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当责朕

唐人吴兢的《贞观政要·卷六·论仁恻》中载：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关中旱，大饥。太宗谓侍臣曰：“水旱不调，皆为人君失德。朕德之不修，天当责朕，百姓何罪，而多遭困穷！闻有鬻男女者，朕甚愍（痛心）焉。”乃遣御史大夫杜淹巡检（出京巡视），出御府（皇家府库）金宝赎之，还其父母。

当雨不雨，由干旱引发饥荒，这样的情况在中国既往历史上并不罕见；但是，像唐太宗这样，把“天灾”归结为自己作为“人君”的修养和品德上存在问题，理应受到上天的惩罚的，似乎在帝王之人中并不多见。对于他们中的某些人来说，我们更为习见的是，即便明明是“人祸”，他们也更喜欢归罪于老天，称言“自然天灾”之类。因此，唐太宗的做法相形之下，是不是有些另类？而他这另类，是不是又让我们不能不佩服？至少这是严于责己的一种表现，而这样做的人，必定会敬畏老天，并因此而在日后行事之时更加谨慎与小心。

今天的我们都知道，气象是一门科学。气候的变化，有人为因素的影响，但更多的情况下，是大自然运行的基本规律在控制。具体到贞观二年发生的关中那场旱灾，那跟唐太宗显然并无半毛钱的关系；但是，由旱灾而引发的“大饥”，或许有政府的赈济不够及时、不够到位的因素，因此，而作为一国之君毫无疑问的是，应该负一定的领导责任。

即便是领导责任，其实对于国君来说，也完全可以推得一干二净。比如说拿下面具体负责该项工作的有关机构或部门的工作人员问罪——你们的救灾工作到底是怎么做的？是不是犯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错误？是不是有人在赈灾的过程中伸手了？这样的问题的答案又一定是肯定的——即便是在后封建社会，社会制度无疑要进步很多、完善很多的社会，贪腐之人往往还如过江之鲫，一抓一大把呢！因此，杀几个拿他们开刀，顺便把所有的责任全推到他们身上去，是不是更加简单而有效的办法？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这样的办法是好，但是，只要不是傻瓜，谁都知道这不过是“转移斗争大方向”，是推卸责任，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类似问题的再度发生。而像唐太宗这样，反躬自问，更多地从自身寻找原因，虽然未必就能够改变因为气候异常引发的灾祸，但一定能够减轻由此引发的“次生灾害”——即饥荒之类给老百姓带来的伤害。当老百姓“身上衣衫口中食”妥善得到解决了，卖儿鬻女家破人亡的事儿少了甚至没了，那么，这国家这社会是不是会平稳很多、安定很多？

另一方面，在唐太宗执政的二十多年间，大唐王朝总体而言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国家空前强大、四邻相对安静，原因有很多，然而，唐太宗严于律己，遇事总是更多地从自身寻找原因，并且能够察纳雅言，无疑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因此，他在贞观二年天灾发生之时，把原因归结为“皆为人君失德”，“朕德之不修”的做法，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