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作家‖【忆父亲】◆丁丽萍
丁丽萍，笔名：萍水相逢，居纽约上州。于上世纪80年代末留美。曾两次自驾走遍了除夏威夷和阿拉斯加外的美国各州。文章见于人民日报海外版（副刊），及其它多家公号平台。
忆父亲
我的父亲于2019年十月去世。父亲在世时，我从没有想过要花精力和时间去了解他。他去世后，我想写一篇关于父亲的文章来纪念他，细细想了一下，我竟对我年轻和中年时的父亲没有太多的印象，我不了解他，我不能也不敢写他，我怕我写的话歪曲了父亲平凡的一生。
今天我只想从我的记忆中，略拣一二件往事写出来，算作回忆，略作安慰。
父亲退休时是个县级某某院的副某某长，我不知道他在位时是具体负责哪方面的事务的，我只知道他一生都是在执法系统工作，他从没向我说过他立过什么功，我觉得父亲也没有什么特殊才能，在他那个年代里，他能做到了一个什么副长的位置，估计也应该是个能出力的人了。
我深层记忆里的事儿是自己小的时候，父母带我和弟弟去电影院看电影，散场时我戴的帽子不见了，那是一顶刚买的新帽子。放在现如今如果地上有一个帽子，人们可能会懒得弯腰去捡，可在当时不一样，人们手头都很紧巴。我模糊地记得当时父亲说：可能是被小偷偷去了，这社会治安还是不很好。那么小的一件事被他与社会治安联系上了，我想那时的执法职能的一大部分任务也就是治治大偷小偷这种事儿吧。
自从我祖父母搬去东北后，母亲带我和弟弟定居在老家，父亲一人在外地工作，平时回家的次数很少，就是能回家，住的时间也很短，从此后我和父亲接触的机会减少了。慢慢地我们生疏了，发展到后来我见到自己的父亲会害羞，不好意思和他说话，我脑子里没有父亲对我敦敦教导或任何关怀备至的记忆。
我长大进入社会后忙于自己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我没有机会儿和父亲一起生活过，我对中年时期的父亲了解甚少，可以说是根本就不了解。
后来，我出国了，我在国外挣扎，名曰奋斗。从那时起，我倒是会经常收到父亲的来信，信中他常叮嘱我在国外要注意安全，提高自我保护意识，不要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利用等等事项，估计他是怕我敌我不分，被发展成个什么间谍而做出对国家有害的事情。父亲那是多虑了，或许那是他的职业病。
通过一封一封的信，我和父亲有了较多的沟通。
在那些信中父亲会讲一些家中的琐事，他常向我说起他的心血管疾病的情况，时间一年年地过去了，他的心血管疾病在加重。
后来国际电话费低下来了，我可以时常给父母打电话，在电话中我能听出他说话时气短，他说医生诊断说他是心供血严重不足。那时父亲还不到七十岁，我和先生商量后决定要他来美国治疗他的心血管病。
感恩苍天，后来父亲竟顺利地来到了美国，他在他的后半生里做了一会儿“外国人“。
他来美后与我们一家一直住在一起，这使我有了大把的时间了解我的父亲。
来到美国时的父亲已是人到老年，他给我讲的多是回忆。他讲了好多关于一九四七年还乡团在莱西境内的惨无人道的行径，他讲叙了几件他儿时的玩伴全家被杀的惨案，他讲述那些往事时，有时候很平静，有时候也很悲伤，有的事件他讲过多遍。
他给我讲家史，他说过去他家很穷，他的爷爷很早就过世了，他的父亲和叔父一直在外给人扛活，他的叔父十六岁那年在回家过年的路上跑去当了八路军。那时为了掩人耳目，家里人对外谎称他死了，并为他立牌位一直祭祀到解放后他本人现身。
父亲还给我讲了他是何时怎样参加工作的，讲的最多的是他工作后所经过的各个时期的运动，这其中当然夹带着他个人的见解和感叹，我对他的有些观点是不认同的。他也给我讲述了许许多多他工作的事情，通过这些谈话交流，我得出的印象是他是一个工作非常努力，认真，踏实，为人正直，正派的人。
苍天从不负人，父亲的心血管病在美国得到了医治。二零零四年七月，医生决定为他做心血管支架手术。当时我年轻不懂事儿，没有觉得那是个什么了不起的大手术，不紧张。而父亲，在国内每年都是几进几出医院，他好像也不是很在乎的样子。
那天父亲被推进手术室前，护士们习惯地停下那个推着患者躺在上面的手术床，让我和父亲道别，我弯腰低头在父亲的两腮各吻了一下，并说道，“爸爸，我爱您。”这是我记事以来第一次亲吻父亲，并告诉他我爱他。父亲当时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我又把手放进父亲的手里让他握一下，这也是我记事以来父亲第一次握我的手，我发现他的手掌很硬。美国人很有意思，把这种场合也弄得很有仪式感。
医生在父亲的心脏的血管里共放了七个支架，手术很成功，几天以后他就出院了。
后来我陪他回去复查时，接待的护士们竟还记得他，她们说我父亲看上去根本不像个七十岁的人，她们开玩笑地夸他年轻英俊，我说她们是典型的外国傻妞，不会看东方人的年龄。不过父亲经过治疗，真的是焕发了浑身的能量，他变得面色红润，能一口气爬到五楼竟不需要停下来休息。在没得到治疗前，他可是每走十几步就需要站下来喘气的。
父亲在当“外国人“的日子里，由于语言不通，遇到过许多不便。不过他接受新事物很快，在街区散步碰到有人和他打招呼，他会招招手或者回人家：“貓宁 （good morning ）”， “哈万有（how are you）”， ”哈誒(Hi)“等。
说到父亲这个外国人在这里所遇到的不便，不得不提到这么一件事。那年小女儿还在上小学，有一天上午，他散步走到了小女儿上学的操场。他“一不小心“就坐到了孩子们的秋千上去歇一歇，那时碰巧不远的路上有一辆警车，那警察看到有个成年人在学校的秋千上晃荡，就开车过去要看个究竟，当他发现那人是个听不懂也不会说什么的老人时，就认为他是个迷路的痴呆症患者，他执意把父亲弄上警车要送回家。还好父亲有时会在下午放学时去接小女儿回家，他认识回家的路，在他的指点下，警车竟停到了我们的家门前。我向那名警员问明了情况，等警车离开后，我向父亲做了解析，他听后略有伤感地说：”怎末会这样呢，我在国内好歹也是个执法官，这一辈子只有我带人到我的警车里，没想到在这儿竟被带上了别人的警车。“
父亲最后一次要离开美国时，是我单独开车送他去肯尼迪机场的。由于我母亲不喜欢来美国，他们俩那些年又过起了两地生活的日子。这次临走时父亲说：他老了不想再来回跑了，这次回去就不回来了，他让我以后常回国看他们就行了。
那天我望着父亲的背影随人群进入侯机厅，然后直等到中国民航的那架飞机起飞后，才离开肯尼迪机场。往回走的路上，我若有所失。其实我有一个很大的遗憾，几年来父亲来回乘坐飞机十多次，可我从没想到要为父亲买个商务舱的票。这是父亲最后一次长途空中旅行，而我已永远失去了请父亲体验一下乘坐商务舱的机会了。
古曰：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世上没有后悔药，你我要记住：今天该做的事就做吧，免得以后心里有愧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