人作为物种的区分中，正是技术在存在中产生了撕裂。或者换句话说，在人试图掌控技术的时候，有可能会发现，在什么基础上，作为受限制和受保护实体的某种对人类的看法建立在这样一种观点上，即否定了掌控技术的人和在各个方面受到限制不能享有技术的后果大众之间有任何的联系。这样就可以根据人们享用技术的关系，在各种人之间做出区分。一方面，某些人仍然与存在保持着正当的关系，也就是说，在写作时，仍然有自己的正当写作，另一方面，那些掌控技术的人，已经发生了改变，他们已经变成了“某种人”（welche Art Mensche）。
此外，在这个区分中，已经让某种人凌驾在其他人之上，获得了隐含的价值，因为在这个背景下，海德格尔对之进行了思考：一方面是被创造成差不多的人，另一方面是通过正当的写作，享有与存在的关系，而前者并不具有这种关系。人们对海德格尔提出的这个区分给出了许多评述。这是当代死亡政治讨论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素，尤其在阿甘本的《敞开》（The Open）和最近的《什么是装置？》（What Is an Apparatus?）中。然而，重点在于，要看到海德格尔如何通过正当写作来识别那些让人享有与存在关系的人。在试图界定技术的特征时，海德格尔写道：“倘若我们要拯救西方历史的人的本质，对我们来说，对技术的'形而上学’本质的洞见在历史上是必不可少的。”我们直接来指出几个重点。首先，对海德格尔来说，与标准化的技术的主客体相对立的另一种人，就是西方的历史之人。在这里，如果我们注意到《巴门尼德》的“第三指示”中明显的反对的就是技术化的列宁主义形而上学家，描述词“西方”就显得十分重要，海德格尔的反共产主义在他的思考中再一次浮现出来。其次，考察西方人与技术的关系涉及到西方人的本质。当然，这让我们想起了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在信中，在他简要地将马克思的人描述为“在社会中得到承认和认可”之前，他问道：“人的人性由什么组成？”在这里，这里所谈的本质仅限于西方人。
最后，海德格尔让需要得到拯救的人的本质陷入危机。技术不仅仅在存在上制造了一个撕裂，也给出了人的种类上的区分，即试图掌控技术的人和造成与其他任何人都差不多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打字机如此雅致地成为了所有不正当写作的形式的代替物）。借此，海德格尔让西方人，即那些让人继续正当写作的人陷入危险。通过另一个描述词，即历史，标志着西方人的危险加剧了。的确，在同一段中，海德格尔用形而上学的术语暗示了历史存在着危险：“谁用心聆听，看到形而上学的基础和历史的无根基，并将之作为形而上学的东西严肃地对待，他就能在20年前已经听到列宁的话：布尔什维克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电气化。”[xx]海德格尔的西方人不断地在历史的无根基处踟躇，因为“在我们的历史中，技术已经根深蒂固（Die Technik ist in unserer Geschichte）”这意味着一种危险，即从存在中坠入到列宁主义式的“技术世界”当中。只有通过对不正当写作机制的考察，我们才能认识到蕴含在“技术形而上学本质”中的巨大风险。
我们究竟可以在哪里看到海德格尔走向了死亡政治？在他提出，需要从技术对于人与存在的正当关系造成的危险后果下，将西方人拯救出来，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点。换句话说，海德格尔已经从根本上创造一个新分类，在人类或人性存在之前，这个新分类构成了两种不同的生命形式，只有意中人能正当地行为（写作），第一种人完全委身于形而上学激情的社会和技术世界，而另一种人，即西方人，则必须被拯救。在海德格尔作为正当和不正当区分，将西方人步入危险之后，当代哲学还有十分重要的反思。使用技术意味着已经被技术支配，所以，人已经失却了让他成为正当的人的东西，即与存在的关系。在这里，有意思的地方自安于，一旦人成为了不正当写作的主体，那么这种区分创造出一种生命，这个生命的价值被缩小了，因为他被生产成与其他人差不多的样子。这个区分分出了两种人，一种是西方的历史之人，他们横跨在历史断崖之上，因此需要拯救他们，因为他们处在危险之中；另一种是试图掌握技术的人，他们已经成为了技术的主体（仆役）。海德格尔使用现代人（der modern Mensche）一词，用来命名技术的主体（仆役），他们被技术所拯救，并完全被技术所掌控。然而，重要的是要看到，在他们与技术的关系的基础上，事实上可以由政党来改变这些人物形象所遭遇的点。正如在海德格尔将布尔什维克解读为“有机体”，他隐含着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一种'有机体’，是政党无条件的权力和完全技术化的系统计算的结合（就像+号一样）的结果。”这意味着技术不仅仅内在于自身，而且毋宁说它是一种推进技术进步的体制，政党，或者国家。
正是海德格尔将西方人概括为需要拯救的本质，这个因素影响了吉奥乔·阿甘本自己对神圣人（homo sacer）和技术的解读，我们将会在下一章更多地谈论这个问题。这里我只想看一下当“存在（das Sein）已经离开了人，现代人已经明显地陷入到存在的遗忘（eine ausgezeichnete Seinsvergessenheit）”时阿甘本自己对技术的解读，如何进一步激进地推进这个因素的结果。在阿甘本的解读中，他将存在的遗忘看成创造出一种性命，取了该性命而无需受惩罚。再说一遍，海德格尔认可了这种解读，在某种程度上，他将技术问题看成关系到西方人本质的问题。于是，阿甘本脱离于历史来看待诞生于无限的例外状态中的神圣人，这与海德格尔如下看法是一致的：“技术被理解为现代，如理解为现代动力机械，这本身就是存在与人的关系（des Bezugs des Seins zum Menschen）发生变化的结果，而不是其基础。”对于阿甘本与海德格尔的其他相似关系，我们留在下一章讨论，但我想说的是，当代政治哲学中最重要的一个分支，即政治内部的生命问题的凸显，或许可以回溯到1942-1943年的这些篇章之中。在拯救生命中死亡问题的凸显，标志着生命形式已经丧失或遗忘了在正当写作中与存在的关系是如何发挥作用的。那些不再享有与手的正当关系的人，那些事实上再具有真正的手，反而是在操纵手（反过来也是被操纵）的人的死亡或牺牲——这就是海德格尔在《巴门尼德》中对打字机讨论所带来的结果，并得到了认可。
也要看到，海德格尔还有其他一些东西没有说太明白，即事实上国家或政党或多或少地使用技术，这产生了一种情形，在该情形下，那些与存在没有太多关联的人的性命更容易被剥夺。在这里需要提出的问题恰恰是，究竟什么样的技术形式可以更成功地让存在消隐，或者用弗里德利希·基特勒的话说，什么样的技术形式会发生这样的短路，即通过同意杀掉某些人来保卫人类。在海德格尔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解读中，再一次蕴含了这个非政治的问题，其中，电气化加上“苏维埃政权”既是为了彻底的技术化世界，也是借此给出那些可以被杀掉人的数字[xxvii]。最终，海德格尔对正当和不正当写作的解读，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范式，通过这个方式，让我们理解不正当写作如何脱离于存在，创造出一种被技术所束缚的生命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这种生命形式丧失了“个体”特征。在《关于技术的追问》讨论救赎与写作关系的重要段落中，这一点更为明晰。我们现在就转向那篇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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