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 公 的 自 传
文/杜欣欣
火车站旁那似乎是一台上行的缆车，门口吊着乘客，门外倾斜着街道。
人和街都蒙在雾中，湿漉漉的阴郁，这是我小时候对重庆城的记忆。
一条走廊隔开了两边，外祖父母带着小姨住在左边，祖母和堂兄姐、姑姑一家共七口人住在右边，右边到底有几间房子呢？
我模糊地记得，无漆的地板下响着奇怪的声音。朝南却依然阴暗潮湿的房间，一束阳光透进来，也是旧旧的。阴暗潮湿的天井，人们在洗洗涮涮。他们又在阴暗潮湿中端起饭碗，碗里是米饭和泡豇豆。
那一年我六岁，虽然并非第一次回故乡，却是第一次对故乡有了记忆。那几根泡豇豆成为我唯一的故乡食品记忆。
我甚至怀疑母亲描述的真实性：“刚到北京时，我就想回重庆，这里连小面都吃不到。”“到北方这么多年，我最想念的是家乡重庆的青菜。叶儿粑，小牛肉…。”“这个不是青菜头，你根本没吃过，那青青的香气。”“抗战时逃到南岸乡下，舅公家只有两个老人，他们有60石（读担，是粮食的容积单位，一石相当于现在的100-120斤）地。最喜欢吃腊肉蘸白糖。吃炒手放辣子时也要放一点白糖。”
那次回川，我还在上全托幼儿园，不知道那一年是大饥荒的第二年，更不知道所谓的自然灾害其实是人祸。近40年之后，我得知在大饥荒时被饿死的三千六百万人中有我的公公。他饿死时，我先生14岁，他最小的弟弟与我同岁，他们居住在物产丰富不输蜀地的福州。
虽然我见过外公，但他的形象好像只在照片里，从未与生活中的其他人物重叠。那张照片是我们唯一的准全家福。照片的前排坐着外祖父母，后面站着他们五个女儿中的四个。小我两三岁的表妹坐在外祖父母中间，她的眼睛有点斜视。我站在外祖母身边，眼睛望着别处。
外祖父高颧骨，凸眼厚唇，面相苦寒；外祖母却是大眼浓眉，鼻宽嘴阔，颇有福相。四个女儿基本都像她们的母亲，但我父亲的评论是：“一头一尾长得最漂亮”。那个“头”就是我母亲。
我母亲1950年代末离开重庆。二十年间，她只回去三次。我17岁时，母亲从东北五七干校回乡。外祖父一向寡言，从不抱怨，但那一次他对母亲说：“人活着没什么意思，什么吃的都没有。”母亲探亲回来不到一年，外祖父就去世了。尽管母亲一向敬重外祖父，但多年来，因为顾虑“他们是剥削阶级”，她尽量不与他们发生联系。我甚至不记得，母亲在文革中曾与外祖父通过信。外祖父去世很久，母亲才知道家中经济拮据。我母亲并非吝啬之人，她多次给地处偏僻的妹妹们寄过食品，寄过钱。1970年代，我们去干校，她还每月寄十元给我的老保姆维持生活，一寄就寄了三年。可是她从未帮助过自己的父亲。对于是否回重庆奔丧，母亲相当纠结：“刚刚回去过，不知道准不准假？”其时，林彪已经出走并被定性为反党集团，即便愚钝如我也不再对某些“神圣”的东西深怀敬畏。我猜如果她去请假很可能会被批准，但恐惧使她连试一下的勇气都没有。外祖父去世前，一直借住在我祖母家。那时我父母已离婚。外公自知来日无多，不愿再麻烦前亲家，就搬去我二姨家。二姨妈将唯一的睡房让出来，几个姨妈从外地赶回去送终，没有地方睡，就坐在椅子上过夜。姨妈说外祖父临终前还担心自己的“历史问题”会影响孩子。他到底有什么历史问题？很多年之后，四姨妈寄来了外公的自传并告诉我得来的原委：“1969年夏天，我回重庆生孩子，爹叫我把自传抄写一份。随后我回到厂时（她在陕西户县工作）带走他的原稿。回到厂里，我将这份自传交给组织上。因当时处于文革，组织对出身不好的人没完没了的审查。”“1979年底，我退休，组织上又将这份材料退还给我。”我猜，外祖父的亲笔自传一直保留在他的档案里直至他去世。当年四姨妈为免受牵连，带走并上交了外公的自传，而我母亲已于一年前被群众专政，在关押中，她试图自杀。我开始阅读外公的自传。一共六页，写于1951年9月18日。起首注明了自传留底。这是一个副本，想必外公是应什么人要求而写，正本已经上交了。嗯，字迹很熟悉。果然，我姨妈在信中写道：“从原稿看，爹的这份自传是大姐抄写的。”在脆薄的无格白纸上，老式的书写自上而下，从右至左，没有很多标点：“1951年9月18日姓名 杜振华 成分 工商业户兼地主 年龄 53岁 学历：私学八年。”嗯，外公写这份交待性自传时，我还未出生，而我读到它时正好是53岁。外公写道：“我于1899年3月27日生于一个小商人家庭。父亲杜正光，母亲熊氏，共4兄弟一姐姐，我行三，父亲从事大笺作坊（迷信用纸），但年年折本负债，不能维持生活，于是由江北迁往重庆巴县长生乡浩屋，依赖舅父熊高五（地主）生活。七岁时开始念私塾，因经济窘迫在课余必须兼作活路至17岁时（1915）由舅父介绍到本城新丰街远记百货字号当学徒三年，所得仅6千小钱……”母亲还记得那小钱就是中间有方形孔的清朝铜钱。明清时代，一吊铜钱大致等于一个银元，但清末银本位制使铜币大为贬值，而民初时期货币极为混乱，据我母亲说，6千小钱大概只相当于两元钱。在我母亲和姨妈回忆中，外公年轻时的“经济窘迫”更具细节：“爹爹小时候，七口之家每月只能买一斤猪油。祖母把它切成30块，每次炒菜放到锅里去抹抹。他只念过两年私塾，十岁就开始在田地劳作，为人宰杀牲口，还去几十里之外挑盐。后来祖母摔伤了腿，因无钱医治，只能任其腐烂，在床上躺了十几年，被折磨死了。她临死前，曾听人说炒猪肝很好吃，很想吃，但至死也没尝过。每逢祖母的忌日，爹爹都会供上一碗猪肝……。”1918年，当店员的外公因提货粗心被老板谩骂开除，从此“生活陷于苦境”。为了谋生，他徒步从重庆走到成都。谋职未果，他又走回重庆。外公20岁时进入纸烟铺当店员。6年后，他娶了道士的女儿汪淑芬为妻，自称“斯时已勉强自立”。1927年，“人望高水望低”，外公辞职转入另一纸烟铺，其时月薪40元。“1928年（永和纸烟铺）改组为南耀烟草公司（即英美烟草公司全川经销处），资方为洪戒熏并有军阀唐式遵郭叔皋屠鳖斋，那时我仍当营业员，月薪升为70元。”“1929年八月，资方洪戒熏另外组织了荣光公司，因为我成绩好，所以占了十分之一股权（合200元），于是我从被剥削转为剥削者……。后升任南耀公司协理，1932年5月开办万县南耀分公司，调为兼万县经理。”1927年至1932年，外祖父的职位逐渐上升，生活逐渐富足，而那段时间正是近代中国的黄金十年。这黄金十年始于1927年，终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虽然当时的国民政府内忧外患几无宁日，但却实现了货币外汇金融改革，关税自主，收回英国和比利时在华租界。全国的铁路网络也从八千公里增加到一万三千公里，而公路的总长度则由1921年代1000公里增加近五倍。对于这十年的经济成就，历史学家徐中约在《中国近代史》评价道：“尽管这个数目以西方标准来看是较小的，但在一个兵燹肆虐、贫穷不堪的国家，却代表了相当大的努力。”1937年7月，七七事变之后，中国大陆相继失守。为了以空间换取时间持久抗战，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重庆成为抗日战争时期的工业和经济命脉。外公的事业在1934年至1938年到达顶峰。然而，当叙述这段历史时，他也越来越多地使用新词汇自我诋毁自我批判，这类词句逐渐占了1/6强的篇幅。“1934年，储蓄渐多，认为只有买田购地才是衣锦还乡，在长生乡购置田地80老石，从此开始剥削农民，那时虽然不全靠收租吃饭，但是地主阶级的封建意识很浓厚，认为自己劳动发家，用劳力换来的钱应该收租。同时尽量效忠那些资本家表现自己的才能好得到他们的提拔，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我，是不择任何手段去获得金钱和地位的，因此作了军阀资本家和帝国主义的走狗……。1935年，因洪戒熏与颐中烟草公司（英美烟草更名）总办西人意见不合，公司当局认为我在事业方面尚有经验，推我出来作总前经理。”据资料，中国历代的“一石”所代表的重量略有不同，外公的80“老石”大约是清朝单位。听我母亲说，外公并不喜欢买地，他认为那是死钱，做生意需要流动资金。以后他没再买地。在女儿们的回忆中，她们的父亲确是极为辛劳地向上挣扎着。当他挣扎上去之后，终于能“衣锦还乡”时，他拿出100两银子酬谢舅公养育之恩，并在当地办了一所小学。其后十几年，他养育了自己以及兄弟姐妹的家庭，资助弟弟上大学。据我三姨说，每次学校开学，他都要替二十多个孩子交学费。1938年重庆遭到日军疯狂轰炸，外公举家迁至南岸的长生乡故居，他本人每周三日仍去公司上班。1941年春节，外祖父带着三个小女儿外出看龙灯，家中仅有我母亲和怀孕的外祖母。14岁的母亲听到有人敲门，以为是家人转来，赶忙跑去开门，进来的却是穿军服的国民党兵。他们入室后，举枪直指我母亲，逼着外祖母交出财物。外祖母挺着大肚子，恳求他们莫开枪，拐着小脚跑进房间，打开保险柜，拿出家里最后的积蓄。据母亲说，保险柜里存了一叠法币，还有一些戒指和镯子——那都是外婆为四个女儿存的嫁妆。当时国民党军队并没有营房，官兵就住百姓家。外公家曾住过一位姓谭的团长。谭团长是四川人，毕业于黄埔军校。被抢劫之后，外公找到谭团长投诉。谭团长得知后非常生气，答应调查并按军纪处理。后来谭团长真的抓住参加抢劫的人，还让外婆去指认。外婆指认后，为了严肃军纪，那个犯罪的士兵被枪决。淮海战役之后，谭战败。他带着妻子，勤务兵逃回四川家乡，不久就遭到清算。他决定与妻子一起上吊自杀。但他家徒四壁，找不到绳子，谭团长就撞墙身亡，妻子去跳井。谭的勤务兵后来逃回重庆，向外公讲述了这段故事。1942年，外祖父一家仅靠田产已无法维持。原先的东家要他去成都做香烟生意，全家就跟了去。最初香烟货源来自越南海防，但随着战事加剧，货源愈加稀缺。“且由海防所运至全部烟件因日寇登陆海防完全损失，南耀与紫光（香烟公司）同时结束。”其后，外公又试图从西北贩运纸烟，“不久，西北烟货源又稀，旋即改组华泰裕卷机制烟厂。”据母亲回忆，依靠东家的资金和郫县的烟叶，外祖父勉强开办了一家只有三台卷烟机的工厂。因无钱雇佣技术员，他自己勾兑烟料。外公抽了几十年的烟，他勾兑的香烟气味芳香，燃烧后的灰烬呈现理想的白色。可是新牌子的香烟很难打开市场，后来卷烟厂又遭洪水。1945年8 月14日，日本投降，“中国为战争的结束欢呼雀跃，并急切地盼望相当时间的和平和重建。”（徐中约）然而和平并未持久，重建遥遥无期。战争引发的巨额赤字，随之而来的内战和通货膨胀终使外公的生意无以为继，他只得关闭烟厂远走上海寻找货源。外公重操贩卖旧业不久，解放后，外公的私有财产和尊严都被没收。面对私人财产被没收，他无奈地自嘲道：“反正我原来就是穷人。”凭借外公仅有的文字，今人已难猜测他当时的心理。或许他以为那不过是又一次改朝换代，可是这一次与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却大不同。新朝代建立不久即开始摒弃摧毁以往社会的一切价值，并“将从前分散在大量从属权力机构、等级、阶级、职业、家庭、个人，亦即散布于整个社会中的一切零散权力和影响，全部吸引过来，吞没在它的统一体中。”（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二章）外公本能地顺应了，顺应它的群众运动，顺应它的严密控制，顺应，顺应。在自传中，他因出身贫苦，无法深挖更具有批判力的阶级根源，只得给自己戴上“小资产阶级想籍金钱势力向上爬”的帽子。除了戴帽子，他还以南洋烟草公司为例，将英美烟草公司的销售手段、经销商合同条款都妖魔化为帝国主义经济侵略，进一步自贬为“作了军阀资本家帝国主义的走狗”。外公并不知道，早在1931年英美两国已自动废除所有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外公的勤劳所得都被带上了罪恶的标签，他的女儿们也因为出生于温饱之家而带有原罪。我的三个姨妈大学毕业之后都被分配到偏远地区工作。五姨小我母亲15岁，她是家中最小的女儿，颇得宠爱，念医学院时已有了男友，我还看过他们的合影。那个时代，男女朋友合影就相当于定婚。后来男友被分配到军队工作，他立刻决定与小姨分手。我小姨被分配到湖北恩施，在那里很多年，一直无法找到合适的男友。她在家的时间最长，我希望从她那里知道更多有关外公的事，但是她说：“想起过去的事就难过，我不去想。”在自传的第五页，外公提到参加工商联，并受聘为纸烟商业公会的主委。他“参加中国共产党29周年纪念大会（1951年7月1日），听过邓政委及若干次大报告。”“这一连串的教育，使我深深地感到只有人民自己的政府才有权利管理自己的事，在过去国民党统治是，对于政治毫无认识，以为遵守政府法令、安分守己、为人忠厚老实、不谋暴利就是一个正直的生意人，但是由于糊涂了阶级观点，自己一直是资产阶级的享乐和剥削思想，所以在四大运动中，政府号召退押，我很快起来带头作用完成两千五百石的退押任务。”退押是中共1950年代初在农村开展减租退押运动的一部分。押金是农民租地时交给地主的抵押财物。如果农民欠租，地主可从押金中扣除。此一租佃制度自明清开始。当时退押减租与土改结合，我母亲于1951年参加郫县的土改。60年之后，我曾问起她土改的情景。她说那时很忙，每天出去发动群众，上级要检查。她看到农民生活苦，后来还看到枪毙地主，心里觉得很惨。她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以前佃户每年到城里来报收成，他们报多少就是多少，外公都给他们留足口粮，临走还让他们带一些小东西走。土改时，他立刻回乡给佃户磕头，所以外公没被斗。但我的大伯父就惨了，他家所有的东西都被拿走了。后来佃户看他可怜，半夜偷偷送铺盖给他。”当我再次追问：“你参加土改，没想过外公也是地主吗？”她还是没有正面回答：“爹爹是工商户兼地主。而且我已经参加革命了，那时候是地主不牵连子女。”1960年代，母亲被派去湖南农村搞四清运动，农民的贫苦深深地震撼她：“一家只有一床棉絮，没吃的，那里的女人连月事都不来。”她说，当年在郫县搞土改，住在农民家，农民还擀面条。四清时的农民比四川土改时的农民还要穷。四清结束离开时，她把自己铺盖全部留下。回到单位，她自动减薪。其后十年，她一直只拿三分之二的工资。在此页纸边上，外公好像觉得批判得还不够，他又填加了类似“美帝国主义真狠毒”等词句。可是以我这个第三代，却也是过来人的眼光看，外公给自己戴的帽子还是太轻了。果然，不到三个月，红色中国就展开了三反五反运动。“三反”是在国家机关和企业中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五反”是在私营企业中进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运动之前，外公已无生意，外婆曾劝他退掉租用的店铺，但因依靠外公吃饭的子侄都要有事情做，他决定维持，不想自己竟因此被打成了“老虎”。所谓的“老虎”就是“贪污犯”。当时标准是贪污1000万元（旧币）以上者，即为老虎；贪污1亿元以上者，为大老虎。各单位的老虎是有计划、有比例、有数字的。陶铸当时主政广东，他曾总结广东“打老虎”的经验：“据省府经验，大老虎都是逼出来的。”在陶铸的经验里，上至政府采购人员、机关职员、公私合营老板，下至仓库管理员、从事掌管小家务生产的人都有老虎嫌疑，一经确定，便可“大胆怀疑，作出假设，进行搜集材料。”“小会挤，大会压，个人谈。”“不管他如何老奸巨猾，其组织是不坚固的，是怕死的。用死去吓他，用利去搞他，可以打破。”于是，成为“老虎”的外公被批斗，几天几夜不让他睡觉。为了退“赃款”，他卖了房子还不够，他回家大哭：“我没有那么多钱啊。”最后他上交了铺盖。三十多年后，外公早已去世，外婆从重庆来与我们同住。她的温和慈祥与母亲的急躁紧张正成对比。每当太阳好，外婆会在头上顶一块帕子，端着一个小凳子，拐着一双小脚出去晒太阳。在院子里，如果遇到其他人的外婆，她就慢声细语地摆起龙门阵。回家路上，她会随手摘几朵南瓜花。中午吃饭，她把花朵在油里略炸炸。我从未见过炸南瓜花，她笑着说：“炸来耍的。”早年家中有座老式风琴，某天母亲放学回家，听到有人边弹边唱，进屋一看，原来是外婆在唱。母亲说，虽然外婆只上过一年私塾，但会读报，而且无师自通地学会弹琴。外婆的父亲是道士，过去办丧事都要请道士念唱，很多道士都有好嗓音。我母亲和三姨妈也都有好嗓音，后来又都以声乐为职业，大约确有传承。一个夜晚，我被惊醒。我听到男人大声说话，而我们一家三代三个女人。我坐起来细听，才知道是外婆在说梦话。她好像在与人争吵，声音越来越粗也越来越响。她说的四川土话，我大致听懂：“你，莫拿走，东西，作孽。”梦中的她好像换了一个人，我突然意识到，她还在运动中。外婆当了一辈子家庭主妇，她经历了国民党兵的抢劫，又在和平时期经历了三反五反。那一次国民党兵抢走了浮财，而这一次连铺盖都没有了。在自传里，交代完职业生涯，外公又交代亲属。他提到了我母亲：“长女在青年团西南工委青年艺术队工作，当她参加革命时，我是不满意的，认为一个大学毕业生每个月拿五万多的包干制，既不能照顾家庭，生活也极苦……。（以下略去自我批判）因此我决心不再阻拦她，并鼓励她把一切献给祖国和人民，虽然我已年老同时负担较重。”“那时我的三个妹妹都还在念书。参加革命前，我在成都华音女子职业高中教书，月薪二十元，参加革命后就是供给制，我连手纸都要回家拿，爹爹很不高兴。”母亲印证了外祖父的话。母亲上大学时对政治毫无兴趣。“他们去扭秧歌，唱解放区的天，我都不去。我觉得秧歌不好看，歌也不好听。”母亲如是说。新政权建立不久，她所任教的女子职业高中就开始搞运动，批判校长。女校长是留美归国，又是母亲在大学时的老师，于是母亲也被贴小字报。母亲脸皮薄，看到小字报感到很受侮辱，我父亲当时已经在革命队伍中，于是她就去投奔父亲。从那六页纸中，我看到了卑微的人生。从我母亲和姨妈的回忆中，那个微卑的小商人是慈爱的父亲，一个诚实正直勤劳的人。“爹爹没念过多少书，但他很喜欢学习。他跟英国人出去买烟，会说简单英语。战前，为了生意，他到处走还去过越南。”“爹爹喜欢新的东西，家里很早就有一架莱卡相机…….。那些邮票是一个落魄的英国人卖给爹爹的。”“爹爹一直说钱不要一个人赚完，要赚大家都有赚。”“爹爹曾经有过两个儿子，但都早夭。可是他不重男轻女，每次喝酒买回一些卤牛肉，我们几姊妹都能吃得上，有时我们都睡了，他还叫我们起来吃。1950年，他参加会议发了面包和肉，他吃了面包，把肉都带回来给我们吃。”外公寡言，却一直教导女儿们要自立自强。“有天晚上爹爹喝点酒，半醉半醒，哭着对我说：'你是家中最大的女儿，现在也念小学了，这个家得来不易啊。我十几岁就光着脚徒步到成都去找工作，身上只带了几角钱，肚子饿了，连个锅盔（四川话称的烧饼）都舍不得买来吃。一共走了二十多天，最后把自己身上的长衫卖了换饭吃……你要努力读书，要自立于社会。女孩子也要自立于社会，不要依赖任何人。’”他的女儿中，除了一位身体不好自愿上大专，其他都大学毕业。交代性自传最不可缺的就是个人政治历史。我出生于1949年之后，但填写表格时总能看到“加入过何种反动组织”一栏。外公加入过袍哥，于是他交代了由谁介绍与哪个袍哥大爷相识，又与谁定过金兰交。他还交代七七事变后应当时政府的号召，参加过民生、金城、美丰三大银行共同组织的新生活劳动服务团受训。民生、美丰都是当时重庆最大的民营企业。美丰银行为康氏兄弟经营，康家与我父亲家联姻。民生由卢作孚经营，我表姐最好的朋友就是卢的侄女。卢作孚年长我外祖父六岁，因家贫只念到小学。参加同盟会和四川保路运动后，他开始创业。其产业自1925年起逐步发展为拥有140多艘江海轮船和近万员工的综合企业，他还持有重庆天府煤矿三分之一的股份，并在北碚建立花园城市、学校、图书馆。1938年秋武汉失守，撤往重庆的人员和迁川物资屯集宜昌。在日机狂轰滥炸下，卢作孚集中力量，分段运输，昼夜抢运。经过40天的奋战，终于在宜昌失陷前，将全部屯集的人员和物资抢运到了四川。这次抢运行动被誉为中国的“敦克尔克”大撤退。在整个抗战期中，民生公司共抢运了各类人员150余万人、物资100万余吨，遭日机炸毁船只16艘、牺牲职工1100余人。1949年政权交替时，卢作孚在香港。据其子卢国纶回忆：“他返回内陆后，即安排和指挥民生公司滞留香港和海外船舶驶返内陆的行动，在民生公司各分支机构和船员的同心协力之下，18艘滞留香港的主力船舶突破封锁，陆续驶返内陆，参加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卢作孚于1950年将民生实业公司交给了新政权。其后镇反、三反五反等运动相继而来，卢“对此甚感惶惑”。“1952年2月8日晚，我的父亲卢作孚在重庆民国路20号家中服用过量安眠药物，不幸遽离人世。”表面看，卢作孚自杀前经历了资金困难以及所属主力轮触礁沉没。但那都是任何企业都可能遇到的困境，而卢的一生又不知经历过多少这样的难关。事实上，对他形成致命打击的是人，是来自他信任的人。此人就是他的通讯员关怀。据卢国纶回忆：“关怀是原民生公司'虎门’轮的年轻服务员，父亲离港返京前调他来担任通讯员，把他从香港带回内陆，虽然跟随父亲一起工作的时间不长，但父亲让他住在家里，抽出时间亲自教他学文化，对他可谓仁至义尽，关心备至。”“可是在2月8日大会的前几天，这个年轻人不知何故，忽然搬出了我们家，在开会时又上台去'揭发’，表面上是揭发张祥麟，实际上矛头直指父亲。会后，父亲把关怀找到办公室谈话，在场的有民生公司副总经理童少生等公司高层人员。父亲劝导关怀发言要负责任，应该实事求是，有一说一，夸大事实、无中生有的话不要乱说。但关怀拒不接受父亲的劝告，并且有恃无恐，态度非常不好，这对于父亲无异火上浇油。”卢作孚当然不会明白这个年轻人为何如此忘恩负义，更何况他“一生光明磊落，洁身自好，对旧社会奸商拉拢贿赂官员、贪污舞弊的行为一向深恶痛绝。”“他很难理解用私人工资收入招待同事这样的正常交往怎么就成了腐蚀干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怎么会如此对待他？父亲是一个视人格尊严为生命的人，这样无端的侮蔑和侵犯，他绝对不能接受。可以说，2月8日的大会对于父亲是一个极大的刺激，直接成为他当晚自尽的导火索。”三反五反非正常死亡十三多万人，而那场运动只进行了一年。卢作孚永远不会知道，他弃世后的大陆，群众运动更为残酷，而他当时所受的侮辱与后来的那些相比中并不算什么。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外公失去了生活资料，卢作孚失去了生命。我的外祖父从未成就过卢作孚那样的事业，也非卢作孚那样的可杀不可辱的“士”。他不过是勤劳顺生，不过是求一家温饱。最终他的顺应使他保住了饭碗。他参加了民建会并被分配到塑料厂工作，还担任重庆市工商联常委、南岸区人民代表和市政协委员。我的祖父李肇甫早年参加同盟和辛亥革命，在民初担任国会议员，后退出政界，以律师为业。为了抗战，他担任四川省秘书长，抗战胜利即辞去。新政权成立后，祖父寻求退隐而不得，死于1951年的镇反中。祖母那边的亲戚对我外祖父顺应新政权颇为不屑。不屑也罢，顺生也罢，最终外祖父也未能逃脱厄运。文革中，每次斗争刘少奇，他也要挨斗。70岁上又被罚去担开水，当搬运工。他住在江边仓库里，在寒冷中从船上搬运货物，压成了驼背。1972年夏天，外公去世后，存放骨灰也要单位开的阶级成份证明。姨妈含泪求情，并顺口说成份是“职员”，骨灰才得以暂时存放。外公去世前一年，他对我母亲感叹“人活着没什么意思”。当一个吃过很多苦、没念过多少书、非常努力、一直进取而从不浪漫小资的人发出这样的感叹时，其他类似的叹息都显得矫情而轻薄。
作者简介：杜欣欣，女，1954年生于重庆，后随母去北京。1969年随母去东北下乡，之后当工人七年。1978年考入北京经济学院（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1984年到美国留学。旅美华人作家，现居美国。曾出版《恒河：从今世流向来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此一去万水千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星辰凝视着潮汐》（台湾远景出版社，2018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