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难忘宋朝的那场热血风雨
昆仑海
45分钟前
中国历史上有两次大的变法运动，王莽变法和王安石变法，可惜二者均以失败告终，不过详细考查两大变法的理论内容，比起王莽的变法来说，王安石变法理论可谓更为精妙深刻，也有更充分的实践准备，惜哉却依然以痛心的失败结局收场，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沉重的遗憾，让人困惑的同时也让人很想寻觅其中的真相，寻找出变法失败的原因究竟在什么地方。
历史上的王安石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历史人物，自北宋以来，既有褒之者，也有毁之者，褒之者誉他为“十一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改革家”，毁之者则将他贬为祸国殃民的罪臣，真可谓是评价不一、褒贬皆有。
南宋大儒朱熹是如此评价王安石的：“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为，庶几复见二帝三皇之盛。而安石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奸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而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则很是称赞王安石，并认为“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悠悠千年，间生伟人，此国史之光，而国民所当买丝以绣，铸金以祀也。距公之后，垂千年矣，此千年中，国民之视公何如，吾每读宋史，未尝不废书而恸也。”
即使历史的车轮滚到了21世纪，王安石却依然是一个难以盖棺定论的人物，虽然宋朝早已经沉寂在历史长河中了，但他那振聋发聩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改革豪言，数百年之下，依然凛凛有生气。与西汉王莽变法运动的结局类似，王安石的这场变法运动固然也失败了，不过不论怎么评价王安石本人，就算仅仅从经济学思想的角度出发，其变法理论依然有着很深刻的思想价值，也大大超越了王莽变法的理论深度，其中更是不乏宝贵的经验教训，值得给予高度评价。
那么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究竟何在？不少人认为是王安石触犯了官僚地主阶级的利益，因而最终失败了，也有人认为是用人不当及权力斗争最终导致了变法的失败。原因真的如此吗？在阅览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之后，可以发现其实变法最终失败的原因与以上的看法大相径庭、相差甚远。对于这段变法历史，很多人忍不住无语凝噎，心中不禁感慨万千，王安石变法的诞生及失败的全过程，不仅是大宋王朝的悲剧，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悲剧，两个才华横溢，目光远大，性格坚毅的王朝精英，怀抱着最美好的裕民富国强兵的目的而发动的变法运动，最终却造成了残民、害民、祸国的后果，从而造成了变法的全面失败，真是让后来之士唏嘘不已。
一、 王安石变法的背景
公元1067年，在宋朝历史上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年份。在这一年的正月，三十六岁的宋英宗病逝，皇太子赵顼继承大统，他就是历史上名气响当当的宋神宗，此时距离宋太祖开创大宋王朝，已经有一百来年了，虽然宋朝的疆域版图，不如汉唐那么辽阔，军事上也不如汉唐王朝那么强盛，可是它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却是居中国历朝历代之首，如此花团锦簇、星汉灿烂一般的昌盛文明，难道是宋前之古人所曾经见识过的么？诚如我们所知道的，北宋时期最重要的文化名人，如今绝大部分已经登场：寇准、梅尧臣、范仲淹、晏殊、欧阳修、柳永、曾巩、司马光、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等，12年前，比王安石小15岁的苏轼和他的弟弟苏辙，也由四川眉山来到京城，并且一举中第，在考场上，苏轼用仅仅六百余字，洋洋洒洒的阐明了“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的主题，立论宏远，雄辩有力，苏轼在388位进士中，名列第二。
据说，仅仅因为主考官欧阳修判断失误，以为这么漂亮的文章定是出自自己的一位弟子之手。于是，为了避嫌，把该文的名次往后错了一位，就此才委屈苏轼成为了第二名。这个时候，黄庭坚、秦观诸人也以接近弱冠之年，意气风发地崭露头角，李清照、陆游、辛弃疾们还要再过一些年月才能大放异彩。此时的大宋王朝，真可以说是人物风流、星汉灿烂。他们雅歌投壶，诗酒唱和，光风霁月，文采风流。可能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自己已然处身于中国古代文化的最高峰处，几乎可以说是前无古人，而后无来者，“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苏轼的这首大江东去词正是对这文化顶峰状态的最佳描绘。
然而高处不胜寒，大宋皇帝和他的大臣们，开始对宋朝的未来忧心忡忡，他们清楚地知道，在这繁花似锦、星汉灿烂的背后，却隐含着许多深刻的危机。这些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王朝财政危机，国家财政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尴尬局面。虽然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社会经济最发达的时代，举凡农业、手工业、商业、国际贸易、城市发展等等无不是处于中国历史的顶峰，但是让人万分诧异的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宋朝的财政收支竟然越来越拮据。据清人赵翼《廿二史扎记》引卢策所言，宋仁宗皇祐年间，国家财政收入三千九百万，支出一千三百万，占收入的三分之一；宋英宗治平年间，国家财政收入四千四百万，支出八百八十万，占收入的五分之一；而到了神宗的熙宁年间，收入虽达五千零六十万，但支出也是五千零六十万，竟占收入的百分之百。
宋神宗登基后的财政收支拮据到什么程度呢？有一个历史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个情况。本来，按照宋朝惯例，每次春季祭天大典完成后，都要赏赐给文武百官银两绸缎，表示皇家对诸位大臣一年辛苦的一点意思，也包括了对开春以后，新一年的拜托之意。这是皇家的面子所在，不到实在过不下去的地步，这笔钱的确不是可省则省的。然而如今，宋神宗登基后的首次春季祭天大典，却连这笔钱都发不出来了，可见国库已经空虚到了什么样的地步，这一切不能不让刚当上皇帝的宋神宗郁闷万分。宋朝财政开支快速增长的原因，按照《宋史·食货志》的说法，主要是军费开支及冗兵、冗官等原因，“与辽夏长期作战，岁费弥加，募兵益广，宗室蕃衍，吏员岁增”，这些大概是宋朝财政拮据的主要原因所在。
其二，军事危机，与辽夏长期作战，胜少败多，军事威胁一直无法解除。宋朝在军事根本无法和前朝的汉唐相媲美，在北方，不仅受到军事力量强大的辽国的长期威胁，而且连宋人一直念念不忘的故土——燕云十六州，也一直无法收复。在宋朝西面，面对撮而小国西夏的挑衅，宋朝也无法将之歼灭，只能是一直维持不胜不败，战略平衡的态势。北有猛虎，西有饿狼，两面作战，使得宋朝的军事斗争处于非常不利、尴尬的局面
这一切与宋神宗的期望实在差得太远了，年轻的皇帝怎么也无法理解，泱泱大宋竟会变得如此积贫积弱，对契丹人如此卑躬屈膝，特别是西夏，又小又穷的一个国家，竟然也能让大宋颜面扫地，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他为什么不能像汉武帝、唐太宗那样，一扫六合，重振大宋之天威呢？刚刚登上帝位的宋神宗，正是一位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热血沸腾，壮志薄发，一心想当个像汉武唐宗那样的英明有为君主，，让大宋朝重新强大起来，“使大宋天威布于滨海”。
史书记载说，宋神宗当皇太子时就天性好学，读书或者研讨学问时，常常废寝忘食，以至于皇帝不得不派内侍去制止他。他的老师在讲习经史时，他会率一同听讲的弟弟们行大礼拜之，众人为之感动，交口赞之曰：贤。他继位之后，不治宫室，不事游幸，也就是说，宋神宗在当上皇帝之后依然不图享受，不贪女色，反而一心励精图治，可见他希望大宋强大富裕的愿望是非常强烈和真诚的，而且，这位皇帝的心地相当善良、宽厚。这些可能是后世史家对他评价颇高的原因。甚至有人认为，宋神宗赵顼虽然生长在深宫之中，却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杰出英明的君主。
宋神宗皇帝的确颇想有所作为，他曾经广泛征求大臣和皇室成员的意见，特别希望能够找到富国强兵的办法和道路。可遗憾的是，他听到的那些劝告，特别是那些元老重臣们的劝告，通常是些空洞陈旧的儒家理论教条，这无疑经常令他感到失望和沮丧。比如，他向德高望重的富弼征询有关边防的事宜，这位当年曾经支持过范仲淹实行“庆历新政”的老宰相忠告他说：“陛下如果能够二十七年口不言兵，亦不重赏边功，则国家幸甚，天下幸甚。”甚至有不少人根本不支持宋神宗的做法，还给宋神宗的想法浇冷水。
历史记载，有一天，二十岁的宋神宗身穿全副戎装来看皇太后，那应该是相当英姿勃发的一种装束。皇太后果然很喜欢小皇帝的英武挺拔，但是，却郑重告诫年轻的皇帝：“你如果能够永远不贪军功，就是天下臣民的福分。”神宗皇帝身着戎装，的确表明了他对汉唐文治武功的向往，表明他对于国盛兵强的渴望。可惜当时围绕宋神宗周围的人，不论是太后还是朝中的大臣，大都不理解甚至不赞成他富国强兵的想法，剩下极少能理解他那富国强兵、重振大宋天威的大臣们，又根本提不出有效的、建设性的意义，而只会说些之乎者也的道德文章，这样的情况肯定会让不想安于现状、希望能够有所作为年轻的宋神宗有点闷闷不乐。
宋神宗有一次询问大臣关于富国强兵的政策，一个大臣说要修德，一个大臣答要修身，所有这些人全都语重心长地告诫皇帝，要他爱养民力，要他布德行惠，要他选贤任能，要他疏远奸佞，要他持重安静，要他恪守祖宗成法。这些空洞陈旧的答案无疑让宋神宗很是郁闷，修德修身固然重要，可是没有人告诉他：眼前大宋王朝已经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军事危机，快要支撑不下去了，到底要怎么办？大宋积贫积弱的状况怎么扭转？大宋的财政危机应该如何解决？泱泱大宋该如何重振雄风？怎么样消除辽、夏的军事危险？怎么样夺回故土燕云十六州？怎么样让大宋王朝扬眉吐气，布天威于海内？没有人能够告诉他答案，甚至也没有几个大臣愿意和他讨论所有这一切。
朝中的大臣都如此死气沉沉，畏难保守，安于现状，不图革新，从他们身上既然得不到富国强兵的答案，宋神宗只好将目光投向了京城以外，积极寻觅，希望能在别的地方寻找到能安邦富国、强兵裕民的治世良臣。最终宋神宗将注意力锁定在当时已经极具盛名的王安石身上，似乎他正是那寻觅已久的天赐能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