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中国的事讲经济学的理——读王东京《经济学讲义》

用中国的事讲经济学的理

——读王东京《经济学讲义》

我之前读过不少经济学教材，可最近读王东京教授撰写的《经济学讲义》，让我耳目一新。这本书虽然是叫“讲义”，但却与一般的经济学教科书不同，书中既没有复杂的数学模型，也没有难懂的专业术语。作者举重若轻，却把经济学讲得清晰透彻，娓娓道来、妙趣横生。

时下也有经济学教材写得很通俗，可案例大多是国外的，让人总感觉有隔膜感。王东京教授长期在中央党校工作，接触的官员和企业管理者多，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案例，也深知国内官员和企业管理者的心结与困惑。把这些鲜活的案例写进讲义，用中国的事说经济学的理，读来既有现场感，又好读易懂。毛泽东说过：“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而《经济学讲义》，正是这方面的尝试。

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的行为，本质上是一种思维方式和分析方法。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加里·贝克尔曾用经济学研究婚姻、家庭，并因此荣膺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贝克尔有句名言：“经济学是充分利用生命的艺术。”现实生活中的很多事情，我们司空见惯、深信不疑，但若从经济学视角考量，却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比如我们常说“少花钱、多办事”，这句话对不对？读过《经济学讲义》之后就会明白，也对也不对，关键看谁来花钱、为谁办事。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既讲节约又讲效果；花自己的钱办别人的事，只讲节约不讲效果；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只讲效果不讲节约；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既不讲效果又不讲节约。《经济学讲义》中总结得很精辟，也很传神，但若不捅破这层窗户纸，我们好像还悟不出这些“道理”来。由此可见，熟知并不等于真知，而这种差异，反映的就是经济学思维和经济学素养。

经济现象非常复杂，可以做多角度分析。但不管从哪个角度切入，都得坚持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遵守经济分析的基本规范。一个人懂不懂经济、水平怎么样，关键就看这一点。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很多人有朴素的经济学思维，也掌握一些片段化的经济知识，而且遇到问题也能谈一些观点，但往往比较片面，容易各执一端，各说各话，相互间难以达成共识。

供求决定价格，是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也是分析市场定价的基本规范。其实这个道理大多数人都懂，可遇到具体问题却往往被丢到脑后。《经济学讲义》中这方面的例证有好几个。其中一个，是把菜价高归咎于中间商，说一斤萝卜从宁夏到北京，价格上涨了8倍，北京市民吃得贵，宁夏农民赚得少，大头被中间商拿走了，所以要打击中间商。问题在于，萝卜价格是供求决定的，要平抑价格，就得往北京多调萝卜；如果头痛医脚，不想办法增加供给而是把中间商打跑了，萝卜价格岂不会涨得更高？

另一个例子，是地价推高了房价还是房价拉高了地价？地价是房价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却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说，高地价就一定推高房价。设想一下，若住房供过于求，地价再高房价也涨不起来；反过来，如果住房供不应求，地价再低，房价也摁不住。诸如此类的问题，迷惑性还挺强。如果经济学素养不够、功底不够扎实，往往就会被迷惑。

经济学是经世济用的科学，其微观机理就在于，可以利用人们趋利避害的倾向，通过政策与制度安排，对公众的行为进行引导。需求定律说，行为选择都是在既定约束下追求利益最大化。可资源是稀缺的，每个人都争用，所以就得制定竞争规则，而规则一旦定出来，就成了约束行为选择的条件。比如以“比武力”为规则，人们就会苦练武功；若以“比考分”为规则，人们就会刻苦读书。再以公房分配为例，若按工龄分，人们就会多熬年头；若按家庭人口分，人们就会多生孩子。

《经济学讲义》中指出，人的行为选择既有消极的、非生产性的，也有积极的、生产性的，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是经济主体的理性选择。对此，经济学并不做道德评价，只是告诉我们，存在对公众行为进行引导的可能性。问题的关键是，往哪个方向引导、规则的有效性如何？这个问题往大了说关乎国计民生；往小了说，关乎一个单位的风气和生态，所以各级领导干部和企业管理者都应重视建章立制。

在政策操作层面，《经济学讲义》中也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比如对怎样推动科技创新、怎样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怎样扩大内需稳定就业、怎样畅通国内循环、怎样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等，用经济学逻辑条分缕析，让人深受启发。

 · end · 

文章刊载于《学习时报》2021年1月13日第5版

本期编辑：王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