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军：安东都护府别议
唐灭高句丽后，在今辽宁桓仁、宽甸、凤城一线以南的高句丽故地共设9都督府、42州、100县，在此以北的辽东地区设辽东州都督府（下辖州县）；在百济故地设熊津都督府，在新罗设鸡林州大都督府，皆隶属于安东都护府。但由于高句丽故地的叛乱，此都护领兵镇守下的羁縻都督府州体制未能完全贯彻；叛乱平定后，安东都护府内迁，辖区实与辽东州都督府重合，形成直属城傍羁縻州并监管辽东州都督府的局面。营州之乱后，大祚荣东奔建国，高句丽故都国内城附近地区皆为其控制，唐朝因而裁撤安东都护府和辽东州都督府，另设安东都督府，并以高句丽王室后裔任安东都督，转行羁縻都督府体制。此后虽然恢复安东都护府建置，但迁徙至平州、营州境内，已成为领兵押领契丹、奚的机构，性质、职能皆与此前大相径庭。
安东都护府作为唐代东北边疆重要地方行政建置，久已受到学界关注，已有很多精彩且精深的研究。范恩实《唐熊津都督府统治制度研究》一文，首次将朝鲜史书《三国史记》卷37《地理志》所载“李勣奏报”与该问题联系起来，读后深受启发，因而对安东都护府的相关问题有了一些新的思考，草成本文，权为芹献。文中某些看法实为大胆假设，故称“别议”，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安东都护府的设置
显庆五年（660），唐灭百济。《旧唐书》卷199上《百济传》：“以其地分置熊津、马韩、东明等五都督府，各统州县，立其酋渠为都督、刺史及县令。”《新唐书》卷220《百济传》：“析置熊津、马韩、东明、金涟、德安五都督府，擢酋渠长治之。”对百济故地的统治，唐朝的制度设计是：设夫余都护府，下辖5都督府、37州、250县，选拔百济人为都督、刺史、县令，建立羁縻府州管理体系，刘仁愿以都护的身份统兵驻守，即实行都护领兵镇守下的羁縻统治。但是，而后百济人的叛乱使唐朝的制度设计无法落实，不得已改行军政合一的都督府制度，将唐朝控制的百济故地统一为熊津都督府，确立由流官治理的直接统治。
《资治通鉴》卷201龙朔三年（663）四月载：“乙未，置鸡林大都督府于新罗国，以金法敏为之。”《三国史记》卷6《新罗本纪·文武王》三年（663）：“夏四月，大唐以我国为鸡林大都督府，以王为鸡林州大都督。”而当时唐对百济的战事尚未结束。同年九月戊午，据《资治通鉴》记载：“孙仁师等破百济余众及倭兵于白江”（即著名的白江之战——引者注），“遇倭兵于白江口，四战皆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炎灼天，海水皆赤。百济王丰脱身奔高丽，王子忠胜、忠志等帅众降，百济尽平”。很明显，在百济故地战事尚未最终结束的时候，唐朝就已经在考虑对朝鲜半岛的管理体制问题了。以新罗国王为鸡林州大都督，是与在百济“擢酋渠长治之”相同的管理思路，即任用酋渠长以确立羁縻体制。由此看来，唐朝的整体思路是，在朝鲜半岛南部设立两个羁縻都督府，即以熊津都督府管理百济故地，以鸡林州大都督府监管新罗。只不过两个羁縻都督府在具体运作层面存在明显差异：熊津都督府对百济故地的统治比较严密，政令措施都非常具体且落到实处；而对新罗，唐朝只能满足于新罗国王接受鸡林州大都督的头衔，维系一种名义上的统治而已。《旧唐书》卷39《地理志》安东都护府：
总章元年九月，司空李勣平高丽……其年十二月，分高丽地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县，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城以统之。用其酋渠为都督、刺史、县令，令将军薛仁贵以兵二万镇安东府。
与唐对百济的制度设计相对照可以发现，唐对高句丽故地的管理体制，实行的也是都护领兵镇守下的羁縻统治。由此看来，虽然在百济故地的管理体制迫于形势做出临时性调整，但唐王朝还是希望在东北边疆落实其最初的制度设计。与此同时，唐高宗龙朔元年（661）六月癸未，“以吐火罗、嚈哒、罽宾、波斯等十六国置都督府八，州七十六，县一百一十，军府一百二十六，并隶安西都护府”。在西部边疆新征服地域，唐朝也是实行都护领兵镇守下的羁縻统治，可见这是唐朝通行于边疆各地的统一制度设计。因此，唐灭高句丽以后，仍执行其原来的制度设计，实行都护领兵镇守下的羁縻统治，而不是在百济故地正在实行的军政合一的都督府制度。结果是，在总章元年（668）以后，唐朝在朝鲜半岛的实际机构设置分别是安东都护府、鸡林州大都督府、熊津都督府，几乎就是3种不同的管理体制，反映出唐朝对东北边疆管理体制的摸索。
镇守百济的唐将刘仁轨，参与灭高句丽之役时的官衔为“辽东道安抚副大使、辽东行军副大总管兼熊津道安抚大使、行军总管，右相，检校太子左中护，上柱国，乐城县开国男”，在灭高句丽之后，“诏（薛）仁贵率兵二万人与刘仁轨于平壤留守”，至总章二年（669）二月，关于安东都护府设置州县的事宜，“宜委辽东道安抚使兼右相刘仁轨，遂便稳分割，仍总隶安东都护府”。不论是其官衔还是其所从事的工作，都反映出刘仁轨是实质性介入安东都护府事务的，证明熊津都督府对安东都护府存在隶属关系。由此看来，平定海东之后，唐王朝的制度设计是，以安东都护府总揽东北边疆东部地区事务，以百济故地为熊津都督府，以新罗为鸡林州大都督府，皆隶属于安东都护府。安东都护府还有一个重要的下属机构——辽东州都督府，史书失载，详见下文。
据前引《旧唐书》卷39《地理志》，总章元年九月平高句丽，至当年十二月，已在高句丽故地设置9都督府、42州、100县，皆隶属安东都护府。高句丽灭亡时在籍人口69。7万户，百济灭亡时在籍人口70万户，基本持平。据贺遂亮《大唐平百济国碑铭》载：“凡置五都督，卅七州，二百五十县。”唐于百济故地置250县，那么于高句丽故地不应仅设100县。可证，至总章元年十二月虽已设置9都督府、42州、100县，实际并未完成高句丽故地的行政规划工作。据《三国史记》卷37《地理志》载“李勣奏报”：
总章二年二月，前司空兼太子太师英国公李勣等奏称：
奉勅“高丽诸城堪置都督府及州郡者，宜共男生商量，准拟奏闻”，件状如前敕依奏，其州郡应须隶属，宜委辽东道安抚使兼右相刘仁轨，遂便稳分割，仍总隶安东都护府。
鸭渌水以北未降十一城：北夫余城州，本助利非西；节城，本芜子忽；丰夫城，本肖巴忽；新城州，本仇次忽（或云敦城）；䄻城，本波尸忽；大豆山城，本非达忽；辽东城州，本乌列忽；屋城州；白石城；多伐岳州；安市城，旧安寸忽（或云丸都城）。
鸭渌水以北已降城十一：椋岩城；木底城；薮口城；南苏城；甘勿主城，本甘勿伊忽；麦田谷城；心岳城，本居尸土坤；国内州（一云不耐），或云尉那岩城；屑夫娄城，本肖利巴利忽；朽岳城，本骨尸珅；橴木城。
鸭渌以北逃城七：鈆城，本乃勿忽；面岳城；牙岳城，本皆尸珅忽；鹫岳城，本甘弥忽；积利城，本赤里忽；木银城，本召尸忽；梨山城，本加尸达忽。
鸭渌以北打得城三：穴城，本甲忽；银城，本折忽；似城，本史忽。
此奏报的时间是总章二年二月，即完成设置9都督府、42州、100县两个月以后。因为前此有敕旨，要求“高丽诸城堪置都督府及州郡者，宜共男生商量，准拟奏闻”，经过一番准备，李勣于总章二年二月上奏上述内容，特别提到“其州郡应须隶属，宜委辽东道安抚使兼右相刘仁轨，遂便稳分割”，也就是说，对于上述地区如何设置州县，还没有拿出最后方案，认为应该与刘仁轨商议之后再做决定。很明显，两个月以前设置的9都督府、42州、100县不包括上述地区，至总章二年二月，上述地区仍未确立地方行政建置。
据“李勣奏报”，鸭绿江以北尚有11座未降城。其所在地可考的有新城（今辽宁省抚顺市北高尔山山城）、辽东城州（今辽宁省辽阳市旧城）、白石城（今辽宁省辽阳市灯塔县西大窑乡城门口村东山之石城）、安市城（今辽宁省海城县东南15里英城子屯高句丽山城），由这些城所在的位置可见，位于辽河平原防御唐军第一线的几座城，至唐军攻克平壤之后仍然“未降”。证明此次战役唐军采取与唐太宗征高句丽完全相反的战略，并不与高句丽争夺沿途诸城，在攻克新城之后，沿高句丽南道进军，扫平高句丽旧都附近地区，然后即由此南下过鸭绿江，克辱夷城，直奔平壤。至总章元年年底，已在鸭绿江以南的高句丽故地设置9都督府、42州、100县，统属于平壤的安东都护府之后，才在总章二年二月开始处置鸭绿江以北的高句丽故地。
二、辽东州都督府
《泉男生墓志铭》：
乾封元年，公又遣子献诚入朝。帝有嘉焉，遥拜公特进，太大兄如故，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兼使持节安抚大使，领本蕃兵共大总管契苾何力等相知经略。公率国内等六城十余万户，书籍辕门，又有（术）〔木〕底等三城，希风共款……二年，奉敕追公入朝。总章元年，授使持节、辽东都督、上柱国、玄兔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余官如故……大君有命，还归盖马之营……蒙授右卫大将军，进封卞国公，食邑三千户，特进、勋官如故，兼捡校右羽林军，仍令仗内供奉……仪凤二年，奉敕存抚辽东，改置州县，求瘼恤隐，襁负如归，划野疏疆，奠川知正。以仪凤四年正月廿九日，遘疾薨于安东府之官舍。
《泉献诚墓志铭》：
父男生，本国任太大莫离支，率众归唐。唐任特进兼使持节、辽东大都督、右卫大将军、检校右羽林军，仍仗内供奉、上柱国、卞国公，赠并、益二州大都督。
结合两则墓志铭的记载可证，泉男生曾两次被授予辽东都督，第一次是在总章元年。受封之后，《新唐书》卷110《泉男生传》称：“因诏还军，与李勣攻平壤”，即《泉男生墓志铭》所说“大君有命，还归盖马之营”，是带辽东都督衔参与灭高句丽之役，此次何时卸任不详。第二次是在仪凤二年（677）。这次官衔应以其子《泉献诚墓志》为准，为“辽东大都督”。泉男生于仪凤四年（679）“薨于安东府之官舍”，即死于任上。故《旧唐书》卷199上《高丽传》载：乾封元年（666）“男生脱身来奔，诏授特进、辽东大都督兼平壤道安抚大使，封玄菟郡公”；《新唐书》卷110《泉男生传》曰：“授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兼持节安抚大使……迁辽东大都督、玄菟郡公”，记载皆不准确。
《新唐书》卷110《泉男生传》与《泉男生墓志铭》皆未记载泉男生仪凤二年任辽东大都督之事，但皆记载泉男生于是年奉诏“安抚辽东”“存抚辽东”。他赴辽东的主要工作是“改置州县”或“并置州县”，即确立地方行政建置，同时“招流冗，平敛赋，罢力役”，即《泉男生墓志铭》所说“求瘼恤隐”，从事具体的地方行政工作。可证泉男生之“辽东大都督”并非虚衔，而是实际职务，也就是说，泉男生是以辽东大都督的身份奉诏赴辽东，重新规划辽东地区的州县，并负责当地州县的行政事务。辽东大都督有所属州县，可证应存在作为地方行政机构的辽东大都督府，长官即泉男生所任辽东大都督。由此来看，泉男生总章元年所任辽东都督也应具有同样性质，仪凤二年是将从前的都督府升格为大都督府。
《旧唐书》卷5《高宗纪》称，仪凤二年“二月丁巳，工部尚书高藏授辽东都督”。陈子昂《为建安王贺破贼表》作：“得辽东都督高仇须等月日破逆贼契丹孙万斩等一十一阵露布”，《为建安王与辽东书》作：“清边道大总管、建安郡王（武）攸宜致书于辽东州高都督蕃府”，岑仲勉已考证其为一事。上述史料皆可以证明，辽东都督为辽东州都督的省称，辽东州即辽东故城，亦即高句丽之辽东城，在今辽宁辽阳，该都督府名“辽东州”，其治所应在今辽宁辽阳。
辽东州都督府最初可能设在以国内城为中心的高句丽故地。据前引《泉男生墓志铭》，乾封元年泉男生“遣子献诚入朝”之后，唐高宗册封泉男生的官衔是特进、太大兄、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兼使持节安抚大使，并没有都督头衔。原因在于，尽管泉男生“率国内等六城十余万户，书籍辕门”，但唐朝实际未能控制上述诸城，《旧唐书》卷83《薛仁贵传》的记载是准确的：“泉男生率众内附，高宗遣将军庞同善、高侃等迎接之”，唐朝出兵只是为了接应泉男生率众入唐。薛仁贵沿南苏（今辽宁省抚顺市苏子河与浑河合流处铁背山山城）、木底（今辽宁省新宾县木奇乡柜子石山城）、苍岩（今吉林省集安县东北60里左右新开河口霸王朝山城）进军，是取高句丽南道，即沿苏子河、富尔江、新开河河谷东行，接应在高句丽旧都国内城（今吉林省集安市城北之城子山山城）的泉男生。《新唐书》卷110《泉男生传》中关于“举哥勿、南苏、仓岩等城以降”的记载并不准确，南苏、苍岩皆为薛仁贵攻克，并非投降，哥勿城（今吉林省通化县快大茂子区三合堡山城）应是随男泉生投降的6城之一。此次战役薛仁贵攻克高句丽南道3城，泉男生率国内等6城内附，战役至乾封元年九月结束。唐军撤退后，上述诸城仍为高句丽占据，所以灭高句丽之役仍是从李勣攻新城、打通高句丽南道开始的。
关于攻克新城之后唐军的举措，史书记载极其简略，只是称“勣引兵进击，一十六城皆下之”，上述9城应该包括在李勣攻克的16城之内，即李勣攻占高句丽南道诸城及其旧都国内城附近各城。据《资治通鉴》，李勣克新城是在乾封二年（667）九月，至次年二月，薛仁贵率3000部队北伐夫余城（吉林省农安县农安镇古城），李勣与泉男建派遣的5万部队大战于萨贺水，“斩获三万余人，进攻大行城，拔之”。此前5个月李勣按兵不动，当是在巩固对高句丽国内陆区的占领。萨贺水为今辽宁丹东市西南40余里之赵家沟河，大行城在今辽宁省丹东市西南32里的娘娘庙山城，可见总章元年二月李勣已率部队抵达鸭绿江下游入海口附近，并从这里渡鸭绿江直奔平壤。
据《泉男生墓志铭》，正是在总章元年，泉男生被授“使持节、辽东都督、上柱国、玄兔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余官如故”“大君有命，还归盖马之营。其年秋，奉敕共司空英国公李勣相知经略。风驱电激，直临平壤之城”。既然称“其年秋”，可见是在平壤城破前不久，唐高宗才命泉男生赴平壤协助李勣攻城。《新唐书》卷110《泉男生传》：“与李勣克平壤，使浮屠信诚内间，引高丽锐兵潜入，擒高藏。”可见，平壤城破就是由于泉男生找到了内应。由“风驱电激”的形容来看，泉男生并非与李勣大军同进，而是后来仓促赶到平壤的，在此之前，其所驻之地即墓志铭所说的“盖马之营”。作为文学修辞，“盖马”与泉男生的封爵玄菟郡开国公相对应，借用玄菟郡西盖马县之名为比喻，暗指高句丽故地。总章元年，泉男生是以“使持节、辽东都督”的身份，在李勣率部队南下之后，接管了以国内城为中心的高句丽故地，唐朝是要借用泉男生在高句丽人中的影响力来加强对新占领地区的控制。辽东都督府之设应在此时，最初统辖地域即以国内城为中心的高句丽故地。平壤之战，泉男生“使浮屠信诚内间，引高丽锐兵潜入”，在僧人信诚接应下潜入平壤城的“高丽锐兵”即泉男生所部，应是其由国内陆区带来的由高句丽人组成的部队，亦即新成立的辽东都督府兵。
乾封元年随泉男生投降的国内城、多勿城（即甘勿主城，今辽宁省新宾县旺清门乡转水湖山城），薛仁贵攻克的南苏城、木底城，皆出现在总章二年“李勣奏报”的“鸭渌水以北已降城十一”中，说明高句丽国内陆区及新城以外的南道诸城，皆在辽东都督府的控制之下，因此，敕书才称：“高丽诸城堪置都督府及州郡者，宜共男生商量，准拟奏闻”，关于在鸭绿江以北设置州县的相关事宜，要求与泉男生商量。“遂便稳分割，仍总隶安东都护府”，就是将隶属于辽东都督府的州县与直属安东都护府的州县妥当地划分明白，因为辽东都督府的上级机构是安东都护府，所以说这些州县仍旧是全部隶属于安东都护府的。
唐高宗的敕旨要求辽东设州县之事应该与泉男生商量，李勣的奏报建议将此事委托给“辽东道安抚使兼右相刘仁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李勣已于总章元年十二月还朝。李勣的建议应该是得到了采纳。总章三年（670）正月丁丑，“右相、乐成男刘仁轨致仕。辛卯，列辽东地为州县”，负责此项工作的刘仁轨回朝致仕，这应该是他汇报和交接的最后一项工作，也就是说，对鸭绿江以北地区的行政建置至总章三年正月才最终完成，即使从李勣奏报的总章二年二月算起，也几乎进行了一年。
至总章二年二月，鸭绿江以北还有11座高句丽城未降，需要以武力逐一扫平。总章二年三月十六日，首任安东都护魏哲病逝，由薛仁贵“兼检校安东都护”。总章二年四月，“高丽之民多离叛者”，高句丽故地已开始出现叛乱。总章二年“五月庚子，移高丽户二万八千二百，车一千八十乘，牛三千三百头，马二千九百匹，驼六十头，将入内陆”，已经开始第二次大规模将高句丽人迁入中原。诸多波折，必然使鸭绿江以北地区的地方行政建置工作因而耽搁。
三、总章三年的新体制
“李勣奏报”中讨论的地域，用原文的表述是“鸭渌水以北”，以下共提及鸭绿江以北32城，其所在地学界已有考证的共13城。其中，未降城有北夫余城州、新城州、辽东城州、白石城、安市城；已降城有木底城、南苏城、甘勿主城、麦田谷城（今辽宁省瓦房店市得利寺山城）、国内州、屑夫娄城（今辽宁省铁岭市西丰县凉泉镇南十五之山城）；逃城是积利城（今辽宁省抚顺市苏子河与浑河合流处铁背山山城）；打得城是银城（今辽宁省鞍山市岫岩县黄花甸子乡松树沟山山城）。
“李勣奏报”虽然将鸭绿江以北作为一个区域整体说明情况，见于中国史书记载的高句丽鸭绿江以北的大行城、泊灼城、乌骨城、安地城、石城等城却皆未出现在奏报中，已考知的城名也没有位于今鸭绿江至辽宁桓仁、宽甸、凤城一线的，可见奏报讨论的区域并不包括鸭绿江下游，该区域应该包括在此前设置的9都督府、42州、100县之内，即直属安东都护府。据此分析，辽东州都督府的辖区与安东都护府直辖区的分界线，可能就在今辽宁桓仁、宽甸、凤城一线。
总章三年确立的新体制是，安东都护府下辖9都督府、42州、100县，管辖今辽宁桓仁、宽甸、凤城一线以东的高句丽故地，在此以西的高句丽故地设辽东都督府，在百济故地设熊津都督府，在新罗国设鸡林州大都督府，皆隶属于安东都护府。但是，在此之前的总章二年四月，高句丽故地已经发生叛乱。咸亨元年（670）高句丽钳牟岑反叛，致使高句丽故地的叛乱升级。因此，总章三年正月刘仁轨还朝汇报的“列辽东地为州县”方案，是否真正落实恐怕都是一个问题。
在此期间，安东都护府治所曾两次迁徙至鸭绿江以北，即辽东州都督府辖区，可见辽东州都督府存在对安东都护府的隶属关系。《旧唐书》卷83《薛仁贵传》载：
高丽既降，诏仁贵率兵二万人与刘仁轨于平壤留守，仍授右威卫大将军，封平阳郡公，兼检校安东都护。移理新城，抚恤孤老；有干能者，随才任使；忠孝节义，咸加旌表。高丽士众莫不欣然慕化。
薛仁贵兼检校安东都护之后“移理新城”，即将安东都护府治所迁至位于今辽宁抚顺的新城，这是首任安东都护魏哲病逝（总章二年三月十六日）之后的事情。笼统而言，总章元年九月“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城”，总章二年三月以后安东都护府已迁至新城，在平壤的时间不超过1年。《新唐书》卷220《高丽传》载：
大长钳牟岑率众反，立藏外孙安舜为主。诏高侃东州道，李谨行燕山道，并为行军总管讨之，遣司平太常伯杨昉绥纳亡余。舜杀钳牟岑走新罗。侃徙都护府治辽东州，破叛兵于安市。
上述史事并非发生在一年。大长钳牟岑的叛乱始于咸亨元年四月，高侃破叛兵于安市是咸亨二年（671）七月。“咸亨元年，杨昉、高侃讨安舜，始拔安东都护府，自平壤城移于辽东州。”安东都护府何时自新城迁回平壤不详，但据此可知，咸亨元年再自平壤迁辽东州，称高侃为东州道行军总管，应该就是指辽东州。此时安东都护府首府在今辽宁辽阳。可以说，高句丽故地叛乱爆发的时期，安东都护府迁徙不定。
据《旧唐书》卷199上《高丽传》，总章元年在鸭绿江以南高句丽故地设置安东都护府时，“擢其酋渠有功者授都督、刺史及县令，与华人参理百姓”。《新唐书》卷220《高丽传》作“与华官参治”，即在安东都护府下属9都督府、42州、100县，实行“华官参治”型羁縻体制。“咸亨元年六月，高丽谋叛，总杀汉官。”在高句丽故地发生叛乱以后，新任命的华官基本被杀，鸭绿江以南的“华官参治”型羁縻体制全面瓦解，可能与百济故地同样，改行军政合一的都督府体制。
在总章三年确立的安东都护府体制下，安东都护府直辖的9都督府、42州、100县才是核心地区，而安东都护府监管的3个都督府实为其外围地区，新体制竟然由核心区开始坍塌，这恐怕是制度设计者所始料不及的。《唐会要》卷73安东都护府条：
至上元三年二月二十八日，移安东都护府于辽东故城，先有华人任官者悉罢之。至仪凤二年二月二日，移安东都护府于新城安置，仍令特进充使镇府。
高句丽故地叛乱时期，安东都护府已经在平壤、新城、辽东州之间迁徙不定，反映出唐王朝也在犹豫最终将安东都护府设在何处。据《新唐书》卷220《高丽传》：“平壤痍残不能军，相率奔新罗，凡四年乃平。”高句丽故地的叛乱历经4年才平定下去，经历战争的破坏，平壤已经不再适宜作为安东都护府的治所。于是，唐王朝先是在上元三年（676）将安东都护府迁至辽东故城，在第二年即仪凤二年确定以新城为安东都护府治所。这是安东都护府第二次迁至辽东和新城。需要注意的是，随着安东都护府由平壤迁往辽东城，“先有华人任官者悉罢之”，也就是废止了“华官参治”体制。
四、仪凤元年以后的安东都护府
《资治通鉴》卷202仪凤元年（676）二月甲戌：
徙安东都护府于辽东故城；先是有华人任安东官者，悉罢之。徙熊津都督府于建安故城；其百济户口先徙于徐、兖等州者，皆置于建安。
《资治通鉴》卷202仪凤二年二月丁巳：
以工部尚书高藏为辽东州都督，封朝鲜王，遣归辽东，安辑高丽余众；高丽先在诸州者，皆遣与藏俱归。又以司农卿夫余隆为熊津都督，封带方王，亦遣归安辑百济余众，仍移安东都护府于新城以统之。时百济荒残，命隆寓居高丽之境。
仪凤元年的举措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安东都护府治所内迁，而是确立了一种新的管理体制：于辽东故城设安东都护府，下辖辽东州都督府与熊津都督府。辽东州都督府与安东都护府同治辽东城，统辖高句丽遗民；熊津都督府治建安故城（今辽宁省盖州市东北15里青石头堡高丽城村东石城山山城），统辖百济移民。由于辽东为高句丽故地，原本没有百济人，所以才要把此前迁往徐、兖等州的百济移民迁往建安，以作为内迁之后的熊津都督府属民。全面取消“华官参治”，由高藏为辽东州都督、夫余隆为熊津都督来看，“先是有华人任安东官者，悉罢之”，不仅是指安东都护府，也包括安东都护府下辖的两个都督府。从“命隆寓居高丽之境”可以看出，此次派夫余隆“安辑百济余众”，并不是回百济故地，而是赴建安，正是前一年“百济户口先徙于徐、兖等州者，皆置于建安”政策的延续。唐朝是要在鸭绿江以北重建安东都护府统治的核心区，而将鸭绿江以南的高句丽故地作为外围地区。仪凤二年，高藏授辽东州都督，“遣归辽东”，《旧唐书》卷5《高宗纪》作“遣归安东府”，可证辽东州都督府仍是隶属于安东都护府的。
仪凤二年二月，将高藏、夫余隆两位降王派至辽东，分别安辑“高丽余众”和“百济余众”，正是为了落实唐王朝的上述设想。与此同时，唐王朝将安东都护府的治所迁至新城，但结果却并未达到预期目的。因为“藏至辽东，谋叛，潜与靺鞨通”，使唐王朝不再想把高句丽移民集中至辽东，全部划归安东都护府，而是“散徙其人于河南、陇右诸州，贫者留安东城傍”，仅留部分高句丽移民隶属安东都护府。迁徙百济移民一事似乎未能落实，很可能因为熊津都督府即于仪凤二年被撤销。安东都护府所属都督府有建安州都督府，应是撤销熊津都督府之后，将建安一带划归安东都护府统一管理，也就是由安东都护府统辖全部辽东。至此，安东都护府与辽东州都督府的辖区重合。
如前所述，泉男生在仪凤二年任辽东大都督，至仪凤四年“薨于安东府之官舍”，可证高藏谋叛受到处罚，但并未影响到唐在辽东地区所行体制，唐朝将辽东州都督府升格为辽东州大都督府，以泉男生为大都督，治所仍在今辽宁辽阳。据《新唐书》卷110《泉男生传》：“仪凤二年，诏安抚辽东，并置州县，招流冗，平敛赋，罢力役，民悦其宽。”可见辖区内的州县皆由辽东州都督府管理。那么，除统领辽东州都督府之外，新体制下的安东都护府主要职能还有什么呢？
《旧唐书》卷39《地理志》记载，内迁之后的安东都护府“领羁縻州十四，户一千五百八十二”，而后罗列都督府州之名：
新城州都督府、辽城州都督府、哥勿州都督府、建安州都督府、南苏州、木底州、盖牟州、代那州、仓岩州、磨米州、积利州、黎山州、延津州、安市州。凡此十四州，并无城池，是高丽降戶散此诸军镇，以其酋渠为都督、刺史羁縻之。天宝，领戶五千七百一十八，口一万八千一百五十六。
而《新唐书》卷43下《地理志》则列举“高丽降户州十四，府九”，比《旧唐书·地理志》多出5个都督府、4个州。但《新唐书·地理志》也认为：“高宗灭高丽，置都督府九，州四十二，后所存州止十四。”可见，安东都护府仪凤二年移置辽东时，当如《旧唐书·地理志》所载，领4都督府、1州，总计14州。总章元年在今辽宁桓仁、宽甸、凤城一线以南设置的9都督府、42州，至仪凤二年仅剩侨置于辽东的4都督府、1州，其他全部废弃。
安东都护府内迁至辽东地区后，14州共有1582户，平均每州仅百余户，至天宝年间始上升至“户五千七百一十八，口一万八千一百五十六”。虽然在唐灭高句丽之役中，上述地区肯定存在比较大的人口减员，但无论如何也不会少到1582户。由此可以肯定，上述户口数字并不是辽东地区的全部人口，而只是直属于安东都护府的人口数。《旧唐书》卷39《地理志》称，安东都护府所属都督府州“并无城池，是高丽降户散此诸军镇，以其酋渠为都督、刺史羁縻之”，联系高藏阴谋叛乱败露之后“散徙其人于河南、陇右诸州，贫者留安东城傍”可证，安东都护府条所载户口数字，实际上是在辽东“诸军镇”城傍安置的高句丽移民的户口数，唐王朝以“城傍”的形式对其进行管理。而所谓“诸军镇”，即上述14个侨置的羁縻府州。
仪凤二年，以泉男生为辽东大都督“改置州县”，一方面证明，是在此时将原辽东州都督府升格为大都督府，另一方面也证明，唐朝是要将重新规划辽东州都督所统州县和增设直属安东都护府的羁縻府州两件事一揽子解决。仪凤二年安东都护府迁入辽东之后，辽东地区分为两种管理体制：一是都督府、州、县体制，用来管理辽东地区的高句丽遗民；二是“城傍”羁縻府州体制，用来管理高句丽、百济移民，后者由安东都护府直接管辖。由此可以发现，唐朝新设立的辽东地区管理体制实际与营州是非常相似的。李峤《为纳言姚王寿等贺破契丹表》提到“伏见辽东都督高仇须承露布”，陈子昂《为建安王贺破贼表》提到“得辽东都督高仇须等月日破逆贼契丹孙万斩等一十一阵露布”，两者所见应为同一露布。据《旧唐书》卷6《则天皇后纪》万岁登封元年（696）七月，“命春官尚书梁王三思为安抚大使，纳言姚王寿为之副，制改李尽忠为尽灭，孙万荣为万斩”，可证此必为万岁登封元年七月之后的事情。陈子昂《为建安王与辽东书》：“清边道大总管建安郡王攸宜致书于辽东州高都督蕃府贤甥”，显然为同期书信，所谓“高都督”即高仇须，信中提到“尽灭已死”，又称“初春向暖”，李尽忠死于696年十月，则此信的时间必为697年初春。则上述表文、书信应皆作于697年初春。由此看来，仪凤元年确立的新体制至少延续至697年，持续大约20年。
《旧唐书》卷39《地理志》安东都护府条：“圣历元年六月，改为安东都督府。”同书卷199上《高丽传》：“圣历二年，又授高藏男德武为安东都督，以领本蕃。自是高句丽旧户在安东者渐寡少，分投突厥及靺鞨等。”所谓改安东都护府为安东都督府，实际上是将原安东都护府与辽东州都督府合并，成立新机构安东都督府。最后一位辽东州都督很可能是高仇须。程尼娜认为，“极有可能是唐朝于圣历元年改安东都护府为安东都督府，但由于某种原因，首任安东都督是在圣历二年才走马上任”，则第一任安东都督很可能是高藏之子高德武。这是唐朝正式将辽东地区全部划入羁縻体制管理。有学者认为，安东都护府已降为羁縻都督府，也是正确的。
辽东州都督府应该存在至圣历元年（698），从时间上分析，其撤销或者说改制可能与契丹营州之乱有关。但从后果来看，改制的效果并不理想，此举反而导致辽东地区“高句丽旧户”即我们所说的高句丽遗民的逃亡，致使辽东地区人口迅速下降。
总之，仪凤二年以后，唐朝东北边疆管理体制是：西部以营州都督府为主导，管理境内羁縻州，并监管松漠、饶乐两羁縻都督府，以这两个都督府分别治理营州境外的契丹人和奚人；东部以安东都护府为主导，管理辽东“城傍”羁縻州，管辖高句丽移民，并监管辽东州都督府，由辽东州都督及其下属州县管理鸭绿江以北的高句丽遗民，辽东州都督例由高句丽贵族出任，安东都护则例由汉官出任。
五、营州之乱与安东都护府
借营州契丹叛乱之机，居住在营州的靺鞨人大祚荣率部东奔，最终建立渤海国。辛时代指出，所谓营州东逃叛党，就是自营州东迁的靺鞨人，并由此出发讨论了许多以前学界没有关注的史料。陈子昂《为建安王与辽东书》载：“某令将蕃汉精兵四十万众，克取某月日，百道齐驱。分五万蕃汉精兵，令中郎将薛讷取海路东入，舟楫已具，来月亦发。”《为建安王与安东诸军州书》载：“大军即以二月上旬，六道并入，指期克翦，同立大勋。”信中透露出唐军的作战计划是，于697年二月上旬对契丹发动全面进攻，其中一支由“五万蕃汉精兵”组成的部队，将由中郎将薛讷率领，取海路进入东北地区作战。另据《资治通鉴》卷206神功元年（697）三月戊申载：“清边道总管王孝杰、苏宏晖等将兵十七万与孙万荣战于东硖石谷，唐兵大败，孝杰死之。”“武攸宜军渔阳，闻孝杰等败没，军中震恐，不敢进”。此次军事行动在中原地区进展得并不顺利，但据《王庆墓志》，薛讷部应该是从海路顺利进入东北地区。
陈子昂《为建安王与辽东书》又载：“清边道大总管、建安郡王攸宜，致书于辽东州高都督蕃府贤甥，某至，仰知破逆贼孙万斩十有余阵，并生获夷贼一千人”，反映出697年正月辽东州都督高仇须率部与叛军进行过10余次战斗，但从其俘获敌兵仅千人来看，战斗的规模并不大，叛军对辽东州（今辽宁辽阳）的进攻显然具有试探性质。
《资治通鉴》卷205万岁通天元年（696）九月丁巳：“虏将围安东，令（许）钦寂说其属城未下者。”由此可证，696年九月，叛军已开始围攻安东都护府的治所新城。如前所述，陈子昂《为建安王与安东诸军州书》写于697年初春，此时武攸宜还能够致书“安东诸州刺史并诸将部校官属等”，可见新城至少到697年春仍未被叛军攻克。另据《高质墓志》《高慈墓志》，高质、高慈父子皆于“万罗通天二年五月廿三日薨于磨米城”，可证697年五月叛军攻克磨米城（辽宁省本溪市石桥子镇边牛山城）。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史料皆称叛军为契丹，或提及孙万荣，辛时代认为应指东迁的靺鞨人是极有见地的。综上，696年九月以后，东迁的靺鞨人开始围攻安东都护府所在的新城，但迟迟未能攻克，故于697年正月对辽东州都督府治所辽东州展开试探性进攻，但皆为辽东州都督击退，至697年五月，靺鞨人放弃对新城和辽东州的进攻，沿太子河东进，攻克磨米城。
结合《五代会要》卷30《渤海》“大舍利乞乞仲象与靺鞨反人乞四比羽走保辽东，分王高丽故地”的记载来看，靺鞨人东奔的目的地是高句丽故地。靺鞨人的原计划是攻克新城，沿传统上的高句丽南道东进，因为南道重镇南苏城，高句丽在灭亡前曾“引靺鞨数万众据南苏城”，附近可能早已是靺鞨人的居住地了，回到高句丽南道等于回到靺鞨人从前居住的地方。但战事进展并不顺利，新城久攻不克，使靺鞨人无法通过高句丽南道东进，对辽东的试探性进攻也宣告失败，因此，靺鞨人选择了另一条传统的东进路线，沿太子河东进浑江流域，进入高句丽早期定都的今辽宁桓仁一带。至697年五月攻克磨米城，靺鞨人已经打通这条东进路线。可能是在此前后，他们拒绝了武则天的招抚和册封，而后驻扎在今辽宁本溪和桓仁之间。
关于天门岭，学界有张广才岭，吉林省哈达岭、长岭子，承德县西境、养息牧河西北约40公里城子山，以及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西北的乌兰木头山至八楼子南山一带等说法，但皆与上述靺鞨人的行程不相吻合。天门岭应即今辽宁本溪、桓仁之间的最高山峰老秃顶子山。697年五月之后，乞四比羽部驻扎在老秃顶子山以西，大体在今辽宁本溪一带，大舍利乞乞仲象部驻扎在老秃顶子山以东，大体在今辽宁桓仁、新宾之间。也是在此期间，大舍利乞乞仲象去世，其子大祚荣代统部众。大约是在697年八月，李楷固的部队到来，先是攻入乞四比羽部的驻地，并临阵杀乞四比羽，而后越过老秃顶子山，进攻大祚荣部。由营州东迁的靺鞨约万余人，史籍称辽东叛党“二万之寇”即160或是夸大之词，或是靺鞨东迁途中另有势力加入，即使如此，乞四比羽与大祚荣分驻老秃顶子山东西时，其人口皆不会超过万人，战斗人员最多两三千人，显然无法对抗李楷固的部队，因而乞四比羽战败被杀。大祚荣之所以能够取得天门岭之战的胜利，关键在于“合高丽、靺鞨之众以拒楷固”，即充分动员了当地的高句丽人和靺鞨人，共同对抗李楷固的部队。
天门岭之战获胜后，大祚荣在东牟山筑城，学界的主流观点是吉林省敦化市贤儒乡的城山子山城，此外还有吉林延吉城子山城和龙西古城等观点。关于东牟山，也有沈阳附近天柱山、桦甸县说，额敦山说，额穆县嵩岭说，宁古塔山说，辑安（集安）东明山说等不同的认识。闻也有学者认为此处的“桂娄”应为“挹娄”之误，从《旧唐书·渤海靺鞨传》称大祚荣之子大武艺即位之前的封号为“桂娄郡王”来看，这种观点是说不通的。所谓“桂娄之故地”，应指高句丽五部之桂娄部，即高句丽王部显然应该分布于高句丽都城附近，即今吉林集安附近才是所谓“桂娄之故地”。如果我们相信东牟山在桂娄故地的记载，那么东牟山在吉林集安的旧说似乎更妥当。据《泉男生墓志铭》，高句丽国内陆区，至泉男生降唐时有10余万户，即使至此时人口减员半数，尚能有五六万户、近30万人，可能是今中国东北境内在当时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而且这里的高句丽人和靺鞨人曾经与唐朝对抗，具有反唐的群众基础，这才是大祚荣选择进入该地区立国的原因。大祚荣占据桂娄故地、筑城东牟山应是698年的事情。据《旧唐书》卷39《地理志》安东都护府条：“圣历元年六月，改为安东都督府。”如前所述，所谓改安东都护府为安东都督府，实际上是将原安东都护府与辽东州都督府合并，成立新机构安东都督府。究其原因，当是因为原辽东州都督府所辖府州和安东都护府所辖城傍羁縻州，人口最多的地区已经被大祚荣占据。此次机构调整等于撤销了安东都护府，原安东都护府辖区改行羁縻都督府体制。圣历二年（699），狄仁杰上《请拔安东表》，“臣请罢薛讷，废安东镇，三韩君长高氏为其主”。由此看来，697年三月薛讷自海路进入东北之后，一直率部驻扎在安东都护府治所新城，可能这也是后来靺鞨放弃进攻新城的原因。《旧唐书》卷93《薛讷传》和《新唐书》卷111《薛仁贵传附薛讷传》皆称薛讷曾任“安东都护”，应该也是在此时期。698年六月改为安东都督府之后，薛讷也当转任安东都督。狄仁杰在699年建议招回薛讷、撤销安东镇即安东都督府，原安东都督府辖区改由高句丽王室高氏主政。据《旧唐书》卷199上《高丽传》：“圣历二年，又授高藏男德武为安东都督，以领本蕃。”显然武则天接受了狄仁杰的建议，在699年调回薛讷，改任高藏为安东都督，将安东都督府彻底改造成为与松漠都督府、饶乐都督府性质相同的边疆民族酋长主政的羁縻都督府。
《旧唐书》卷39《地理志》：“神龙元年，复为安东都护府。开元二年，移安东都护于平州置。天宝二年，移于辽西故郡城置。至德后废。”实行都督府体制时间并不长，至神龙元年(705)复设安东都护府，即恢复都护府体制。但是，开元二年(714)安东都护府已内迁平州，开元八年(720)薛泰以安东都护兼两蕃使，天宝二年(743)安东都护府再迁辽西故郡城，据《新唐书》卷39《地理志》安东都护府：“有安东守捉。有怀远军，天宝二载置。又有保定军”。安东都护兼押领契丹、奚人的两蕃使，下辖军、守捉，皆可证安东都护府已被改造为统兵押领契丹、奚人的机构，虽然名称未改，但性质和职能皆已出现根本变化。大约在至德三年(758)，安东都护府最终被废止。
六、结语
安东都护府从设立至废止，大体经历了4个阶段：第一阶段，自总章元年至仪凤元年，安东都护府为唐朝在东北边疆的最高军政机构，直接管辖9都督府、42州、100县，并监管辽东州都督府、熊津都督府、鸡林州大都督府。施行都护领兵镇守下的羁縻府州体制，并实行“华官参治”，但这种体制更多是停留在制度设计的层面，随即出现的高句丽故地的叛乱使之未能真正落实。第二阶段，自仪凤元年至圣历元年，战乱后内迁的安东都护府仅统辖辽东州都督府，原直辖的9都督府、42州，仅有4都督府、10州侨置于辽东。施行的是都护府与都督府一体的体制，安东都护府与辽东州都督府的辖区相重合，并取消“华官参治”。第三阶段，自圣历元年至神龙元年，安东都护府改为安东都督府，并由高句丽王室后裔主政，降格为普通羁縻都督府。施行的是无华官参治的羁縻府州体制。第四阶段，自神龙元年至至德三年，恢复都护府体制之后，先后迁至平州、营州境内，自开元八年起，安东都护兼两蕃使，逐渐被改造为统兵押领契丹、奚的机构，其性质、职能皆与此前大相径庭，至安史之乱以后即已经失去存在的必要了。
部分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