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塘读书会 ‖ 为什么中国商人总要依附于权贵？
文丨袁媛（方塘传媒编辑传播中心编辑）
《浩荡两千年》是吴晓波企业史三部曲的完结篇，开篇的前言就是：企业史就是一部政商博弈史，最初的我会觉得两千多年前的古中国何来企业，而且谈到企业必将会谈到政治、经济，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于是我带着探索秘密的心理读完了整本书。
《浩荡两千年》讲述了自公元前7世纪到1869 年长达两千多年的商业发展史。书中从中国古代具有代表性的政治家和企业家为着眼点，剖析了两千多年来国家与资本，政府与商人企业之间的关系。虽然其中的观点展现对这些人物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是他们开拓了中国古代的历史道路，促进了中国古代经济的演变与发展，由此，上演了一部两千多年的商业探索史。
作者通过翻阅古书、查阅野史等等编撰成文，将中国两千年的经济兴衰跃然纸上，而且，你会发现，在现代经济的发展中或多或少的隐藏着过去的影子，现代的很多益处或者是某些弊端都可以在历史中找到源头。
本书通过对历史上著名商业人物故事的描写，不仅仅展现了中国工商文明的发展历史，其实还暗含着民族的政治与经济之间的秘密，挖掘了政企关系的根源，帮助现在的企业更好的认清环境，从而面对整个大市场。
一、深入透析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费正清曾发出疑问:“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
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对历史进行一个整体思考，而且过去没法改变，能够改变的只有将来，所以，对过去进行分析是必经之路，只有这样才可以避免走曾经的弯路，从而更好的思考答案。
春秋时期可谓是政府与市场关系萌芽的开端，书中表达了一个观点：齐国的管仲可以视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完备经济思想的人物，同时也是中国最早的中央集权主义实践者。管仲商人出身，曾经做过皮毛生意，游历各国，在鲍叔牙的帮助下，才得以避免杀身之祸，成为一国之相，展现了超前独特的经济观点，从而成就了齐桓公的一方霸业。
经济上，管仲在对微观经济进行管控治理的同时，又十分强调经济的宏观控制。比如盐铁专营。盐和铁在古代掌握着人民经济生活的命脉，政府进行盐铁专营就相当于紧紧把握住了中央集权，同时也确保了财政收入。总之，管仲通过制度化的管理，提高了管制经济的能力，由此产生了独特的中国式经济制度。
贸易上，司马迁认为齐国的疆界：“区区之齐在海滨”，认为其地理位置并不算优越，但是管仲却认为，临海的好处很多，可以促进贸易往来，开放自由出口。所以，当时的政策是，关隘登记不征税，其他商品执行单一税制，并且会在来齐国的路上每三十里设立休憩点招待外商，做好接待的相应服务。不难看出，管仲的思想十分超前，与近代的闭关锁国政策形成鲜明的对比，放在现代，这一点也是值得学习的典范。
阶级上，管仲提出了四民分业的思想，把国民分成士、农、工、商四个阶层，殷商时期十分注重经商，周朝转变为重农轻商，但是，管仲将四者并列，实现了阶层划分的一个跨越式进步，展现出了专业化的阶级区分模式。
战国时期，出现了“商鞅变法”。通过农耕让农民都去种地，禁止农民购买粮食，也禁止商人卖粮食，由此背上了重重的赋税。进而通过军战建立军爵制度，逐渐打破贵族制度。然后通过建立中央集权的制度，实行土地改革、统一度量衡和郡县制，一举完成秦朝霸业。
虽然历史上对于他们的态度褒贬不一，但是，管仲和商鞅的经济思想确实值得我们后人所敬仰，在当今社会上，有很多的政策都有当初的影子，但是复制黏贴并不是最好的办法，只有根据主体思想进行考量，符合当代的发展进程，才可以有所成就。
二、探析历史的发展规律
在中国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央集权统治的治国方略始终受到各个君主的拥护，但是由于西方文明的巨大冲击，战争的凶猛来袭，这种治国方略并没有得到长久的延续，中国的商业文明也因此产生了波动。
作者从管仲变法写起，因为在他看来，从这时就已经出现了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的对抗，并且，整个中国的商业发展史就是一个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的博弈史。
从管仲变法到商鞅的集权主义，影响了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国家治理模式，大多都成为了历史上十分重要的转折点。在文章中，不难发现，很多小有成绩的变法基本上都是首先强化国有资本，对民间资本进行直接控制，削弱民间资本的力量，所以民间资本始终都处在一个不甚平等的基础上。
因为民间资本的积累缺乏制度性的保障，权贵资本横行，而且人民财产的合法性建立在皇权的统治下，所以，民间资本的生产领域并没有放大，政府权利对民间财产的剥夺反而更加普遍。比如“王安石变法”，其中的法律制度大多都体现了政府对于商品的垄断控制，所以，在民间资本与政府资本的对抗下，民间资本往往都是一时兴盛，并不能永葆繁荣。
而且，在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商业产权保护的意识，大多商人都必须依附于官宦才可以得到特许经营，所以一旦出现任何问题，商人都会处在低一等的位置上，被统治者所剥削。但是作为一个国家的商业并不能永远的屈服在统治者的脚下，只有挣脱出桎梏，掌握独有的技能，才可以推动国家走向兴盛。
那么，为什么中国历史上的商人阶级必须依附权贵，没有树立自己的高贵地位呢？
自古以来，大多的政策制度都是重农轻商，因为商业经济回报大，如果不进行限制管控，可能会动摇农业根基，也必将会影响国家的长治久安。如今也依旧会有这种现象的存在，所以，他们始终都无法单纯的成为商人，只能靠近权力或者远离权利。
西方政权的体现则完全不一样，他们宪法的目是限制政府权力和保障人民自由，实行三权分立的国家管理制度。而在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统治中，并没有根本的变化。在这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皇权意识中，在财富随时会被剥夺的情况下，拥有的财富并不会长久，因为每一次政权的更替和新制度的出现，都会让财富陷入从有到无、从无到有的循环往复中。
尤其在过去，历史中的大商人都是与国家利益紧紧捆绑在一起的，个人的经济命运与帝王的存在都是息息相关的，比如管仲、桑弘羊、吕不韦，他们都将自己对商业的最大赌注放在了帝王身上，帝王兴，则商业兴，由此不断的陷入政治与经济的对抗之中。
再者，对国家的大方向进行控制是必须的，比如说资源型企业，这样才不会偏离航道，但是也要给民间提供一个经济自由的环境，比如消费生产领域，要给予民间资本更多的动力。
现代生活中，也依旧会存在这样的困惑，国营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道路上也会碰到各种难题，所以我们也应该冷静思考，对历史进行细微的探究，虽然这本书并不会给你具体的解决方案，但是你会发现，正是因为中国曾经千年的发展历史，才得以造就现代的经济学，让你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商业环境到底如何！
书名：《浩荡两千年》
作者：吴晓波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1月
内容简介：
中国的工商文明为什么早慧而晚熟？中国的商人阶层在社会进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中国的政商关系为何如此僵硬而对立？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最终将以怎样的方式全面建成？在“中国特色”与普世规律之间是否存在斡旋融合的空间？
作为“中国企业史三部曲”系列研究著作的第三部，继《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之后，在公元前7世纪到1869年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跨度里，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继续前两部作品的研究主题，再次探寻国家与资本、政府与商人阶层之间的关系，并试图寻找出这些事关当代的问题的答案。作者的写作表明，在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下，政府与工商阶层的对立、紧张关系，贯穿于两千余年的帝国时期。两千余年来，国家机器对商业的控制、干扰及盘剥，是阻碍工商文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企业史，归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在《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一书中，以上问题有的已找到了答案，有的则还在大雾中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