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公五年（11）：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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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桓公五年：螽（读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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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诗经》中，螽是一种可爱的动物，繁殖能力强，群居生活，个头虽小却叫声宏亮，经常被用来祝福新婚之人多子多福。

当然，唯阶级论和阴谋论者说这首诗是讽刺贵族不事生产，像螽虫一样只知道繁殖，蚕食老百姓的利益，也没错。看你怎么理解，也看你在何种场合下使用。

一首诗具体想表达什么意思，跟用这首诗的场合有关，也跟吟诵这首诗的人有关。就像菜刀一样，本身并没有善恶之分，看拿在什么人的手里。诗是死的，人是活的。

下面我们欣赏一下原文。

《螽斯》

螽斯羽，诜shēn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

螽斯羽，薨hōng 薨兮。宜尔子孙。绳绳兮。

螽斯羽，揖yī 揖兮。宜尔子孙，蛰zhi蛰兮。

读起来朗朗上口，节奏感很强。从“宜尔子孙”来看，这恐怕多用于婚礼中，就像我们现在说“早生贵子”一样，可见讽刺的意味不是那么强。当然，你要硬说这是讽刺劳动人民“生的起养不起”，反映了权贵阶层对劳动人民的压迫，我也无话可说。

读《诗经》会遇到很多生僻字，古代没有字典，遇到生僻字就免不了要用“训诂”的方法去研究一下这个字。

因为先秦时代各国文字不同，同一个字，南方楚国的发音和北方燕国的发音可能有天壤之别。而当时的知识大多是口传心授，然后由当地人用本地文字记录下来，这就造成同样的发音会有不同的字来代替，称为“假借”。

实际上汉代以前的文献中，假借字就非常多，比如著名的越王勾践剑，上面就有“越王鸠（勾）浅（践）自作用剑”的字样，8个字里有两个字就是假借字，说明在吴越方言中，勾和鸠的发音是类似的，践和浅的发音是类似的，所以才会这么假借。

汉代以后的假借也不少，比如敦煌文献中一篇唐开元年间沙洲会计历的军械记录，其中一段文字为：

陆拾玖事掩腋甲并铁，数内壹拾陆是明光。

这段文字中“事”就是假借了“是”，这段文字的意思是：

有69件掩腋甲全是铁制的，其中又有16件是明光样式。（明光：五代和唐时期的铠甲名称，称为明光铠）

假借“事”为“是”，也是因为这两者的发音差不多。

这么一来，我们就知道，训诂一学入手的门径应该是先音韵后结构，先搞清楚文字的发音，再去研究文字的结构。

实际上古代就是这么做的。

训诂学在汉代成型，南北朝时由翻译佛经而发明音韵反切法，成为一个完善的学问，唐宋时正式成为蒙学中的必学科目。

就像现在幼儿园和小学的拼音认字一样，学制一般是三个月到半年，叫做“小学”，学完以后，开始学习《三字经》等启蒙书籍，然后逐步学《论语》和《大学》。

宋真宗和宋仁宗时代，对前朝各种关于文字发音的书籍进行汇总，形成一本书《广韵》，作为“小学”基准教材刊行天下，一共有二万九千多个字，从此以后，关于文字发音的教材就基本定型，一直延续到民国。

民国以后，因清后期的洋务运动从科技上无法挽救中国，清末的变法维新从政治制度上也无法改变中国，所以新青年们就寻求从精神上改变旧中国，从开启民智上下手。

开启民智就是要加强文化教育，文化教育的根底就在文字，所以如果要和万恶旧社会的一切割裂，旧文字就要重新编排，变成新文字，之前的“小学”自然属于糟粕，被扔到了垃圾箱里。

文化大家们借拉丁字母和英语的发音法则，研究出了字母拼音法，字母拼音法比之前的反切法要好用很多，一下子就推广开来，所以很少人学习《广韵》了。

《广韵》学习人数下降的副作用就是文字的发音由来搞不清楚了，一个字先秦发什么音，两汉发什么音，隋唐五代发什么音，明清发什么音，通通搞不清楚，自然影响了训诂学。

所以训诂学就从“先发音后解构”的方法转为“先解构不一定发音”。这样做的好处是入手快捷，自学一两个月就能说的头头是道，甚至可以开培训班讲文字结构，但坏处就是，音韵不通，研究到一定深度的时候就没有什么进展了，非得拐回头重新把音韵搞明白才可以。

但学音韵比较慢，至少那二万九千多个字得先搞明白，能静下心来学音韵的人毕竟不多，所以，我们会看到讲训诂的老师，大多是都一上来就给你讲文字结构是怎么组成的，然后天南地北海扯一通，一堂课就结束了。

这里顺便说一下，台湾目前很多研究训诂学的专家，师承就是新文化运动的那些大学问家们，那些大学问家自己是先通了音韵后解构文字结构才成为一代宗师的，但往下传的时候，因为要和旧文化割裂，所以音韵这一块没有作为主要内容往下传。

因此现在台湾传过来的训诂学大多是从文字结构入手，缺了一半，不完整。江浙一代很多人学习了台湾传过来的方法，当成秘宝，其实大可不必。

了解一点民国历史就知道，那个年代固然有很多可以称颂的文化创新，但也有矫枉过正，为了新而新的文化扭曲，言必称“三代”是腐朽，言必称“民国”也是腐朽，有很多文化体系，大陆还是正统的，毕竟一个惶惶如丧家之犬的政权，临走时能带走全部文化传承吗？想想就知道，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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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着说着就扯远了，我们接着上文说。

只着力于文字结构去解构也不是现代人的专利，宋代王安石就走入过这么一个“歧途”。

王安石不但是政治家，改革家，还是当时的文坛领袖，他当时就提倡用“解构文字结构但不一定要通音韵”的方法去理解文字，但苏轼不以为然，认为这是歪门邪道，想出名的毛头小伙子搞搞这个捷径可以，王安石你一个文坛领袖搞这个有点掉价。

有一天苏轼遇到王安石，就问他：“波字如何解？”

王安石说：“波字乃水之皮也，故波在水面。”

苏轼说：“那按你这么说，滑字就是水的骨头，浪字就是水的良心喽。”

一下子把王安石噎得说不出话来。

这固然有苏轼对王安石半开玩笑半顶撞的因素在里面，但也反映出王安石这套只看文字结构不考虑音韵的“训诂”法是有缺陷的。

那说回这个“螽”，先从字音上去看，这个字读“zhong”音，通“钟”，钟是可以敲响的，所以这个虫子“善鸣”的特点就出来了。

上古时代，螽斯是连用的，斯的发音类似于“析”，劈木曰析，这个“析”字我们现在也经常用，比如“分析”、“分崩离析”、“条分缕析”，都表示把一个整块的东西劈开，分成细条条或碎块块的样子。

秦国商鞅变法时有一条法律：

民有二男以上则析产。

这个“析产”字就是分家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老百姓家里有两个儿子及两个儿子以上的人，要分家另过。

所以这里用“斯”，就是形容这个虫子的翅膀就像劈开的两条细木条，且翅膀分得很开。

然后才去看字形，“螽”为冬天之虫，且是两个虫字，说明这个虫子不但是冬天容易出现，而且一出现就是一大群。实际上，这个“螽斯”就是上古时代对蝗虫、蚂蚱的统称。这时候的动物学分类没那么明细，还混用着，后来学科越分越细，蚂蚱和蝗虫就分开了。

“诜”字读shen，也读xi熙，上古时代字少，一个字多个读音的事情很常见，现在也有很多字是这样的，比如:

• “折”字就读zhe和she两个音;

• “模”字就读mu和mo两个音。

为什么出现多音字，还是前文说的原因，来源于先秦时代各诸侯国之间文字和方言不同，这是只有地大物博且后来大一统的国家才会出现的语言现象。

《史记·货殖列传》说：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可见“熙熙”代表人多，热闹，就是形容螽斯繁殖后代很快，很多，一繁殖就是一群。

同时，“诜诜”也读“shenshen”，与“生生”的发音相通，“生生不息”和“诜诜螽斯”发音很接近，按先秦音来发音的话，几乎发音是一样的。

“生生不息”这个词的词源很可能就在这里，这个词表明螽斯的繁殖能力很强。确实，蝗虫现在还大规模存在，可以说是野火烧不尽，秋风吹又生。

我们今天不是专讲训诂的，所以后面的就不详细解说了，简短截说。

诜诜、振振、薨薨（通轰轰、嗡嗡）、绳绳（通沙沙）、揖揖（通集集）、蛰蛰（通庶庶（又通蔗）、多多）。

这些词都是拟声词同时又是形容词，用极度精炼的语言使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这就是《诗经》的美感所在。如果不从音韵入手，是体会不到这种美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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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要在“大雩”之后记载“螽”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重点。

从上文我们知道，大雩是求雨的祭祀，一旦举行大雩祭祀，就说明遇到了不正常的旱灾。《春秋》的另一本教辅材料《春秋公羊传》说：

大雩者何？旱祭也。然则何以不言旱？言旱，则雩不见。何以书，记灾也。

说明鲁桓公五年秋季，确实遇到了大旱灾。旱灾除了导致粮食减产，还会导致什么呢？

2000年以后的明代科学家徐光启在《治蝗书》中用秦代以后到明代的案例说明：

逢蝗必起旱，大旱之后必有蝗灾。

他总结了如下三个原因：

1. 蝗虫喜欢在干燥的土壤产卵，越是干旱的气候环境，对于它们的繁殖越有利。

2. 当干旱出现以后，因为地面的植被都变得稀少，土壤开始慢慢变得僵硬，会让蝗虫的产卵面积大很多。

3. 在干旱的环境中，很多湖泊河流也都缩小了面积，甚至会出现干涸的情况，这些低洼地就变成了蝗虫们天然的产卵房，而且在干旱的情况下，河流附近的植被都被旱死，蝗虫吃了这些植物以后，就会长得更快。在“诜诜兮”的助攻下，一个季节可以生育五代虫卵。

徐光启总结的只是秦朝到明朝的文献，如果他当时对《春秋》进行总结的话，就会发现先秦时代也是如此.

在春秋时期，一共有12次蝗灾的记录，每次蝗灾记录都伴随着大旱的记载，充分印证了徐光启"蝗灾和旱灾是一体两面"的推论。

蝗灾有多可怕？

蝗虫铺天盖地，所过之处寸草不生，而且因为蝗虫聚集在一起以后会发生变异，变得有攻击性和毒性，并且移动迅速，所以在古代的社会条件下，根本无法抵御。一旦爆发蝗灾，老百姓颗粒无收，发生大饥荒的的情况几乎是无法避免的。

根据农业部发布的《全国蝗虫灾害可持续治理规划（2014-2020 年）》：

“目前，我国蝗虫常年发生面积 2.8 亿亩次左右，分布在 20 个省（区、市）”。

其中，“草原蝗虫常年发生 1.8 亿亩次左右”，剩下的1亿亩次，基本就是农牧业地区。“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四川、新疆等常发区和吉林、黑龙江等偶发高密度蝗群危害仍时有发生。”

但为什么我们并没有感觉到蝗灾的威胁呢？

为什么这么严重的蝗灾，一旦爆发很快就被控制住了，不会危机农业生产呢？能有这样的成果，都要感谢一个人，新中国治蝗专家马世骏。

马世骏，又名马宜亭，1915年出生于山东兖州。

1948年前往美国留学，专攻昆虫生态学。1949年马世骏仅仅用一年时间取得了犹他州立大学的硕士学位，前往明尼苏达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这一年新中国解放的消息传到美国，让马世骏振奋不已。马世骏迅速在2年时间内取得博士学位，向导师查普曼申请回到中国。查普曼非常欣赏马世骏，竭力劝他留下来，马世骏毅然说道：“我要用我的知识改变落后的中国，我离开祖国很久了，我想念我的同胞。”

马世骏并没有放弃，他假意接受了学校的聘请，1951年，他代替查普曼参加荷兰的国际昆虫学大会，他在荷兰申请去比利时访问，又从比利时来到英国。在英国，他终于联系上中国驻英机构，当晚就悄然登上了前往香港的邮轮。从荷兰到家乡，马世骏辗转多地，耗费了整整3个月的时间，他抛弃了所有的行李和家当，只为心中回归祖国的心愿。

回归祖国的马世骏成为了上海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他创办了我国第一个生态学研究室。那时候的中国蝗虫问题依旧严峻，从1950年开始，政府就在积极组织农民捕蝗，后来又用飞机进行药物喷洒。1953年，我国农药生产有了很好的发展，喷洒药物成了最主要的手段。

但数年之后，蝗虫的耐药性增强，这种方式的效果越来越差。

马世骏知道，如果不寻找一条新的思路，大规模的蝗灾依旧会卷土重来。为此，马世骏不辞劳苦，几乎走遍了中国所有的蝗灾高发区，当时的农村不像今天，路难走，吃住条件不好。马世骏骑着一辆旧自行车进行考察，有的时候车坏了，他就扛着车回家。还曾出现在考察期间迷路，携带的给养全部用完，吃了三天水草才被老乡救下的事情。

50年代末，马世骏终于完成了考察，提出了根治洪泽湖和微山湖蝗害的建议。马世骏提出改造洪泽湖和微山湖附近的生态结构，用修建堤坝和控制水位等方式转变蝗虫生殖繁衍的有利条件。

马世骏从蝗虫的源头开始，从根本上遏制了蝗虫的大量繁殖。从那时候开始，危害中国两千多年的蝗灾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今天，我们再也不会遇到像2700年前祖先们遇到的蝗灾，我们也再也不会遇到像1942年大蝗灾时发生的惨剧。

我们可以拿着手机看非洲闹蝗灾，还可以优哉游哉的讨论沙漠飞蝗和东亚蝗虫的区别，全然不用担心饭桌上没有米饭，没有白面馒头，都是因为这位老人研究出了一套成熟的的根治蝗虫的体系，从源头入手，发现一群，消灭一群，使肆虐中国3000年的大规模蝗灾变成了小范围的蝗虫灾害。

所以说，哪有什么岁月静好，那都是无数伟大的人放弃了轿车和优渥的生活，推着自行车在泥泞的土地上负重前行，划着小船吃着水草，在无人的湖区考察，我们才能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才能以“忆苦思甜”的心态，看着电影上1942年遭受蝗灾的人们为了活下去而付出的艰辛。

前段时间都在谈前浪后浪，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区分什么浪，这世界本来没有什么前浪和后浪，有人硬要区分一下，搞个噱头，博个眼球，于是有了前浪和后浪。

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不在于后浪比前浪强，或者前浪比后浪强，我们的伟大在于：

• 不管前浪还是后浪，我们中的任何一朵浪花，对整个民族的责任心和对文明延续的责任感，一直都在我们的基因中传承和延续。当遇到自然灾害、瘟疫、动物性灾害的时候，自然有许多或老或新的浪花会自觉的站出来，结合在一起，形成承载文明和文化，抵抗任何侵害的防波堤。

因为不管是前浪还是后浪，每一朵浪花的“浪”字中间，都有一个“良心”的“良”。这，就是我们之间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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