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迹】周公庙：圣人的偶像（上）
《淮南子·要略》中称：“周公受封于鲁，以此移风易俗。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
这段话讲述的是周公旦对孔子思想的巨大影响，虽然在孔子之前已有儒家存在，然后世却将其视之为儒学的创始人，而孔子儒学思想的形成，有很多方面是继承了周公旦的观念。清周悦让在《倦游庵椠记》中说：“永平中，太学始行释奠。周孔并尊。”可见周孔思想的一致性。
《论语古训》十卷附一卷 清陳鱣述 清光绪九年浙江书局刻本
《论语·八佾》中载：“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以此可见，孔子对西周社会是何等之向往。《论语·述而》中又载：“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孔子晚年感慨说，他感觉自己老了，原因乃是他有好一段时间没有梦到周公了。这些也同样说明周公思想对孔子思想的影响力。故赵逵夫先生在《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序言中说：“其实，这些学术祖师的思想也不是凭空产生的，老子上承容成，孔丘上承周公旦。”鲁小娜在《孔子对周公旦思想的传承与发展》一文中总结说：“周公旦对'上天’与'上帝’心怀敬畏之心，所以恪守事奉之礼。同时，他不断提到'命’与'天命’，是为了树立一个具有最高权威的'上帝’观念，用以警示天下万民。孔子则努力将周公旦的命与天命等宗教迷信思想转入到哲学世界里来，试图探索上天与实际人生之间存在的一些偶然性与必然性之间的规律。这是孔子的创新之处。”
【孔迹梦见周公】《圣迹图》一卷.清顾沅编.孔继尧绘图 清道光六年吴门赐砚堂顾氏刻本入
北宋之后，周孔并称的局面渐渐变成了孔孟并称，以前孟子说过“孔子之谓集大成”。（《孟子·万章下》）这句话成为了后世评价孔子最常用的一句褒奖之语，但章学诚却认为“集大成者，周公所独也。”（《文史通义·原道上》）
章学诚说集大成的人物是周公而非孔子，他为什么给出这样的论断呢？章也知道人们会对他提出这样的反问，于是他解释说：“集之为言，萃众之所有而一之也。自有天地而至唐、虞、夏、商，皆圣人而得天子之位，经纶治化，一出于道体之适然。周公成文、武之德，适当帝全王备，殷因夏监，至于无可复加之际，故得藉为制作典章，而以周道集古圣之成，斯乃所谓集大成也。”
周公庙门前不见游客
因为周公的重要地位，使得他能够利用自己的权力来实施他的政治主张，所以章学诚认为周公才是集大成的人物。为什么孔子不能给出这样的称呼呢？章接着说：“孔子有德无位，即无从得制作之权，不得列于一成，安有大成可集乎？”
孔子的德行世人皆知，但他未曾处在高位，故无法推行自己的思想。所以章学诚说：“非孔子之圣逊于周公也，时会使然也。”既然如此，那为什么孟子还给出那样一句评语呢？章学诚认为：“孟子所谓集大成者，乃对伯夷、伊尹、柳下惠而言之也。恐学者疑孔子之圣与三子同，无所取譬，譬于作乐之大成也。故孔子大成之说，可以对三子，而不可以尽孔子也。以之尽孔子，反小孔子矣。何也？周公集羲、轩、尧、舜以来之大成，周公固学于历圣而集之，无历圣之道法，则固无以成其周公也。孔子非集伯夷、尹、惠之大成，孔子固未尝学于伯夷、尹、惠，且无伯夷、尹、惠之行事，岂将无以成其孔子乎？夫孟子之言，各有所当而已矣，岂可以文害意乎！”
鲁国故城文保牌
其实周公也未真正成为王，他只是做过摄政王。周公名旦，他是周文王的第四子，是周武王的同母弟弟，后世称他为周公。周文王去世后，武王继承了王位，而周公与召公、太公作为辅佐大臣，那时商王朝还没有完全灭亡，于是周公旦辅佐武王统一天下。武王继位第二年，由周公辅行，在孟津会盟八百诸侯，经过这样的联合，再加上几年的养精蓄锐，后来发动了牧野一战，由此而击溃了商军。周公在武王灭商的重大问题上起到过重要作用，周武王在克殷三年后去世了，而后由成王继位，但那时的成王幼弱，故周公成为了辅政者。
关于周公是否当过摄政王，后世学者有不同的看法，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认定周公继承武王而摄政称王，顾颉刚也持同样的观点，他在《周公执政称王——周公东征史事考证之二》中称：“武王死后，周公奉了武王的长子诵继位，是为成王。为了这个新造的大邦还没有稳固，内忧外患接踵而来，非有一个才干和威望健全的人担任起领导的责任不可，所以就由周公执行王政。周公既站在的地位，发挥王的权力，人们口头上就称他为'王’，史官记录他的文告时也就写作'王若曰’。”
曲阜古图
杨宽也认为周公当了摄政王，他在《西周史》中写道：“这时周公出来摄政，而且称王，是十分必要的。不称王，不足以号令诸侯以及周的所有贵族。”同时杨宽还认为：“实际上，周公不仅是'权代王’，当时周公'践天子之位’，就是掌握着天子的权力。《大诰》的王无疑是周公。”
但有的学者认为周公虽然摄政，却未称王。杨向奎在《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中持这种观点：“周公并没有'称王’，但在成王初年曾经摄政，所有成王时《周诰》都是周公代成王宣告而称王，周公没有自己称王。”朱凤瀚在《<召诰><洛诰>何尊与成周》一文中亦称：“'周公摄政’未必是称王，而是辅佐成王，实际主持王朝政事。不宜轻易否定众多史籍所载周公摄政之事周公在周初历史的重要作用。周成王在周公摄政时期已亲自参加东征，但未主持朝政。至《洛诰》所记周公摄政七年，致政成王，成王初次主持大祭祀于洛邑，是为成王元祀，即亲政元年。”
周公庙文保牌
但也有的学者认为周公既没有摄政更没有称王，马承源根据《小臣单觯》《禽簋》两件青铜器铭文的记录来说明，周公践祚称王是《史记》讹传。彭裕商在《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中说道：“周公既于武王死后出走在外一年多，还归后在平叛战役中也只是成王的辅相，并非全军最高统帅，完全看不出有任何摄政的迹象，故所谓周公摄政，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既然如此，那如何解释后世说周公摄政一事呢？彭裕商认为：“周公摄政说乃是战国晚期对周公事迹层层加码的结果”。
为什么要作以上的辨析呢？因为这涉及到周公的人品问题，因为他辅佐成王，有人说他想篡位。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周公的完美形象将会坍塌，而周公旦被视之为儒学的启蒙性人物。如前所言，周公的一些观念，尤其他制定的礼制，对孔子及儒学有重大影响，如果周公旦在人品上有亏大节的话，这将无法支撑儒学的核心思想。
《尚书·金滕》明嘉靖李元阳福建刻本
关于周公人品的历史争论，其实主要源于《尚书·金滕》篇的记载，该文前半部分是：“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为功，为三坛。”
武王灭商后的两年，周武王生了重病，太公和召公要为周武王去祷告，周公阻止了他们的行为，他自己设立三坛，而后进行祷告。他在祝词上说自己有很多才能，可以去服侍鬼神，所以愿意代替武王去死。周公在三王的灵位前分别进行了占卜，而全部得到了吉兆。他回来后就把这篇祝词藏在了金滕柜内，并且将其封了起来，转天，武王的病果然就好了。
棂星门
但不久后武王还是去世了，《金滕》篇中写道：“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于后，公乃为诗以贻王，名之曰《鸱鸮》。王亦未敢诮公。”
武王去世后，武王的几位弟弟想争夺王位，但朝政由周公代管，于是武王弟弟管叔等人散步流言，他们说周公对成王不怀好意。周公听闻到传言后对太公、召公说，如果我现在不回避，就没法向先王交代。于是他躲避到东方住了两年，最终干掉了造谣的人。后来周公又给成王写了一首名叫《鸱鸮》的诗，成王读后也未责备周公。
简介牌
此后的一场天灾让成王了解了周公的为人：“秋，大熟，未获，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与大夫尽弁，以启金滕之书，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二公及王乃问诸史与百执事。对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执书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劳王家，唯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国家礼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风，禾则尽起。二公命邦人：几大木所偃，尽起而筑之。岁则大熟。”
这年的秋天，庄稼长得不错，但还未开始收割时，突然雷雨交加，同时又刮起了飓风，长在地里的庄稼都被刮倒了，很多大树也被连根拔起。这种大的灾难令民众为之恐慌，成王和大臣们都穿戴好朝服准备进行占卜，当他们打开封固的金滕柜时，看到了周公把自己作为人质要替代武王去死的祝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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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和成王问祝史和执事之官这是怎么回事，他们回答说确有其事，但当时周公下令不允许说出去，所以他们一直不敢说。成王看着祝词流下了眼泪，他后悔自己对周公的怀疑，于是他亲自去迎接周公还朝。当成王刚走出郊外，天下起了雨，风也向反向刮了起来，又把地里的庄稼竖起来了，于是这一年得到了好收成。
对于《金滕》篇的所载，千年来的学者有着各种各样的解读，比如周公为什么不让召公和太公去为周武王占卜，他却要独自进行卜问。郑玄认为周公知道武王得的不是大病，所以他认为用不着让二公去占卜，但既然如此，那为什么周公自己要占卜呢？郑玄并没有说清楚。南宋蔡沈在《书经集传》中却替周公作了相应的解释，他认为二公卜问只是想了解一下武王是否能安，但这是敏感时期，二公的占问依例要在宗庙中举行，如此盛大的占卜容易引起“人心动摇”，所以周公要偷偷地独自在庙外进行占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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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金滕》篇记载的另一个问题，则是武王去世后，为什么其他几个兄弟要猜忌周公。对此，孔颖达在《尚书正义》中解释说：“殷法多兄亡弟立，三叔以周公大圣，又是武王之弟，有次立之势，今复秉国之权，恐其因即篡夺，遂生流言。不识大圣之度，谓其实有异心，非是故诬之也。但启商共叛，为罪重耳。”
按照商代的规矩，王去世后一般由弟弟来继位，按照《史记·管蔡世家》中的所载，武王有十位同母兄弟，长子是伯邑考，次子为武王发，三子是管叔鲜，四子方为周公旦。虽然武王有这么多兄弟，但是以周公的影响力为最大，而今他又摄政，所以管叔、蔡叔等人担心他会篡位，故他们组织在一起进行叛乱。后来管叔、蔡叔等人被杀了，周公听到后也很悲伤，于是他就写了那首《鸱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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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人认为其实管、蔡就是周公杀的。孔颖达在《尚书正义》中说：“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管蔡既诛，王疑益甚，故周公既诛三监，而作诗解所以宜诛之意。其诗云：'鸱鸮鸱鸮，既取我子，无毁我室。’《毛传》云：'无能毁我室者，攻坚之故也。宁亡二子，不可以毁我周室。’言宜诛之意也。”周公杀了管、蔡，成王对他更加戒备，于是他写了那首诗来解释自己的良苦用心。
这件事又有悖论，周公杀兄弟，似乎与他所强调的礼制相违背，而成王怀疑忠心耿耿的周公，也说明了他无识人之才。为此，后世儒学家想尽各种办法来作解释，但毕竟难以弥合二难问题。真相究竟如何，只能期待更多的出土文献来印证了。但周公的影响力却是毋庸置疑的，比如钱穆在《周公与中国文化》中说：“中国古史所传述之圣人，如尧舜禹汤文武，其人其事，传说之色彩常胜于纪实。若论人物个性在中国历史上之明显表现，而具有真实重大之影响者，则应自周公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