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中游的先秦上古文明—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的前世今生 / 开普饭

公元1989年9月20日在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乡农民在程家村涝背沙丘取土時，无意中发现了一座高等级的商代大墓，后经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新干线博物馆的考古人员进行科学发掘。

新干县是江西省中部吉安地区的一个古县，始建于秦，是江西省最早置县之一。经县治在鄱阳湖的干流赣江中游的东岸。涝背沙丘位于新干县城北20公里，樟树市南20公里处，属于新干县大洋洲乡程家村，方圆仅平方公里，沙丘食为赣江古河道，县西濒赣江仅一公里，其东南五公里处是牛头城商周遗址。沙丘周围经多年开垦之，现已辟为果园，菜圃和农田。

1989年下半年维修赣江大堤，当地几个村的数百名民工在涝背沙丘掘取沙土，9月20日下午，有一个民工在往下取土时，竟然挖出了一个锈迹斑驳的青铜器，随即被群众哄抢而运回家中。傍晚，新干县政府得到逐级上报的情况，认为事关重大，立即由当时分管文化的副县长率领文化公安两局局长和十多名干部赶赴程家村，连夜深入个自然村追索被哄抢的文物。至21日晨，追回的文物集中于县文化局，后经县武装部仓库保管，这批文物全部为青铜器，人为损坏甚为严重，经后来修复，得铙，钺，圆鼎，方鼎，甗，卣，矛等共17件。由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新干县博物馆的同志组成的考古发掘队，正在附近的牛头城遗址进行考古发掘，21日晨，县文化局将有关消息发送到发掘队驻地，发掘队当即暂停发掘工作，全体赶往涝背沙丘，上午九点许抵达工地。这时的出土现场已被数千人重重包围，虽然出土铜器已被抢走，但沙土中墨绿色的铜锈破碎的陶片犹存。在进行了必要的现场调查观察和分析后，考古人员初步认定这是一次重要的发现，由于沙质疏松，无法进行钻探，决定开4×4米的小探方进行视觉，并同时用电话向省文物主管部门汇报。试掘仅掘进55厘米，在小探方的东部出现一片含铜绿碳化木层的灰褐色沙层，向东扩方后可清晰地看出，沙层分布范围略呈长轴约两米的椭圆形。地区表层沙土及出现品字型分布的三堆器物群：一為鼎，鬲，豆等小型青铜礼器，一為剑，刀，铲，锥，刻刀等青铜兵器和工具，一為破碎的陶器。三堆器物均叠压而至，刀剑等兵器还被折成数截，上面残留朽木，漆皮和朱红色。日后的发现证明，这是墓室西头二层台上的随葬品，这些器物的出土更说明了遗存的重要性！考古人员准备保护现状，待主管部门来人后研讨保护抢救方案。但顿时围观者基金，且包围圈越来越小，数十名公安民兵已难以维持局面。以确保文物安全，再仔细测量记录和拍照后取出这三类文物运回县城保管。就在对取出文物后的探方周边做进一步清理时，其东头又有几件大型青铜礼乐器露出一角，這時日已西下，现场更难保卫，只得再次绘图拍照，并做好记录，取出圆鼎，方鼎，四羊罍，铙，双尾虎，羊角兽面和矛等青铜器13件。

大洋洲商代大墓地理位置示意图

第二天到了中午清理完的土层，又发现一批青铜器初露端倪。保证发掘工作的科学性和资料的完整性，考古队决定暂停发掘工作，江西省文物局，博物馆和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领导带领几位多年从事田野考古工作的老同志抵达工地现场。经过实地考察和听取汇报，乡政府召开了省文物局，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县政府，县文化局乡政府领导的联席会议，经过认真的讨论到凌晨做出四条决定：第一，一致认定这是一项重大的考古发现，应立即上报国家文物局，并请示保护和发掘事宜，第二，在文物出土周围用竹篱笆或其他方法维护起来，划定40至60米的范围保护，在围墙尚未建起之前，由当地公安干警和民兵派人日夜保护，经费由省里解决，第三，中止牛头层的发掘，全体考古人员转移到程家村，为下一步的科学发掘做准备工作，第四，在围护墙建好后，在统一组织发绝对严格遵照考古操作流程，精心的进行科学发掘。与此同时，向国家文物局进行汇报，并取得进行科学发掘的指示后，成立了新干大洋洲考古发掘队，由江西省博物馆馆长兼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彭适凡带领省文物局考古研究员和新干线博物馆派人员组成。

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远眺

大墓一角待出土文物

大墓一角的待出土文物原始状况一

大墓一角的出土文物原始状况二

大墓中兵器埋藏原始状况

经过充分的准备，科学发掘工作于1989年11月6日正式开始，由于当时对遗存的范围及性质等方面都不清楚，故决定把探方尽量开大一点，发掘过程中，考古队员们仔细观察，反复分析，不断探讨，随时调整发掘方案，然后精心发掘不放过任何一个遗跡现象，每天发掘仅掘进十厘米左右，随后的一个多月，里面陆陆续续又出土了其他的一些陶器，青铜器还有部分玉器。到11月16日，整个遗存已基本暴露，地面考古队员开始了新戏的测绘记录，拍摄和录像等工作。1月22日，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率领中国科学考古研究所的部分同志专家抵达工地，对如何进一步做好科学发掘，清理，以及文物修复保护等工作做了很多重要指示。等11月23号开始，考古队员即分区有条不紊的将遗物一件件取出来，每取一件之前，必须坐好轻剔沙土，核实图纸，测量坐标等工作，所有资料获取后才能取出遗物包扎，有的取出后又发现下面还有遗物，故又进行绘图，拍照和录像工作！

十二月四日，田野发掘工作全部结束。1990年2月17日，出土器物全部运抵江西省博物馆，开始了修复和室内整理研究工作，新干大墓的发掘工作，自始至终得到各级领导和专家们的关怀，重视和支持。特别是国家文物局百忙之中派专家赴赣，深入工地指导，对整个发掘保护文物修复研究工作起了重大作用。

根据田野发掘记录和测绘资料，经室内描绘出的墓室总平面图表明，出土的所有器物均分布在的整個发倔现场的范围之内。大墓出土的随葬遗物的特点是数量多，种类杂，形制异。不到40平方米的墓室内，出土各种质料的遗物1374件（近千件，小玉珠，玉片玉管和大量无法拼对复原的陶片未记入）。青铜器475件，既有礼乐重器，也有工具，兵器及杂器等。礼器有鼎，鬲，甗，盘，豆，壶，卣，罍，瓿（音bu）瓒等10种，48件，乐器有镈和铙2种，4件，工具有农业生产工具，犁铧，锸，铲，钁，锛，镰，鱼镖形器等11种，51件，兵器有矛，戈，勾戟，钺，剑，刀，匕首，胄等11种，232件，杂器有双面神人头像，腐鸟双尾虎，羊角兽面，等48件，玉器总计为754件，可分为礼器，仪仗器，装饰品和饰品四大类。利器有琮，壁，环和璜等六种33件，饰品有神人兽面形饰，侧身羽人配饰两种。另有原始瓷器139件，等众多其他器物，还有猪齿和人牙！

棺木范围内未见主人骨架，但在椁室东部分三处出土残缺的人牙24枚，经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韩康信鉴定，属三个不同的个体，一个青年妇女和两个未成年的小孩，另在棺床东北角，出土猪牙一排。

大墓出土青铜器共475件，可分为礼器，乐器，兵器，工具及杂器五大类，不仅种类齐全，铸造精美，而且形制古朴，纹样富丽，并出现了一些过去极少见的器形和纹样。数量多，而且体型都较高大，纹样都較独特，是青铜器中的精品。（以下图片均為大墓出土珍贵文物）

乳丁纹双耳伏虎铜方鼎

兽面纹双耳伏虎铜方鼎

兽面纹柱足圆鼎1

兽面纹柱足圆鼎2

兽面纹锥足圆鼎

虎形双耳伏虎扁足圆鼎1

虎形双耳伏虎扁足圆鼎2

虎形双耳伏虎扁足圆鼎3

立耳鱼形扁足圆鼎

兽面纹双耳伏虎方鼎1

兽面纹双耳伏虎方鼎2

瓿形鼎

鬲形鼎

分档原肩鬲

双耳伏虎四足青铜甗

青铜盘

青铜豆

三足提梁卣一

三足提梁卣1

饕餮纹三足提梁卣

镂空提梁方卣

四羊首罍

I式短柄翘首刀1

1式短柄翘首刀2

I式短柄翘首刀2

带銎铜钺

带銎（音qiong）铜钺

I式長骹矛

II式長骹矛

V式長骹矛

方内钺1

方内钺2

合瓦形腔铙

六边形腔铙

兽面牛首铜镈

商代青铜胄

此次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出土的众多青铜器中，笔者发现一个奇怪的的现象。就是青铜器的种类，基本上涵盖全部，比如礼器，乐器，兵器，生活用器等等，盛酒器数量和种类都很多，但唯独缺少饮酒类器具，比如爵，角等，一般正常情况下，商人商代大墓中有盛酒器，必有饮酒器，商代人喜好饮酒，饮酒之风盛行，此次大墓中無一件饮酒器出土，此类情况在以往的商代大墓发掘中并不常见，此怪相一也，还有此次新干商代大墓的出土物中，青铜炊器里器底部内外多留有水垢和烟渍，少数带有补丁，部分器物更有人为破坏痕迹，四足大甗和乳钉纹双耳伏虎方鼎的腹部都被砸下一块，两件兽面纹柱足圆顶腹部，均被砸出直径十厘米以上的圆形窟窿，四羊罍的腹部被击瘪，盘的内盘中心被打掉一块，其余各種器物均有程度不同的大小破损，这里不一一說明。有就是大墓的主人的尸骨无存，只发掘出24个属于三个不同个体的人牙，笔者认为这种奇怪的现象可能只有两种情况，1 的确是真实的大墓，有墓主人下葬，只因年代过于久远，尸骨遗骸已荡然无存，墓主人生前地位等级非常之高，非候既王，妥妥的高等级贵族。要知道差不多同时代中原殷商王候级别的大墓——妇好（商王武丁的配偶）墓中出土青铜器也不过468件，新干大洋洲商墓等级非常之髙，由此可见。2此大墓绝非真正意义上的墓冢，而是一个用来进行祭祀的大型祭祀埋葬坑，下此结论的原因有二，第一种情况是如果是真实的商代高等级王侯大墓，，其所陪葬器物種类应当說是非常完整，墓主人生前的盛酒器和饮酒器应该同时下葬，第二种情况是考古发掘只出土了属于三个不同个体的人牙，一个成年女性，两个孩童，這绝不可能是大墓的真正墓主人，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祭祀時来祭天或祭祀祖先或鬼神的人牲（流行于商代西周的一种残忍的用活人祭祀的活动），至于明显被人为破坏的各种器物，笔者认为，一种是祭祀时，一种流行于当时祭祀环境下的一种通行做法，商代人重祭祀，信鬼神，高等级贵族会频繁定期的举行各种祭祀，來祈求上天，祖先赐予神秘力量來巩固王权统治，农业生产，各種國家社会活动等等，还有一种可能是外来的敌对势力，通过战争来毁灭敌方的祭祀宗庙，捣毁龙脉，从而达到威慑震慑敌方的战略目的。

仔细的观看此次商代大墓出土的众多青铜器，做工之精美，形制之奇异，器物之厚重，绝非常人所能享用！但不知为什么，乍看上去和中原的青铜器是一脉相承，但骨子里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格格不入，似同非同，似像非像，总觉得哪里和中原的青铜器不太一样？尤其是有几件特殊形制的器物，既不是禮器，又不是生产工具，又不是生活用具，更不是兵器，那这几件特殊形制的器物是用来干嘛的呢？

伏鳥双尾铜虎

双面神人铜头像

结合之前出土的各类青铜器，笔者发现一个异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所有出土的青铜器中有同一样式或纹样的图案的存在，再加上這個双尾伏鳥铜虎，笔者立马意识到，这哪里是什么简单的动物造型图案？这不就是大型部落图腾或者国家图腾亦或族徽吗？（商代的青铜器非常流行把國家或部落图腾或族徽铸造在青铜器上，这是商代青铜器一个不同于其他青铜器的显著特点）众多器物中均出现了同一个造型—老虎，這难道仅仅就是一种所谓的巧合吗？不，绝对不是，绝对不是。這是冥冥之中的必然！這一下子打开了一个尘封三千年的历史概念，讓笔者脑洞大开，立马联想到這是商代历史中一个消失在历史迷雾中太久的一个历史概念，一个商代的周边南方方國——虎方。

老虎纹饰

老虎纹饰拓片特写

老虎纹饰

老虎纹饰局部放大

商代青铜器中的族徽一

商代青铜器中的族徽

商代青铜器中的族徽二

当代青铜期中的族徽三

商代青铜器中的族徽三

商代青铜器中的族徽分类一

商代青铜器中的族徽分类二

有朋友会问商代的方国是指什么？简单来说，商代的方國概念就是不同于中原王朝的周边的割据政权小国或大型部落联盟。“方國”一词自孙诒让1904年在《契文举例》中提出来以后，已经被学术界广泛采纳。“方國”一词源于甲骨文中的“方”，有六种用法，（1）纯粹的方向（2）地之四方或方（3）天帝之四方（4）方國之方（5）四土之代替（6）邑名“方”，如《合集》6063正。本文只讨论“方”的第四种用法。《易·既濟》干宝注：“方，國也”。从这个意义上讲，“方国”一词应包括所有的国，既含稱“方”的国，（甲骨文中又称多方）也含不称“方”的国，但我们通过比较研究发现，称“方”的國時叛時服者占绝大多数，而不称“方”的国始终臣服者占大绝大多数，可見称“方”国与不称“方”的國是有所区别的。因此，“方国”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方国”泛指所有的国，与中原王国对称：狭义的“方国”则只指那些称“方”的国。本文讨论广义的“方国”。

关于方国与商王朝的关系，（也就是商代的国家形态），目前有三种说法，一种认为是商代国家是方国联盟，商只是联盟诸国中的大国，方国与商在本质上是平等的，一种认为商為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方国与商王室的关系，是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另一种為城帮论，认为每个城邦都有各自的国都，鄙和封疆，政治上独立，但诸邦之间因大小强弱不同，所以并不具备平等的地位。查阅史料，我们发现方国与商王朝的关系，可以分为以下三种（1）只与商王朝为敌的

（2）与商王朝时敌时友

（3）一直与商王朝为友的

史料中的商代方国

史料中的商代方國

虎方鉴于一期卜辞，为商王朝属国：

（1）乙亥卜，贞令虎追方。（《合集》20463反/1）

（2）………與其途虎方，告于祖乙。十一月。

………其途虎方，告于丁。十一月。

………虎方。十一月。

………與其途虎方，告于大甲。十一月。

………贞令望乘與途虎方。十一月。（《合集》6671/1）

（3）虎入百。（《合集》9273反/1）

第（1）辞王命虎方追击敌方。（2）辞中的“途”，王襄释作徐：饶宗颐释作初，于省吾释作途，其用法有二：一為道途之途，二為动词，读作屠，有屠戮伐灭之義。“途”在这里有途经，经过的意思。虎方的地望，由与它相关的與地地望可知，卜辞云：

乙未【卜】，贞立事于南，右从我，中从與，左从曾。（《合集》5512正互补）

此辞表明與和曾都位于南方。湖北枣阳，随县，京山到河南西南新野都出土了大量周代的曾国青铜器，随县（今湖北随州）还发现了战国时代的曾侯乙墓，商代的曾與也应在汉淮之间。公元1118年在今湖北安陆出土一套“安州六器”，時代為西周成王，其中的中鼎銘云：“隹王令南宫伐反虎方之年，王令中先省南国串行…………”中甗銘亦云：“王令中先生省南国串行……”這表明曾地位于讨伐虎方的前沿，因此，郭沫若先生认為虎方位于江淮流域，虎方又见西周晚期的史密簋銘，被称作南夷。《左传》哀公四年：“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谋北方”。“夷虎，蛮，夷叛楚者。”此夷虎應該就是商代虎方的后裔，在今湖北西南部。故此，我们认为商代虎方在今汉水以北，安陆京山以南的地区，春秋以后，虎方后羿可能溯汉水，长江而上，并有所分布。

商代甲骨文有关虎方的记载

商代甲骨文中有关虎方的記载

中甗銘文中有关虎方的记载

中甗铭文中有关虎方的记载

中鼎铭文中有关周昭王伐虎方的记载

中鼎銘文中有关周昭王伐虎方的记载

中鼎铭文拓片

唐蘭先生著作中中鼎铭文拓片

唐蘭先生释讀的钟鼎铭文

唐蘭先生释讀的中鼎铭文

不经意间，笔者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钟鼎铭文的虎方写法仍然是沿用商代甲骨文中的虎方写法，老虎的虎字是一个象形文字，看上去就是一只老虎的简易画图形，但著名文字学家唐兰先生在其所著书中把这一段铭文中的虎方释讀為荆方，即傳世文献中记载的荆楚，这和文件中的记载基本是吻合的，《竹書紀年》中记载的西周昭王16年和昭王19年两伐荆楚，這和出土文物完美的互相印证，証實了史料的准确性可信性，也印证古人“诚不欺我”，出土文物即為實証！西周的金文和商代的甲骨文是一脉相承，這也是我華夏五千年文明的根源所在！

绿色画圈即为西周金文的虎方二字

绿色画圈即為西周金文的虎方二字

西周金文中的虎字

西周金文中虎字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种写法

西周金文中虎字的不同時期的多种写法

商字在金文中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种写法

西周金文与商代甲骨文一脉相承

文件中西周昭王的简历生平

文献中西周昭王的简历生平

文献中记载的西周昭王两次伐荆楚（商代虎方）

文献中記载的西周昭王两次伐荆楚（商代虎方）

文献中记载的西周昭王最后一次伐楚兵败身亡

文献中記载的西周昭王最后一次伐楚兵败身亡

1973年江西樟树吴城遗址发现后，现任江西省博物馆馆长，考古学专业博士彭明瀚认为，吴城文化和费家河类型属于虎方文化，吴城即是虎方的政治中心。吴城遗址位于江西省樟树市（原清江县）西南35公里的三前乡吴城村，中心区是一座土城，平面近似圆角方形，城垣在现在地面上尚存一定高度，城垣周边有城壕，城内面积61.3万平方米，城内有居住区，祭祀遗迹群，铸铜区，制陶区，因此可以断定吴城遗址是方国都邑。吴城遗址可分为1，2，3期，分别相当于二里岗上层，殷墟期和商周之际，期间经历了大约四五百年的发展过程。吴城遗址南约20公里处，即为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从年代上来说，属于吴城二期。

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和吴城遗址地理位置图

从這張地理位置示意图我們能清楚的看见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和吴城遗址两者之间挨得非常近，一处已经断定为方國城邦都邑遗址，一处为贵族大墓墓地或大型祭祀地，且笔者发现一个让人值得研究回味的问题，即吴城遗址出土的青铜器，陶器，玉器等含量非常之少，只有少量零星的出土，但古城遗址遗迹保存却比较完整，清晰，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出土的青铜器，玉器，数量之庞大，规格之高世所罕见！这能說明一個什麽問题？笔者认为，吴城遗址即为商代虎方的城邦都邑，之所以出土的青铜器文物比较稀少，是因为古代人尤其是商周信奉視死如似生的一种观念，王侯贵族一旦死亡，会把生前所有几乎使用过的器物全部入土陪葬，这可能就是吴城遗址，为什么出土青铜器比较少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新干大洋洲商墓却恰恰相反，出土青铜器数量之多，规格之高，做工之精美，讓人叹为观止！但大墓周边没有大型城垣遗址，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笔者断定，大洋洲商墓极有可能就是吴城遗址（虎方方國）王族大墓或大型特殊场合祭祀区！

吴城遗址平面图

吴城文化已发掘主要遗址地点示意图

吴城遗址的发现是石破天惊似的重大突破，1974年初，在国家文物局组织的吴城遗址考古成果鉴定会上，苏秉琦先生就断言，商代吴城遗址是江西，而且是江南地区的首次发现。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李学勤先生认为，：“在江南发现这样的遗址是个了不起的事情，中国历史地图应该修改了。”同时，吴城文化的发现，对于人们理解商文化与长江中下游地区文化的关系和商时期南方的文化格局，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夏鼐先生把吴城遗址与盘龙城遗址一起列为建国以来河南以外发现的最重要的商代遗址。1974年，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收录了吴城商代遗址的考古新成果，同时，中学教科书也编进了介绍吴城遗址的内容。“商文化不过长江”的旧史記述，从此得以改写，南方地区的商代考古年代学标尺得以确立，“荒蛮服地”的商代文明，重现人间。

彭明瀚曾根据考古发掘材料，并结合相关文献记载，推定在鄱阳湖以西，洞庭湖以东的广大地区，繼三苗之后兴起的商代文化就是虎方文化，甲骨文中称这一方国为“虎方”，“虎方”的陶器群，铜器群与中原文化有质的差异，无论是下层群众使用的陶器的组合，还是上层统治者使用的青铜礼器的组合都与中原殷商民族习惯的组合有明显不同，这种差别并不是同一种文化空间分布上的差异，而是创造这两种文化的主人所遵循禮制不同的写照，是民族共同体不同的一种表现，也就是说“虎方”文化不是商文化。李昆先生赞同“虎方”说，他认为，吴城这支青铜文化可能为“虎方”或商王朝异姓的候—虎方国，这个方国的统治者，或许就是“亚雀”或其一支。【【【而在甲骨文中“雀”的地位很高，商王武丁时常命他南征北战，甲骨文中有“亚雀“，却表明其担任王朝的武官，又有“雀男”或“雀任”也是官职之称或爵称，所以甲骨文“雀”族所遗留的考古學文化，就应该向山东青州苏阜屯商代大墓，那么或者像湖北黄陂盘龙城商文化那样，与中原商文化保持高的一致性，然而，吴城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土色，显然，与商文化不属于同一系统的文化。】】】所以在许多青铜礼器上铸有虎形，这绝非一般装饰品，而是寓意方国标记之物，如青铜伏鸟双尾虎这一器物在庞然大物的虎背上安伏一只小鸟，神态安祥，虎不惊鸟，鸟不惧虎，鸟虎相融，浑然一体。器物造型之奇，雀虎结合之异，很可能是因该方国的统治者為亚雀，却所以偌大的老虎，才如此驯服地伏卧于雀之下。

笔者突然想到了另一件和老虎有关的商代著名青铜器———現藏于日本京都泉屋博古馆猛虎食人卣（相传出土于湖南安化），和现藏于法国巴黎塞努斯基博物馆的猛虎食人卣，以及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铜钺和司母戊（后母戊）鼎耳上的纹样，来自郑州商城二里岗下层时期陶簋残片上的所谓虎食人图案所表现的含义是一样的。对于以上几个地方都出土这一题材的含义，学术界有许多不同的说法，笔者经过与中美洲奥尔梅克等文化中的同类题材的比较研究认为，这种人在虎嘴之中的含义并非表示人被虎吞食，而是来源于商代甲骨文中号称为“虎方”的方国的部族诞生神话，虎口中的人表示的是该族的人来源于虎，即虎生人，因而该族被殷人称之为“虎方”或“虎”。虎方的准确位置目前还有所争议，但大致是在江汉及其以南一带，或者说在江淮流域，目前还不能完全確指，但是属于南方的方国部族，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在北方的殷墟和西南的四川广汉三星堆也都有这一题材的青铜器，可用这一纹饰题材起源于虎方，并在虎方之外得到传播来解释，也就是说，三星堆和殷墟宫殿宗庙区出土的这一题材，是虎方与商時的古蜀国以及商王室交往的结果。具体来说，司母戊铜鼎和妇好铜钺，是指在殷都安阳所铸。为商王室成员所使用，其上的人在两虎口中的组合纹饰题材和寓意，是表示商王朝认同虎方的部族诞生神话，承认虎方的族神——虎，并以此作为在精神和宗教上维系对虎方支配的一种方式，及通过这种宗教上的认同，以达到在军事上驾驭和控制虎方乃至驾驭和控制与虎方有联盟关系的南方诸侯。

現藏于日本京都泉屋博古馆的商代青铜器猛虎食人卣

猛虎食人卣侧面

黄石林，李家河，何介钧等先生认为吴城文化是中原商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黄石林先生认为，大洋洲出土的铜器和陶器中，不少与郑州二里岗商代中期文化的同类器相同或相近，证明吴城文化不仅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可以说是一只南来的商文化，因此，这座墓的主人应是商王朝派驻江南的重臣或方伯，何介钧先生从商時期商文化的向整个南方地区传播的总体态势来覌照吴城文化，他指出，新干大墓多数学者认为是越人的一支首领的墓葬，我却赞成认为他应该是南下，并在当地长期居留，建立政治实体，负责保卫商王朝青铜制造资源供给的一支商人的头领或高级贵族的墓。这一支商人，即是瑞昌铜岭铜矿前一阶段的主人，也是吴城类型商文化的创造者。大洋洲新干大墓所出土铜器中的绝大部分容器，除花纹略带地方特色，外其造型与中原基本相同，所出土陶器属吴城二期，也是一种地域类型的商文化的产物。

吴城文化的玉器仅在吴城遗址，石灰山遗址和大洋洲新干大墓等少数几个地点出土，石灰山和吴城遗址只有零星发现，大洋洲则是较为集中的一处。出土各类玉器754件，其中，包括玉禮器，琮，壁，璜，玉仪仗器，玉戈，玉矛，玉铲，玉装饰品侧身羽人，神人兽面形饰等等。大洋洲的玉器群种类繁多，工艺娴熟，制作精致，打磨光滑，刻纹细如毫发，图案十分规整，令人惊叹叫绝，与大洋洲青铜器交相辉映，共同代表吴城文化的最高成就，吴城文化的玉器琢制工艺在新石器时代以来，石器磨制技术进步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和提高，人们以熟练的采用了砣制技术和线刻，浅浮雕，圆雕，镂雕，掏雕及整体高度抛光等工艺。

大洋洲商墓出土玉侧身羽人配饰

考古发现早在商代初期，位于今天河南南部及长江中游地区的湖北，湖南，江西的方国，就和中原地区有频繁的来往，并一直持续到商末。中原向南方输入陶器，青铜器及其制作工艺，南方向中原输入龟甲，陶瓷以及矿产资源。（最重要的就是铜矿）

商王朝与南方方国之间的主干道。（1）到湖南：安阳—南阳盆地（西路），大别山桐柏山（东路），至武汉—岳阳—宁乡—湘江中上游。

（2）到江西：安阳—南阳盆地（西路）大别山桐柏山（东路）—武汉—鄱阳湖—清江—新干。

商代交通主干道示意图

王朝命脉

众所周知，商代是中国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商王都鄭洛地区和安阳是青铜器的铸造中心，这里铸造的青铜器数量巨大，铸造青铜器所需的铜锡铅原料也必须来源充足，那么，这些青铜原料取自哪里？青铜原料又以什么方式通过哪条道路运地中原的呢？

安阳殷墟发现青铜器，有些学者就开始探索这些问题，如著名学者李濟认为，黄河流域无锡矿，青铜原料来自南方，郭沫若认为青铜原料来自南方江淮流域，国外学者如日本的梅原末治，关野雄持类似看法，上述观点都未经详细论证，只是考虑到南方矿产储备比中原丰富的多，（如长江流域的同框，西南和岭南地区的锡矿储量非常丰富），这一事实推测出来的。鉴于此种情况，天野元之助，石璋如，聞广则提出了不同意见，即北方说。天野元之助研究发现北方四省也都有充足的铜锡矿产资源，河南有六个铜矿点和六个锡矿点，山东有两个铜矿点，两个锡矿点，山西有15个铜矿，六个锡矿点，河北有四个铜矿点，一个锡矿点。石璋如根据地质调查和志乘的记载，发现距离安阳直线距离100公里以内的有3个铜矿点和4个锡矿点，距安阳100至200公里的环形带内有6个铜矿点和3个锡矿点，200至300公里的环形带内有11个铜矿，四个锡矿点，300至400公里的环形带内有6个铜矿点和6个锡矿点，这些矿点在今河南，河北，山西，山东西部和江苏北部。距离商王都越近采取的可能性就越大。“………在铜矿砂之来源可以不必在长江流域去找，甚至不必过黄河以南，有济源，而垣曲，而绛县，而闻喜，在这中条山脉中铜矿的蕴藏量比较丰富，锡矿也可能取自黄河北岸，对于天野元之助和石璋如的研究，张光直先生客观评价上述二位的研究结果：令人信服的证明了铜和锡对于商的采矿工人来说是可以得到的，但却不能证明他们确实是由商人自己开采的，要证明这一点，我们必须找到从矿井中得到的考古学证据，或者找到将安阳发现的矿石与其矿产地联系起来的科学依据，岂今为止，我们没有找到任何证据，随着长江中下游地区商代采矿冶铜遗址的发现，学术界越来越倾向于南方，说其今为止共找到了三处商代的采矿也铜遗址：江西瑞昌铜岭铜矿，湖北大冶铜绿山，皖南地区（铜陵木鱼山）。（本文重点論述江西瑞昌铜岭铜矿，其他两处鉴于篇幅文字暂不做論述。）

江西瑞昌铜岭铜矿：此地发现了相当于二里岗上层时期与中原陶器风格类似的陶斝，陶鬲和陶罐模样，竖井和平巷，木滑车的5份样本碳14测年：样本1距今3330年±60年，样本2距今3220±90年，样本3距今3220±70年，样本4距今3120±90年，样本5距今3240±80年，这样估算下來江西瑞昌铜矿的开采時間绝对值大概為距今3390年至距今3030年，大致就是商代中期偏早至商代滅亡（西周初期），持续了360多年，最新的碳14测年结果表明江西铜岭铜矿的始采年代可以早到商代早期，（树轮矫正年代为公元前1530年左右），铜岭商代矿区的井巷遗存遍布整个发掘区，竖井共48口平巷6条，可见当时的开采规模不小。从碳14测年结果看，江西瑞昌统领的铜矿石彩年代最早，湖北大冶铜绿山和皖南地区铜陵木鱼山在商代晚期也开始采铜，这三处铜矿都在长江中下游沿岸地带，交通便利，在当地冶炼全铜锭或原矿运到中原商王都铸铜中心，应该是可能性很大的。一者这里也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小现象，即新干大洋洲出土的青铜器，大致上下年限的绝对值和瑞昌铜矿山出土的铜矿样本，大致的历史年代绝对值基本相当，是非常吻合的。新干大洋洲出土青铜器共计475件，在我国发现的商代已知墓葬遗址中，能和大洋洲相媲美的只有商王都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青铜器458件）和四川广汉三星堆，要知道安阳殷墟妇好墓可是我國發現发掘的唯一没有被盗墓的商代等级最高的王侯级墓葬（妇好是商王武丁的妃子），而新干商墓出土的青铜器竟然比妇好墓還多，这个现象恰恰反衬了新干大洋洲商墓（或祭祀遗址）级别相當髙，出土的众多青铜器的来源和铸造原料运输的路径，近水楼台先得月，新干大洋洲出土如此高规格，精美的大青铜器，正是因为在江西本地有铜矿的存在，或者說大墓主人或大型祭祀遗址的真正主人，（虎方方國的方伯，即虎方统治者，）这才為大量生产青铜器，提供了最基本的原料保障，理论上说明了新干大洋洲出土青铜器绝非偶然，可以说是历史必然！

《詩·殷武》描述商王武丁的事迹云：挞彼殷武，奮伐荆楚，冞（音米，深入，冒进之意）入其阻，裒（音pou聚集，减少之意）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淮汝荆楚，居南国乡…………

（1）……贞令望乘急與途虎方十一月。（《合集》6667）

（2）乙未｛卜｝，贞立事于南，右从【】，中从，左从曾（《合集》5504）

这两条都涉及商王对南方敵国的战争，虎方在今汉水以北，安陆，京山以南的地区，曾在汉水以东，今枣阳，随县，京山，新野一带，與通“举”，即湖北麻城东的举水，从地理位置分析在东，曾在西，曾在左位，故例2右，中，左当是武丁班师北上的军阵排列方式，武丁对江汉地区虎方发动戰争，目的是为了打击土著，确保南铜北输道路的畅通，中原王朝为了获取铜资源陈兵长江流域的现象，一直持续到西周初年，西周昭王伐楚是为了想贯通从南方掠夺铜的道路。

综上所述，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所出土商代青铜器是我国青铜器历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是商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在历史中的一个缩影，是伟大祖国5000年悠久历史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长江中游的先秦上古文明—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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