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黑暗，指的是什么？
小炒注：汤因比说过：对连续挑战的一系列成功的应战，是一种文明成长现象。
9世纪至12世纪，西欧发生农业革命，为西欧文明奠定了物质基础。击败马扎尔人、融合维京人后，各国君主开始构建稳定的君主制国家。基督教的改革和扩张拯救了欧洲人的精神文明。这一时期称之为西欧的农业文明阶段。
这一阶段阻止了西欧文明的倒退，但难以实现突破，勉强维持着西欧文明的存续。
一、农业革命，奠定物质基础
中世纪早期社会几乎全是农村和农业，农业的发展决定了一切。
罗马帝国崩溃后，意大利一片混乱，西班牙被穆斯林占领，西欧文明中心跨过阿尔卑斯山，北移至北大西洋地区。英格兰、法兰西、日耳曼是一片巨大、湿润、富饶的冲积平原，罗马人从未深耕这片土地，直到加洛林王朝时期，这片冲积平原的耕种才真正开始。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农业发展的另一重要条件是宜人的气候。8世纪起，西欧的气候上升了1度，而且相对干燥，干燥的气候对偏湿的北欧极为重要。
耕种方式上，从二圃制向三圃制转变。二圃制就是把所有耕地分成两部分，轮流耕作，每年有一半的耕地处于休耕状态。三圃制则是把耕地分成三部分，每年有一部分休耕，两部分耕作，其中一部分是春季播种的作物，另一部分是秋季播种的作物。生产率提高了1/3。
耕种工具上，以重犁取代轻犁，发明马轭，用马而不是牛耕田，工作效率提高三至四倍。
作物品种上，以前主要是小麦、大麦、黑麦、燕麦四类，到了10世纪，引进豌豆、扁豆和蚕豆等新作物。
这场全方位的农业革命，农民收成增长3倍多，家里也有了余粮。这就自然引起了人口增长，1000年到1200年，英格兰从200万增加至400万，法兰西从600万增加至1100万，日耳曼从400万增加至900万。
当然，我们也不宜夸大农民的物质生活，只是相对提高了，绝对水平上还是比较差，饥饿率、婴儿死亡率骇人听闻，预期寿命35岁，低得可怕。亩产量也只有同时期中国的1/3。
二、封建无政府的社会基础
在古代中国，以家庭为基本组织单位，家庭内部以儒家伦理维系，国是家的同构放大，从而建立起中央集权制国家。《诸子百家，儒家凭什么屹立两千年？》
在西欧中世纪，以庄园为基本组织单位，庄园内部以庄园制度维系，庄园领主效忠上级，上级给予土地保护和军事保护，以附庸的形式建立起封建国家。
与中国内部各级成员紧密依存不同，西欧封建国家的每一级领主都有自治能力，国家是一个松懈的组织。
1、封建制度
早期日耳曼人是游牧民族，社会结构依赖血缘和效忠。入侵罗马后，领袖赏赐给勇士一块土地，勇士以军事服役来回报。这就会衍生出一连串独特特征：武士贵族对社会的支配；政治权威下放给封土贵族；臣民对领主个人忠诚，没有对假定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国家的忠诚。
因为维京人、穆斯林人和马扎尔人的袭击，底层人士，包括农奴和富裕的自由人，都没有能力独自保卫自己，纷纷依附于封建贵族，自己的私有地产成为了封土。“没有无领主的土地”。
但是，这种封建制度绝非成体系的，封土与封土之间的习俗规则各不相同，此时的封建制度以一种极其随意的方式成长起来。
到了9世纪后，封土向世袭占有转变，这意味着国王控制力的急剧下降，军事、政治、经济和司法权力都集中在大领主手里，真正的统治者，是伯爵、公爵等大封建领主们，作为名义领主的国王，仅承担了最空洞的忠诚。
如果不能解决世袭问题，那么想成为一个具有实际控制力的国王，就只能拥有自己直接支配的足够财富，需要建立起以任命的官员而非世袭封臣为基础的政治结构。
2、庄园经济
庄园制度是中世纪最基本的经济社会组织方式，类似于中国小农经济的家庭，自给自足。
庄园的土地分为两种：领主保留的自营地，占比1/3到1/2，农民为领主无偿耕种，收入全部归领主；农奴耕种的份地，领主不能随意收回，必须承担劳役，缴纳捐税。庄园周围的荒地、林地等共用地，佃户都可以使用，但是也得收租费。
佃户分两种：自由农和农奴。庄园生产者主要是农奴，除耕种自己的份地外，还需要无偿耕种自营地，终生不能离开庄园。自由农只需向领主缴纳固定租金，可以留在庄园，也可以离开，是中世纪晚期商人的重要来源。
领主还有司法权，设有庄园法庭，支配着佃户的人身和财产。领主还有垄断权，庄园内的生产设施，必须是付费使用。这是庄园与中国魏晋南北朝的世族最大的不同。佃农与世族是经济依附，而佃农与庄园是经济、政治、人身的全面依附，因此，在中世纪，西欧农民只知领主，不知国家。
在西欧的庄园制度和封建制度下，无论是最底层的农民，还是各级领主，都只对自己的直接上级负责或效忠，从而使得各级领主实际能控制的只有自己的直接下属，每一级领主都有完善的自治能力，最终导致一个后果：国家松懈，王权虚弱，地方强势。与中国王朝形成鲜明对比。
庄园经济类似于中国南北朝的世族经济，世家大族掌握资源，中央与平民之间隔着一条鸿沟，造成皇权虚弱，社会板结，国家动乱。具体参考《财政眼中的帝国兴衰（二）——乱世》
三、不稳定的君主制国家
随着维京人和马扎尔人攻击逐渐平息，社会安定下来，人口稳定增长。国家的政治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法兰西、英格兰和日耳曼国王们从扩大王室领地、加强官僚机构和与教会合作三方面入手，压制诸侯，试图构造稳定的君主制国家。
1、法兰西，扩大王室领地
西法兰克属于罗马故土，在抵御维京人的过程中，著名的强人罗伯特乘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成为西法兰克最有实力的贵族。987年，罗伯特家族的休卡佩取代加洛林王子成为王位继承人，开创卡佩王朝。
但此时的卡佩王朝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由许多封建大诸侯组成的松懈联盟。国王的势力大小，取决于其统辖直属领地的大小和资源。
之后的两百年，王室领地时而缩小、时而扩大，很不稳定。
法兰西的君主可以一直生存下来，主要是因为有教会的坚强后盾。法兰克王国在5世纪末就皈依了基督教，与诸侯相反，教会总是希望有个强大而统一的君主政体，与其应付多个诸侯，远不如应付一个君主来得方便。在教会看来，推翻神圣的法兰西国王是违背上帝旨意的。可见，信仰与专制君王有着天然的好感。
到腓力奥古斯都（1180-1223年）继位后，施展手腕扩大控制领地范围，到1205年，诺曼底、曼恩、安茹和图雷纳都在国王控制之下。1214年，英格兰联合日耳曼进攻巴黎，奥古斯都在法国北部的布汶战役中击溃了奥托，稳定了势力范围。
此时，单就一个诺曼底领地的税收，就已经相当于征服前整个王室的税收，腓力奥古斯都的税收是以往法兰西君王的4倍，君主权力得到大大增强。然后，国王开始改革官僚机构，用王室代理人取代地方世袭官职，逐渐形成一个相当可畏的官僚系统。
后来，腓力的儿子分封王室领地，腓力的成果戛然而止。
2、英格兰，控制司法权
1066年，英格兰国王爱德华去世，膝下无嗣，诺曼底公爵威廉是爱德华的外甥，认为自己是英格兰国王的合法继承人，并在黑斯廷斯战役中击败对手哈罗德，征服了英格兰，此举改变了英格兰的历史，是英法百年战争的源头。
威廉对卡佩王朝的君主制度的缺陷了如指掌，他希望自己统治的英格兰是一个强盛的中央集权政体。首先，他加强中央财政，扩大皇室领地，远远超过单个诸侯们，并编制《末日审判书》，详细记载各个地区的资源情况，方便征收赋税；其次，掌握选派地方官的权力，从而控制地方的司法和行政；最后，建立专门为国王服务的骑士制度，也就是中央养兵，中央就有了令人生畏的军事实力。
英格兰是威廉武力征服的，因此，在同时代的君主政体国家中，英格兰的政府要有效得多。自古以来，武力开国，才是得国最正的方式。
威廉一世去世后，他将诺曼底公国和英格兰王国分别给予长子和次子。1100年，次子意外去世后，幼子亨利继承英国王位，即亨利一世（1100-1135年）。首先武力征服诺曼底，然后在英格兰通过建立皇家法庭剥夺诸侯的司法权力。
一番内战后，1154年亨利二世继位，亨利二世从母亲处继承了诺曼底，从父亲处继承了安茹，又得到了阿基坦作为嫁妆。因此他统治着一片极为广大的领土，史称安茹帝国，当然，只是个依靠血缘形成的有名无实的帝国，很快就被法兰西的腓力奥古斯都占据。
亨利二世积极运作，创建大陪审团和占有权巡回审判庭，几乎任何案子都能呈送到皇家法庭，扩大了外祖父亨利一世时期的司法权力。
亨利二世的强势，引发了诸侯们的叛乱，到了晚年，他的儿子们陷入争权的内乱。
与法兰西卡佩王朝的关键不同在于，威廉一世和亨利一世是武力登基的，中央政府有效得多。所以在后来的百年战争中，英格兰跨海入侵，法兰西节节败退，丧失半壁江山。
日耳曼人固守“诸子分封”的传统，显示了这群人政治上确实比较滞后，远不如中国的“长子继承”来得稳定，这直接造成了欧洲封建体系的八百诸侯。
3、日耳曼，瞄准意大利
东法兰克国家的大部分地区从未隶属过罗马帝国和墨洛温王朝，直到加洛林王朝时期，这些地方才被征服。因此，诸侯的分裂倾向更明显。
马扎尔人入侵后，只有依靠统一的领导，公爵们联合起来，才能制止马扎尔人。他们选举了最强大的萨克森公爵捕鸟者亨利来当国王（919-936年）。
亨利的儿子，奥托大帝（936-973年）登上历史舞台。955年，在莱西菲尔德战役中重创马扎尔人，成就奥托威名。马扎尔人撤退至匈牙利，在那里建立了匈牙利王国。
奥托不甘心只是名义上的国王，他要成为事实上的国王。其牢固权力的唯一基础是萨克森领地，日耳曼本土的势力盘根错节，很难打破，奥托大帝将眼光转移到混乱的意大利。
951年，征服意大利北部伦巴第；962年，入侵罗马，在圣彼得大教堂加冕为皇帝，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开端。
奥托承认教皇的世俗权力，但是作为交换条件，他要求新教皇的当选必须经他本人同意，奥托大帝甚至可以任命教皇。从此，皇权与教权在一种更激烈的斗争中存续，这场争夺游戏通俗地说是军人与和尚的战争。
奥托对意大利的入侵开创了一个传统：几乎每个强势的德国国王都要进军意大利，忽略日耳曼境内，并在罗马加冕为皇帝，这给德、意两国人民带来无比灾难。
“德国内部虽然缺乏经济联系，但本来还是会实现而且甚至还可能更早实现中央集权的。罗马皇帝的称号和由此而来的称霸欧洲的野心使得民族国家不可能组成，并且使得力量在历次征服意大利的征战中消耗尽了。”——恩格斯
此后的五六百年，日耳曼皇帝的重心逐步转移至意大利，而日耳曼诸侯自行其是，境内在短暂的平定和长期的混乱中循环往复，而意大利则战乱不断。
980年，奥托二世平定巴伐利亚叛乱后在罗马加冕，982年，在抵抗南意大利的阿拉伯人入侵中，遭到毁灭性打击，返回罗马后就去世了，留下了三岁的儿子，日耳曼重回混乱。
1046年，亨利三世平定整个日耳曼，在罗马进行了皇帝加冕。
亨利四世（1056-1105年）与罗马教皇激烈对抗，日耳曼重回叛乱。
著名的腓特烈一世（1152-1190年）将经济中心转移至意大利。1155年，在圣彼得大教堂加冕为皇帝。1176年，在莱尼尼诺战役中腓特烈败于伦巴第同盟。1183年，他以外交手腕与伦巴第和西西里达成协议，意大利两地每年支付一大笔费用，日耳曼不再进攻他们。此时的问题是，腓特烈的大量税收来自于日耳曼境外，而政治中心还在境内，帝国的未来模式还不确定。
1190年，腓特烈的儿子亨利六世继位，将帝国政治重心转移到意大利，1194年，入侵西西里，整个意大利落入他手。他开始计划征服希腊，但1197年他就逝世了，留下一个还未实现的地中海帝国的美梦，日耳曼再度卷入内战。
封建制对君主专制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西欧三国的稳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王的性情与手腕，却无法使之制度化，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办法导致西欧不断陷入内战，安定是一时的，动乱是常态。
遗憾的是，未完全开化的西欧人始终没有去寻找如中国科举制这样的化解封土世袭制的办法，陷入实力崇拜的旋涡，底层平民苦不堪言。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社会的安定，阶级流动性成为政权稳定性的核心问题，而西欧人首先想到的渠道是对外征服，这便是十字军东征。
四、教会改革与扩张
“在人类社会中，当精神工具发挥作用的时候，它比物质工具占据着更为重要的地位。对人类灵魂的控制，是最宝贵的战利品。”——汤因比《历史研究》
在墨洛温王朝和加洛林王朝时期，全欧洲蒙受了维京人、马扎尔人、阿拉伯人的入侵骚扰，为了生存，教会必须与世俗权力建立合作关系，只有权力才能提供保护。因此，教士常常成为贵族领主的附庸，物质与精神上同步世俗化，教会的标准出现了普遍性衰退，教会十分腐败与混乱。
1、教会对抗世俗
为了防止教会的精神堕落，维护宗教的纯洁性，10世纪初，一批教士开始了修道院改革，在法国建立了克吕尼修道院。所有给修道院的馈赠是无条件的和自愿的，脱离以封建劳役为交换的土地，克吕尼仅以做弥撒和祈祷回馈施主。脱离世俗，回归精神领域，修道院保持了很高的教规水准，逐渐遍布全西欧，达到数百家。但随着封建领主的捐赠越来越多，克吕尼修道院积累的财富又一次引发了宗教生活的堕落。
12世纪，圣伯尔纳掀起西多会发展的浪潮，对抗克吕尼修道院的腐化，西多会拒绝一切经济来源，选择在无人的荒山野岭建立修道院，自己进行垦荒劳作，保持严格的戒律。而且，西多会首次向广大未受教育的农民开放。西多会发展迅速，到12世纪末，数量达到500家。随着积累土地的越来越多，西多会最后与克吕尼修道院一样腐化堕落了，被称为“欧洲的新犹太人”。
两次修道院改革，对西欧文明的发展，再怎么评价也不为过，没有这些，西欧将是一片乌烟瘴气。
信仰的世俗化，可以参照中东的伊斯兰教，深陷世俗泥潭不可自拔，国家动乱纷争，平民苦不堪言。
2、教会对抗王权
在维护宗教独立上，帝国与教廷之间的主教任命权之争至为关键。国王授予主教财产和权力，条件是自己任命主教，这一俗人授职权的惯例，受到了教会改革家的挑战。
改革最狂热的就是教皇格列高利七世（1073-1085年），他不仅要求彻底粉碎皇帝对教会任命的控制，还要更进一步使皇帝的世俗权威屈服于教皇的精神权威，主要与日耳曼的亨利四世（1056-1105年）对抗。
教皇一度占据上风，在卡诺莎沉重打击了皇帝的尊严，从此再也没恢复过来。但1084年，亨利占领罗马，格列高利七世请求意大利南部的诺曼人援助，亨利遂从罗马撤退，然而，诺曼人撤回南部前把罗马城洗劫一空。几个月后，格列高利七世去世。当宗教的精神之剑被物质力量取代时，总是避免不了失败，150年之后，英诺森四世与腓特烈二世之间更激烈的冲突，也是这个同样的结局。
但格列高利七世的改革要点得到了延续，经过30年争论，1122年，《沃姆斯宗教协定》终于结束争端：主教必须按照教规选出，就任之前，必须作为一个封建诸侯宣誓效忠国王，并从国王那里获得封土和世俗权力，国王放弃使用戒指和权杖。
授职权之争彻底结束，但双方的冲突远没结束，因为教会不可能完全放弃世俗权力，帝国不可能听任教会侵蚀自己权力。
在这场冲突中，教会的威信大大增强，作为基督教最高统治者的地位再次得到有力的维护和普遍承认，从世俗的泥潭中挣脱出来。西方世界彻底结束了帝王神权统治的趋势，从此，教会与国家之间的二元关系，互相牵制对方权力，影响了西方文明的发展方向。
这是西欧与中东政教合一的神权统治截然不同之处。
3、基督教的扩张
10世纪和11世纪，基督教最主要的发展是，基督教传播到异族。基督教向南的发展受阻，将目光瞄向了北欧和东欧。
900年，英格兰和诺曼底的维京人接受基督教。10世纪后半期到11世纪前半期，在英国和法国传教士的帮助下，丹麦、瑞典、挪威和冰岛确定基督教为国教。到1000年，在日耳曼帝国的渗透下，波西米亚、波兰和匈牙利接受了基督教。
867年，发生了佛提乌分裂，拜占庭的东部主教们开除了教皇的教籍，从此双方争执不断，1054年，双方正式分裂成希腊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
天主教与东正教在巴尔干半岛争夺地盘，结果，克罗地亚接受天主教，塞尔维亚、保加利亚、俄罗斯接受东正教。
五、国际环境
在西欧复苏之际，围绕西欧的拜占庭和穆斯林发生了由盛而衰的变化，这是西欧成长的有利外部环境。
1、拜占庭陨落
拜占庭帝国矗立在西欧与中东之间，担任着抵抗穆斯林的屏障。
894-913年，保加利亚语拜占庭爆发多次冲突，以保加利亚攻入首都结束。966年，拜占庭反攻，征服保加利亚东部；1014年，皇帝巴西尔二世完全征服保加利亚，皇帝也因此获得了“保加利亚人屠夫巴西尔”的绰号。巴西尔二世还完成了对亚美尼亚的征服。拜占庭达到权力的巅峰。
11世纪中叶开始，拜占庭陷入急速衰落。皇位争夺导致内乱不断，保加利亚人趁机反叛，克罗地亚独立，匈牙利夺取贝尔克莱德（现塞尔维亚首都）。
“保加利亚战争压垮了拜占庭人。”——汤因比《历史研究》
2、穆斯林的分裂
750年，阿拔斯王朝取代倭马亚王朝，定都巴格达。
但穆斯林帝国很快分裂成诸多独立国家。倭马亚王朝残余势力在西班牙建国，什叶派穆斯林在摩洛哥、突尼斯、埃及建立独立国家。945年，波斯家族白益人占领巴格达，自认统治者。
1055年，从中亚迁徙而来的塞尔柱突厥人夺取巴格达。1071年，塞尔柱人在曼齐刻尔克战役中击溃拜占庭，占领土耳其。
穆斯林在7-9世纪的扩张，东西两面夹击西欧，这种被伊斯兰支配的恐惧一直到现在都还存在。10世纪后，穆斯林帝国停止扩张，由盛而衰，此消彼长给了西欧报复的可趁之机。
3、西班牙之争
自711年瓜达莱特战役后，西班牙一直在穆斯林的统治之下。
1031年，西班牙穆斯林帝国分裂成20个小国，基督教国家趁机与穆斯林国家征战不休。
1212年，双方在托洛萨展开大决战，基督教大获全胜，穆斯林在西班牙的领土仅剩下南端的格拉纳达省，直到15世纪才收回。
六、丑陋而失败的十字军东征
曼齐刻尔克战役后，拜占庭帝国请求罗马帮助收复失土。以此为契机，1095年，教廷鼓励发动一次对土耳其的远征，鼓吹死去的战士将获得进入天堂的奖赏，封建地主阶级和平民看到了获得宗教和世俗奖赏的双重机会，踊跃参加。西欧人意图通过对外征服解决阶级流动性问题。
1097年，3000名骑士、1万名步兵的十字军一路烧杀抢劫，经君士坦丁堡，到达巴勒斯坦。7月，十字军与塞尔柱突厥人爆发多利留姆战役，十字军幸运获胜。十字军继续烧杀抢劫，于1099年到达耶路撒冷，对当地居民进行了可怕的大屠杀，所罗门神殿有1万人被屠杀，殿内血深及踝。站稳脚跟后，创建了耶路撒冷拉丁王国、安条克公国、的黎波里伯国以及艾德萨国。
1144年，埃德萨国被摩苏尔穆斯林征服，教皇鼓励了第二次东征，但一无所获。
1187年，阿尤布王朝的萨拉丁入侵耶路撒冷王国，在海廷战役中完全摧毁了拉丁王国的军事力量。1189年，英法德发动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但收效甚微。腓特烈一世在此次征战中意外淹死。
萨拉丁因抗击十字军而成为阿拉伯世界的民族英雄，萨拉丁是库尔德人，现在闹独立的库尔德人一直自称萨拉丁后裔。
1204年，教皇英诺森三世组织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到达君士坦丁堡后，十字军却大肆抢劫、纵情狂欢，他们抢劫、亵渎希腊基督教堂，让妓女登上圣索菲亚大教堂的教长宝座。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使拜占庭帝国土崩瓦解。十字军建立了拉丁帝国、撒罗尼卡拉丁王国、雅典公国、亚该亚公国和其他一些邦国。
十字军东征一共9次，一直到13世纪末为止，结束的原因是征服土地未果，战争没有带来收益，西欧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反而恶化。
十字军东征撕下了基督教思想虚伪的面孔，打着宗教的幌子，实则是为了得到封土和抢劫，其野蛮残忍证明，宗教思想在人性贪婪和暴力面前不堪一击，东方各国生灵涂炭。
15世纪的开辟新航线，可以看做是海上十字军东征。都是为了财富掠夺，给当地人带来了毁灭性打击，没有一丁点基督教的仁慈博爱，只有西欧人的贪婪与残忍。所谓带来的经济文化进步，不过是遮羞布而已，本质依然是打劫。
国内社会阶层板结，犹如一潭死水，对外征服失败，导致阶级流动性问题无法解决，最终西欧人摸索到了商业发展的办法。
小结
9-12世纪的西欧复苏，是一次农业文明的发展，封建制度与庄园经济是西欧文明的基石，王权与教廷的政教分离避免了精神的堕落。但农业发展先天不足，世袭封建领主又造成中央与平民的巨大隔阂，税收的艰难和王权的不足导致难以塑造出稳定的制度化国家，造成国家上层动荡、社会下层板结，西欧国家难以有较大的突破。
农业文明在西欧的水土不服，给了商业发展的空间。发展商业，即是一种主动，也是一种被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