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参菩提】白来勤丨抗日战争时期的湘西赶尸匠
一
湘西是一块神奇而神秘的土地。这里的神秘，掩藏在鬼斧神工的武陵群山里，浸泡在蜿蜒曲折的五溪流水中；这里的神奇，闪烁在沈从文千古不朽的文章里，隐约在黄永玉浓墨淡彩的书画中。
长期生长、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一直感受着这种浓浓的神秘，滋润在这种神秘的氛围里。白天，或许与重病中的中蛊人对饮，醉得东倒西歪；夜晚，或许又深入到赶尸人的故事里，惊得魂飞魄散。因为这些缘故，我对这里的仨大神秘现象放蛊、赶尸、辰州符特别感兴趣，而对赶尸传闻尤甚。因而，在2007年5月下旬《散文世界》杂志社主办的“梦里凤凰·中散文家笔会”期间，我很注意在当地收集有关“赶尸”的传闻，并注意思考其中的某种必然联系，尤其是有关“赶尸匠”抗日的传闻。
“哐——哐——”“哐——哐——”
“阴人赶路，阳人回避；要避不避，阁下自理……”
深更半夜……荒郊野地……小路尽头……月亮透过乌云边缘，向地面洒出灰白的光线，一群白影在地面上缓缓的移动着。仔细一看像是一小溜人，为首的是位衣料浑黑、宽衣大袍的老者，只见他左手持一双红绳铜铃，右手挥一面长条三角杏黄招魂引路幡。铃声一起，招魂幡随之一挥。老者身后还跟随这一队行动怪异的人，这群人的行动，异常一致，一致得如同是一个人，而且一个个走起来都是同手同脚，非常的机械！其走路的力道也异于常人，每步都踩得相当生硬，似乎缺少我们平素行走时的那种轻盈、有弹性的步子。再看这群人的面孔，更叫人惊诧！苍白苍白的面色中发出灰黑和铁青的混合色，还带有些許暗红的斑点，双目深深地陷在眼眶之中，深得找不到眼球，只剩下两个黑黑的空洞。双颊也深深的陷进去，上面贴着黄纸，好像还画着符。那些人个个身着白袍，双手平举这向前伸出，他们已不是“人”，而是僵尸!而那个黑袍老者就是——“赶尸匠”。
这，是在湘西凤凰城一场篝火晚会上，当地艺人表演的舞蹈《赶尸》中的情景。可以说，它就是湘西地区传说中的最为普通的赶尸场景！同行的湖北美女作家孙小姐吓得花容失色失声大叫，钻进贵州作家张女士的怀里不敢抬头观看表演。我不为所惧，却联想着有关湘西“赶尸”的故事。
二
湖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郭建勋是湖南涟溪人，他在散文《乡村野谈——赶尸》里写了一件赶尸的轶闻：“……隔村有个赶尸人，姓龚，宝庆府学的艺，他只打远乡，在常德赶了四十年的尸，近七十岁的时候就不出去了，山里盖了个茅草屋，忙时栽豆，闲时钓鱼。1942年，我村望族龙师长的三个族兄弟在湖北殁了，龙师长亲自请，给了三百块光洋才请动他。但他没赶回来，在沙市的时候，一天晚上碰到日本兵，一扫子连个死尸他带三打成了筛子眼。”
要说日本鬼子对共产党、八路军及我抗日军民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我信，但要说他们对苗民赶尸者痛下杀手，我想其中必有隐情。我不是“以君之腹度小人之心”，起码，日本鬼子没有必要浪费子弹向几个死尸耍威风。回头再看看下面的传闻，你就觉得日本鬼子的举动并非全无根据。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在湖北某地，日本鬼子的一个小分队及伪军的一个中队包围了一个听说有“土八路”活动的村子，突然，他们看到几个身裹白布的人从小路走过来，一个伪军士兵急忙持枪盘问，对方阴森森地说：“亡人回家，路人闪开！”这时，领头的伪军中队长忽然想起赶尸的传说，忙向鬼子小队长叽哩哇啦报告说了一阵，就没认真检查，轻而易举的让他们去了。这伙日伪军进村一看，村中不仅没有什么共产党“土八路”，就连老百姓也没有一个。后来才得知，那几个赶尸匠和那几个“喜神”，就是活动在当地的“土八路”！
这传闻，当时的日军情报机构不可能不知道。所以，他们本着“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人”的原则，将龙师长的亲属及赶尸人“一扫子打成筛子眼”也就不足为怪了。因日军怕这些赶尸者是国军或共军的奸细，他们的存在对“大日本皇军大大的不利”！
三
当然，促使日本鬼子对赶尸者痛下杀手的直接原因，我觉得似乎应来自以下传闻。
说是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在进入郑州之前，曾一度滞留于黄彼岸，与此岸的国军隔河相对峙了好长时间。此间，不论日军还是国军，都有大批军用物资需运到指定地点。这种运输往往是在敌方眼皮底下进行的，常常失去隐蔽性，动辄尚未运到半路上就被敌炮轰得损失十之七八，双方为此颇为挠头。
人要是被逼急了，什么法子都会想出来。国军中就有这么一个军官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湘西的赶尸人既然能让蠢笨的僵尸走路，那么他让轻巧的麻袋或弹药箱奔跑如飞肯定不会是什么难事。因而他经上峰同意请来一个赶尸人“试试看”。被请来的赶尸人叫“哭哭道人”，他来后，黄河滩上发生了一件亘古未闻的奇事。在一阵由远而近的锣声中，一个道貌岸然的赶尸匠疾步如飞地奔行在宽阔的河堰上，他身后是成百只身胖腰圆的麻袋，排着井然有序的队列，一路雀跃而来，远远望去，就像一只凯旋归来的军队！这种简单易行成本低廉的运输方法一夜之间在国军与日军之间普及开来，两岸军队互相效法，很快形成一个专门行当，而擅于此道的赶尸人也因此成了炙手可热的抢手货。由于抢手，立刻出现紧缺，国、日军双方立即将目光转向赶尸人的故乡——湘西，争先恐后的南下“猎头”，湘西的赶尸人一听中原地带的伙食好，就连猪肉都可以甩开了随便吃，也都呼儿唤女、搭帮结伙地北上淘金，不管什么皇军国军，只要给钱就行。
赶尸匠们一开始两边干的都挺欢，因国军号召他们“为抗击日寇出把力”，日军号召他们“为中日亲善流身汗”，都说的挺像回事，其实都是为了任他们给自己干活。这是一伙愚昧的人，他既不知道日军是什么玩意儿，也不知道国军是什么东西，他们唯一知道的就是干了活就得给钱。可没干多久，他们就发现谁也没有想给他们钱的意思。他们试探性的要了几回，日本人的答复是“巴格牙路”，中国人的回答是“我操你妈”，不论翻译成日语还是汉语，意思都差不多。稍再啰嗦，日本人便“仨滨得给”，中国人便大耳光子抡上了。赶尸匠们愤怒了！为争取报酬，他们纷纷揭下蒙在麻袋、弹药箱上的黄表符咒，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赶尸匠“大罢工”。
日军和国军对此皆迅速作出反应。日军对此进行了疾言厉色的恫吓，国军对此进行了苦口婆心的规劝。没有用，这些一根筋的赶尸匠只认钱，不给钱什么都免谈。国军想，不给我干活倒没什么，要是跑到对面去干，我们的损失可就太大了。日军的想法与国军毫无二致。结果国日两军都想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就算我军不能再利用他们，也不能让其为敌所用。于是，国军借口他们中有人给日军干过活，以“汉奸罪”逮捕了他们中的一部分；日军则借口他们中有人给国军干过活，以“通匪罪”逮捕了他们中的另一部分，双方同时在黄河两岸进行公开枪决这些赶尸匠。赶尸匠的血染红了黄河水，映红了落日的余晖。
人们原以为赶尸人从此在中原带地就算销声匿迹了，但就在那天晚上，黄河滩上又想起铿然锵然的锣声。那是一次真正的赶尸。人们高举着火把涌向河滩，远远望见一个道貌岸然的赶尸人疾步如飞地奔行在阔大的河面上，那是唯一幸免于难的哭哭道人，他身后是几百具血乎沥拉的死尸，每张破碎的面孔上都蒙着黄表咒符，排着秩序森然的队列，一路大踏步涉水而行，那是刚刚横死异乡的赶尸人。哭哭道人正引领他的道友们回家去。这是一支无比悲壮的队伍，仿佛一群遭遇某种不公正待遇的人，此刻正由他们的首脑带领着，要去什么地方表达他们最强烈的抗议！哭哭道人一边走一边口诵文天祥的《正气歌》，一边敲打着铜锣，“咣咣”的锣声中充满了悲恸喝激愤，在旷大寂凉的黄河河道中游来荡去，传得很远、很远。
这是日本鬼子与赶尸人的一次正面交锋。我认为这传闻如果属实，当发生在上文中提到的“沙市事件”之前。他时日本鬼子对赶尸人从心灵深处感到厌恶乃至仇视，也很可能从此下令见到赶尸人，一律“死啦死啦的干活”。
四
有人或许认为，“赶尸”纯属迷信或骗局，我却不敢苟同之。我觉得未知不等于未有，未见不说明未存。有学者曾就此事问与毛泽东，毛回答曰：“没有调查过，没有发言权。”可见毛老先生并不否认其存在。不少历史文献对此有记载，不少现代学者对此有研究，也从客观上印证了其确曾存在过。
著名国学专家钱穆教授在89岁时写成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一书。谈及特异功能时，也说到赶尸。在该书的第二部分，他写道：“辰州符能令离乡死尸步行回家，始再倒毙。此事流布极广，几乎国人皆知。据闻对日抗战时，有两美国人在湘西亲睹其事，曾邀两术者同赴美国实验，俾科学家探讨，许巨金为酬。两术者拒之，谓：拜师受术时，曾立誓不为谋利。如获巨金，恐所受之术即不灵……”读至此，我总想，既然“拜师受术时，曾立誓不为谋利”，为何一些人会到黄河边上去“求财”？“如获巨金，恐所受之术即不灵”，为何黄河边上赶麻袋之术那么灵？后来我总算想通了，原来，黄河边上的赶尸人其术之所以“还灵”，是因为其未“获巨金”；其不幸就在于违“曾立誓不为谋利”之誓言而行。倘若其只本本分分的赶尸，也许就不会因利起祸、更不会祸及他人吧？（当然，如果日军不搞株连，也不会祸及没赶麻袋的那些赶尸人的。）
1945年4月至5月，国军与日军在溆浦龙潭至绥宁一线展开决战，史称“抗日的最后一战”，历时28天，战斗非常惨烈，双方死伤无数，今日军就阵亡两千多人，被俘500余人。战争结束后，阵亡者被就地埋葬，国民政府还在龙潭的弓形山上修建了湘西会战龙潭战役抗日阵亡将士陵园，蒋中正题词：“精忠贯日月”。据说，那时也有几个国军亲属在四下打听，想找赶尸人把死者赶回家乡去，后果不得而知。于是，我突发奇想，要是当时让赶尸匠施展其绝世技艺，把战死的数千官兵一路赶着，最后送回故土安葬，那该是一幕怎样的宏大场景啊？说不定赶尸匠还会赶着日本鬼子的尸体，漂洋过海回东瀛，羞辱羞辱发动这场非正义战争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呢！
五
不错，火车的出现粉碎了保镖和绿林强盗联合制造的神话，交通的便捷也埋葬了赶尸匠的生存空间。无疑，“祝由科”的招牌已经被人丢弃，赶尸人也被历史所淘汰。保存在人们记忆里的，恐怕只有那伸直前臂、一蹦一跳的僵尸影视资料以及赶尸人的锣声了
作 者 简 介
白来勤，笔名蓝芹、谷雨，1965年2月生，男，汉族，陕西西安人，中共党员，大专学历。主要作品有诗集《圣阳与阳光》（诗神月刊社出版社1998年）、长篇小说《紫金城里哟嗬嘿》(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雨霖铃》（华艺出版社2005年）、散文集《生命礼赞》（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墙缝芦苇》（三秦出版社2013年），社科专著《校园反邪教普及读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1年)、《编辑工作手册》(华艺出版社2004年)、《发行人常备手册》(华艺出版社2005年)、《灞桥民俗》（灞桥区政协2007年）、《关中民俗》（西安市政协，三秦出版社，2009年）。曾荣获《小说选刊》“第二届全国小说创作笔会短篇小说一等奖”“中国乡土文学奖”“中国当代散文奖”“中国散文精英奖”“中国散文华表奖”“西安社会科学奖”等诸多奖项。现系中国乡土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散文家协会理事，西安市文史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