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402年7月，那一定是一个火热的夏天，在以“火炉”著称的南京，朱棣踩着他的侄儿朱允炆的躯体，就要登上皇帝宝座了。
他叫儒生方孝孺给他起草登位诏书，孰料方孝孺不仅不答应，还破口大骂，结果被朱棣诛杀十族！当时，没有人会知道，这“诛十族”的行为，会是他推出一系列专权措施的开端，这些措施把中国自秦始皇以来建立的皇权专制制度硬生生推向一个新的高峰。熟读历史的人都知道，朱棣进入南京城之前，建文帝朱允炆在宫里放了一把火，火焰中，这位懦弱的、年仅二十五岁的皇帝从此消失了。人们从火焰中扒出一具已成灰烬的尸体，朱棣命令以天子礼埋葬。文武百官纷纷拜倒在朱棣脚下，请他登基，但朱棣拒绝了。臣子们一连劝进了五天，朱棣一次又一次地推托。直到最后一天，才勉强答应下来。经过三年“靖难之役”，他岂肯仅仅就做个辅佐成王的周公？书生方孝孺在朱元璋时代就被朱元璋所器重，老皇帝特别安排他作为接班人朱允炆的“帝师”。朱允炆当皇帝后，方孝孺果然不负所望，全心全意辅佐新君。朝廷决定讨伐朱棣，一切诏书、檄文，皆出自方孝孺之手。现在，江山落到了朱棣手里，在他和方孝孺之间，将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当年，朱元璋原配马皇后死了，一直视自己为马皇后嫡出、在北平当燕王的朱棣，就像其他的兄弟们一样前往南京奔丧。丧礼完毕，为表达余哀未尽的心情，儿子们集体请求父皇分别派高僧到他们的领地，为马皇后颂经祈福。儿子们孝顺，朱元璋当然很高兴，他逐个安排，很随意地就把一个叫姚广孝的和尚安排给了朱棣。这一安排，有如管仲被安排给了齐桓公，萧何被安排给了刘邦。在后来朱棣与朱允炆之间长达三年的皇位争夺战中，老和尚虽然坐镇北平，但他运筹帷幄，调度有方，每每关键时刻，化解疑难，廓清方向，成为燕王摘夺天下的第一功臣。姚广孝为朱棣尽心尽力，但在燕军直捣南京之前，这个和尚曾跪在朱棣的面前说：
“方孝孺是一个很有节气的人，您攻破南京城之后，他肯定不会投降。
请您不要杀了他，如果杀了他，天下读书人的种子就绝了。”
城破之后，方孝孺果然拒绝投降。朱棣叫人架着他来相见。方孝孺一身丧服，号哭在地。朱棣很受感动，亲自下殿来安慰他。他说：“先生不要自己苦自己了，我不过是效法周公辅成王罢了。”朱棣强按着火气回答：“这是我们朱家的事情，先生不要管得太宽了。”朱棣叫左右拿一支笔交给方孝孺，说：“我要诏告天下当皇帝的事，这个诏书非先生起草不可啊。”方孝孺把笔摔到地上，骂道：“死就死了，诏书是不可起草的！”朱棣问：“你死当然无所谓，可你就不顾及你的九族吗？”方孝孺大声回答：“你就是杀了我的十族又能奈何我吗？”所谓“九族”，就是指犯人的上四代、下四代，加上本人这一代。而所谓“十族”，中国历史上根本没有这一说，这是把犯人的朋友、门生也给加进去了。就这样，愤怒的朱棣凌迟了方孝孺，诛杀了方孝孺的“十族”。除了方孝孺，还有一个叫景清的建文旧臣，这个人早年就与朱棣有交往，因了这层关系，朱棣依然让他担任官职。一天，景清穿着一件绯色衣服，内藏一把尖刀上朝。朱棣见他神色异常，便命令左右对他搜身，结果那把尖刀掉下来了。朱棣叫人打掉他的牙齿，景清含着一口血喷上朱棣的龙袍。朱棣不解恨，还把他的街坊邻里，连同老家的乡亲也一并杀个干净，直杀得几多村落一路无人烟，夜雨闻哀号。朱棣总共在位22年，对建文旧臣的屠戮就持续了十多年。但杀人并没有给他杀出一个安全感来，相反，有两块心病始终缠绕着他，让他挥之不去、寝食难安，以致消耗了太多太多的心力。这两块心病，第一块是，从登上帝位的那一天起，他的头上就戴着一顶“篡逆”的帽子。在纲常伦理上，他不能从父亲朱元璋那里获得哪怕只言片语的支持。就有那么一次，明成祖召见刘基的儿子刘璟，这位名师之后开口不称“陛下”，只称“殿下”。一件事是，叫人修改在建文帝时代就已经编纂好了的《明太祖实录》，在修改后的这本皇家笔录中，他把自己说成是朱元璋的皇后马氏嫡出。另一件事是，征调10万工匠、耗银250万两，在南京修建一座大报恩寺，以报答马皇后的养育之恩。朱棣这样做，无非是要告诉天下，他才是朱元璋的正统继承人。可是，只要稍微查查历史就知道，马皇后除了生了几个女儿之外，并没有生过儿子。更有意思的是，在那座宏伟的大报恩寺里，正殿的大门经常是关闭的，普通的人当然无从知道里面供奉的是什么，但朱棣知道，里面供奉的并不是马皇后，而是他的真正生母碽妃。最让这位永乐大帝伤透脑筋的，是他的第二块心病，那就是，建文帝到底是死了呢，还是没有死？当初朱棣率军攻破南京城的时候，说是皇宫中起火了，建文帝“不知所终”。也就是说，当时朱棣把那具当作建文帝埋葬的尸体，并不一定是建文帝，真正的建文帝可能逃跑了。毫无疑问，只要这个侄儿皇帝还活在世上，说不定哪一天就会冒出来号召一方。朱棣的神经能不紧张吗？据说建文帝是扮成和尚，从一个暗道里出逃的。有人说他到了福建，有人说他到了云贵川，还有人说他逃到了海外。朱棣派人四处寻访。这其中，有一个叫胡荧的人，几乎终其一生都在寻访建文帝，可谓一个职业寻访者。他走遍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最终还是无功而返。此外，朱棣派郑和下西洋，意在向各国显示中国富强，而私下里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那就是访查建文帝有没有逃到国外。好在，建文帝始终没有任何东山再起的动作，这样，朱棣到了晚年，也就把那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总会想尽各种办法来增强安全感。面对那些内心隐痛，朱棣当然不会只是做几件修修补补的事情就算了。他决定从三个方面来变革现有的政策和制度，以最大限度地把各种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从而获得可以触摸的安全感。当然，在推行这些变革的时候，他并没有想到，这会把中国的皇权专制推向一个历史的高峰。当年建文帝削藩，朱棣说这是在破坏祖制，以此为借口起兵夺权。等到他当皇帝了，却还得走这条老路，而且削起藩来，比他的侄儿显得更坚决、更严厉、也更加毫不留情。在登基之初，为赢得拥护，他把建文帝废除的那些藩王全部恢复爵位，并提高他们待遇，赋予他们特权。但不久，就抓住一些藩王不安分、不守法的表现，对他们进行一一削夺。他削藩的措施与建文帝如出一辙，譬如把边塞王迁移到内陆，削减他们的护卫兵，把地方的军事权和行政权全部归还给地方文武官员，禁止藩王节制地方官等等。想当年，建文帝不就是这样对待他的吗？可见，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任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都是可笑的。朱棣削藩最终获得了成功，不少藩王被废为庶人，一些侥幸保留了王位的人，也只是徒有虚名，无力起事。削藩解决了历代王朝皇室后裔或有功重臣一旦封王即容易坐大、进而尾大不掉的问题，但也让各级行政官员从此变得更加俯首帖耳，唯唯诺诺，“坐等朝廷出事”成为这帮人的群体心态。朱棣在削藩的同时，对中央的行政机构也进行根本性变革，推行内阁制。那么，丞相制是怎么演变成内阁制的呢？他们二者之间有着怎样的区别？朱棣为什么要推行内阁制？秦汉时期，丞相的权力非常大，号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丞相上朝，皇帝还要从御座上站起来表示一下。到了隋唐，实行三省制度，丞相就不是一个人了，而是三四个，有时甚至十多个，这样，就把权力分散了。宋朝时更进一步，丞相与皇帝说话，一向拥有的“坐而论道”的资格被取消，而只能是“立而陈言”。到了明代，由于出了个丞相胡惟庸谋反案，朱元璋一怒之下，杀了三万多人，从此罢黜丞相一职，并诏告后世子孙，有谁敢再议立丞相者，杀无赦。这位开国皇帝当政31年，有近二十年的时间是皇帝、丞相一肩挑。这样做权力欲是满足了，但累得也是不亦乐乎。据说他平均每天要处理207件奏章、411项事务，以致“星存而出，日入而休”仍无法处理好。到了朱棣手里，一方面，他依然要大权独揽，另一方面，又不想像他的父亲那样累死累活。内阁制与丞相制的相同点是，它们都有分析处理各种政务的职责；最大的区别，则在于是否拥有参谋决策权和监督执行权。在丞相制时代，丞相可以与皇帝共同决策政务，然后，拿着决策结果交给六部执行。而在内阁制时代，丞相拥有的这两项权力被皇帝拿去，内阁成员只有“票拟”权。所谓“票拟”，决不是今天所说的投票表决，而是阁臣们对各种奏章先拟出个处理意见，写在一张小票上，然后交给皇帝参考。皇帝认可了，就直接交由六部执行，而不必再经过内阁这个环节。而内阁，其实只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处，内阁成员就是皇帝的秘书班子。而阁臣们的官阶最高是五品，比六部的官阶还低，只相当于今天的地级干部。由于官阶的限制，他们即使有野心，也很难掀风起浪，危害皇权。也许有人会提到明朝中叶的权臣严嵩和张居正，这两个人分别是他们所处时代内阁班子里的首辅大臣，其呼风唤雨的能力俨然当朝宰相。但细一考究就会发现，他们的权力其实是由皇帝的喜好带来的，而并非制度本身所赋予。正因为如此，当皇帝的态度发生变化，或者皇位易人，严家和张家就很快遭遇到了家破人亡的命运。通过设立内阁，解决了大权独揽却又不必为权所累的挂碍。但他还是觉得安全感不够，他患上了像他父亲一样的毛病，那就是，怀疑每一个人对他的忠诚。为此，经过几番酝酿，他建立了由宦官掌权的特务机构东厂，企图通过这种形式，把每个臣民的一举一动都置于他的眼皮底下。我们有必要先来了解一下明朝时期出现的各种监察机构。在外廷机构中，督察院、六部给事中，这都是属于法定的国家监察机构。显然，朱元璋对这种中规中矩的监察机构并不放心，他私下里设了个察言司。但这个察言司很短命，不久就被锦衣卫所取代。锦衣卫本是保卫皇帝的侍卫，经过朱元璋的提携，就具有了侦查百官的功能。鉴于锦衣卫的胡作非为，朱元璋曾一度予以撤销，朱棣却将它重新恢复。尽管这也是个特务组织，但毕竟是个外廷机构，奏事往往要经过不少程序。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定利用宦官在内廷设立一个新的机构东厂，这样就可以直接向他奏事了。朱棣之后，还出现过西厂和内行厂这样同样由宦官掌权的特务机构，但它们的存世时间都不长，只有东厂和锦衣卫一直延续到明朝灭亡。它们二者合称为“厂卫”，相互配合，又相互牵制，共同书写了中国特务制度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当年朱元璋吸取前代得失，对宦官控制很严，不准他们读书写字，并在宫中立一块铁牌，上书“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当年在发动“靖难之役”时，就有不少宦官为他冲锋陷阵，立下战功。他之所以敢孤注一掷，直取南京，就是得益于建文帝身边的宦官跑出来向他报告了朝廷虚实。朱棣登上皇位之后，在许多方面都申明遵守祖制，唯独在对待宦官上与其父大异其趣。他派人叫宦官读书写字，大规模使用宦官出使海外各国，这其中就包括任用郑和七下西洋。他认为，这个特殊的群体没有子嗣，所以也就没了私心，用他们来监视思想复杂的臣下，不是最合适的吗？当时，宦官虽然是内廷中人，但管理机构却是外廷的吏部。明成祖大手一挥，就把他们划归给了内廷的司礼监来管辖。这样，放手使用宦官的最后一道门槛被拆除，东厂的蓝图呼之欲出。东厂因设立于东安门北、即后来北京的“东仓胡同”而得名。由于特务们干的都是一些见不得人的事，特务机构又大都是秘密建立起来的，因此，正史中对这类机构的情况根本不予记载，这就造成后世对东厂设于何年的争论。有说设于永乐七年的，即公元1409年，有说设于永乐十八年的，即公元1420年。虽然至今无法考证出准确的设立年份，但透过这件事却可以看出，明成祖心里早就清楚，哪些东西可以让它传之后代，哪些东西则是要想方设法加以掩盖的。可以想见，一群本来只能在宫廷里为皇帝的衣食住行服务的太监，突然遍布全国各地，那会是一番怎样的景象。他们无孔不入，无事不探，成为悬在各级官员头顶上的一把利剑。甚至连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柴米油盐的价格，也在它的侦察范围之内。东厂的特务们每天在大街小巷里活动，并非完全为朝廷办事，更多的是为自己谋私利。他们完全无视任何的司法程序，常常罗织罪名，诬赖良民，之后就屈打成招，趁机敲诈勒索。在东厂横行的年代里，上自皇亲国戚，下致黎民百姓，统统都处在特务们的监视之下。不仅如此，这些监视别人的特务，同时又处在别的特务的监视之中。谁稍微有点越轨行为，马上就会被最高统治者知道。那个职业寻访人胡荧，一方面按照朱棣旨意，寻访建文帝下落，另一方面还负责监视皇太子朱高炽。朱高炽虽然被其父立为太子，在南京监国，但朱棣对他并不满意，多次想废掉他。有一次，一个地方上的土酋为了向胡荧讨得一本叫《洪武正韵》的书，特意送给他三小筐樱桃。就这么一点子事，胡荧回京后，明成祖都向他问个究竟。这个忠心耿耿的人冷汗直冒，可他又无从知晓，究竟是一双怎样的眼睛，如芒刺在背般盯梢着自己。鉴于明成祖的威严和体察，这些掌管东厂的宦官们再怎么胡作非为，都还不至于影响到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但在明成祖死后，他的后代子孙就不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了。这些后来的皇帝们，大多昏庸腐朽，东厂这颗毒瘤就演化成一些宦官专横跋扈的温床，以至于衍生出像王振、刘瑾、魏忠贤这样擅权乱政、祸害天下的大太监来。王振是明英宗朱祁镇时期的宦官，就是他亲手撤下了朱元璋立于宫中的“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铁牌，并酿成公元1449年的“土木之变”。刘瑾是明武宗朱厚照时期的太监，他一手遮天，搜刮民脂民膏，富可敌国。魏忠贤得到明熹宗朱由校的宠幸，他独掌东厂，建立“阉党”，最终把明朝推向覆亡的深渊。当最高统治者可以把权力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时候，那就证明一个国家的皇权制度进入了最腐朽的时期；当最高统治者钳制人们思想无所不用其极的时候，那就证明这个王朝进入了最专制的时代。
来源：小普的人文史观（ID：renwenshiguan），写到历史深处，触到人文痛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