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第一是老子，天下第一冤还是老子，道德经是玄学家的成果？
“老子天下第一”的话题，不用多举例，一个“道比天大”，就剥夺了上帝和王权的神性。今天且不说老子的“革命性（李约瑟语）”，只说老子的“天下第一冤案（范文澜语）”。
说老子冤的不是从今天开始，可以说代不乏人，就连儒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也认为老子被人冤枉了。近代以来，说老子是冤案的也大有其人，比如严复、章太炎、胡适、鲁迅等。
而范文澜的评价却让人不明就里，他说中国文化史上的最大冤案是老子，然而他所说的冤案，指的是道教把老子奉为教祖这件事。范先生其实是批判老子的，说他比孔子还反动，孔子复古只复到西周，而老子复古要复到太古（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周代思想概况》）。
道恒无名
《中国通史简编》是范文澜先生上世纪四十年代写的书，书中的观点还是新文化运动疑古思想的余绪。老先生去世于上世纪60年代，没赶上再次修订的机会。作为现在的人不能站在当下的立场求全责备他。
说老子是天下第一冤，不是说老子的某种主张被曲解，也不是说老子被道教拉入“帮会”，而是说老子的整个思想体系被篡改。
你可能会觉得这么说太严重，那就让我们简单梳理一下两千年来思想史的发展脉络吧。
在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西汉，别无选择，只能选择黄老道学
汉王朝是在连年战乱之后建立起来的，从陈胜吴广起义到楚汉相争，战争进行了7年，这么长时间的战乱，其结果当然是经济凋敝，社会残破，满目疮痍，国家穷到什么程度？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
刘邦身边谋臣，运筹帷幄的张良，“六出奇计”的陈平都是道家人物，面对现实，汉初统治者采纳了黄老道术，废除秦朝苛法，与民休息，恢复社会经济。
刘邦与张良
刘邦叫陆贾写文章，分析秦始皇为什么会失天下，他为什么能赢得天下。陆贾在《无为第四》中写到：“事愈烦，天下愈乱，法愈滋，而奸愈炽，兵马益设，而敌人愈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他建议刘邦宽刑薄赋，与民休息。
这一思想顺应了时代要求，也是对黄老思想的解释。老子说“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而国家滋昏，人多知巧而奇物滋起，法物滋彰而盗贼多有”，“人之饥也，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百姓之不治也，以其上之有以为也，是以不治。”
就这样，汉初确定了黄老道术休养生息的治国之策。
此后经过几十年的“文景之治”，对内劝课农桑，对外和平息战，重视“以德化民”，到景帝后期时，“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魏晋玄学，老子思想开始玄学化
“玄学”是儒家思潮。“玄学”不等于老庄哲学，这是历史上对儒家解老庄思想的称呼，准确地说，玄学是魏晋时期出现的一种儒家哲学思潮，因为“玄”字源于《老子》中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王弼注曰：玄，谓之深者也，故有此称。其研究对象是所谓的“三玄”，即《老子》《庄子》和《周易》。
自此之后，玄学取代两汉经学，成为思想主流，影响了南北朝的老庄之学、佛学、易学，直至宋代的理学，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深远，可见一斑。
然而，玄学虽然以“祖述老庄”立论，但主流成员却是当时的著名经学家（儒家“五经”），如：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郭象等，都是当时经学界的大儒、名士。
玄学是一种以儒解道的风潮，不是道家思想的新阶段。现在人们动辄把“玄”跟老庄联系在一起，就是魏晋以来形成的习惯性称呼，这个称呼本身就不准确。
为何热衷老庄之学？东汉末年到两晋，大一统的王朝分崩离析，汉武帝时期形成的儒家学风渐渐减弱，文人士大夫厌倦了经学的繁琐、谶纬神学的怪诞，以及三纲五常的说教，转向新的学术领域，寻找新的'安身立命'之所，自然就找到了老子、庄子。
为了维系儒家的“礼法”、“名教”、“人道”思想，他们用他们自己“认为”的老庄思想，重新注解《论语》《周易》，并对两汉经学进行了改造，建立起了“以无为本”的哲学本体论。这是百家争鸣以来的又一次自由学风的养成期，因此中国哲学，或者说儒家哲学进入一个新的天地。
《道德经》是玄学家的成果。目前，在国内市场（包括网络）流行的注本，多出自王弼本《老子注》，王本《老子注》自魏晋以来，一直是传世孤本。
因此，传世本不是道家的注本，恰恰是玄学家王弼的“注老”代表作。作为儒家人物，王弼对庄子“尊老抑孔”的思想当然予以颠覆，认为“老不及孔”，于是以儒道两家的共同经典《周易》为媒介，试图通过“以易会通孔老”，以易学'寂感'说，把儒道两家的圣人，跟《易经》中的圣人，嫁接在一起，重新建构新的“圣人观”。
宋明理学对道家思想的影响
理学即是“道学”。但此道非彼道，老子的道是自然之道。理学家的道是道德神学，即被赋予了神格的道德。宋代理学是从两汉一千多年来“儒门淡薄，收拾不住”情况下的一次儒学大爆发，这是在长期的道佛重压下，儒家们对于道佛两家的反击，同时也吸纳道佛两家的思想，为儒家神权和王权的合法性建立依据。
因此，“理学”是以儒家学说为主流，兼容道佛思想的哲学理论，其目的在于论证纲常名教的合理性和永恒性。
理学在唐末五代就已萌芽，到了“北宋五子”的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颐、程灏，以及三苏、王安石、司马光等大儒，几乎个个都是老学专家，或精研佛学，但其思想主旨依然是儒家学说。
南宋时，理学渐成气候，朱熹总成之。但无论是程颢、程颐、朱熹的太极之理的外在，还是陆九渊、王阳明“心即理”的内求，虽以儒家思想立意，但同样都是三教合流的结晶。
理学的影响波及至今。理学在宋代尚未成“国学”，甚至在朱熹病亡前，其学说还被斥为“伪学”，他本人还戴着个“伪师”的帽子，学生则被斥为“伪徒”，不久，忧愤而亡。
但这并不影响后世对朱熹及其理学的尊崇。元朝到明清600多年，朱子《四书集注》一直为历代封建王朝所垂爱，作为治国之本，也作为人们思想行为的规范，成为封建科举的标准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
既然理学是600年来的主流思想，《道德经》自然归入了在野学术，注解《道德经》的也多是儒家人物，影响老子思想传播的还是儒家人物。
出土文物的面世，给我们解读《老子》以更多的参照。当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老子》甲乙本，江门郭店出土楚国战国竹简《老子》甲乙丙本，加上海外汉简《老子》的回归，给我们解读《老子》提供了更多的参照本。饶宗颐先生曾就不断发掘的地下文物发出惊叹说：这将是中国自己的文艺复兴！
可是研究人员发现，帛书跟王弼的《老子注》相比，短短300多句，500余字的经文中，竟有700多处不同。谁是谁非？从帛书出土那天起就争论不休。
改动一个“无”字，老子背了两千多年的黑锅
且不提反对者的各种声音，只就支持者的声音简单归纳如下，限于篇幅只就一个“无”的改动，来说明老子“一字千钧”的重要性。
“无有”是老子的规律论，即从无到有，从有到无的自然规律论述。“道”也不是是“無”！《老子》的“道”论是一个理论体系。
《老子》是自然主义哲学，他只通过事物现象揭示自然规律。而传世本是玄学家王弼的注本，其间的玄风过浓，动辄不可知，不可说，与老子的“吾言甚易知甚易”背道而驰，完全陷入儒佛论道的不可知论。
《老子》中的“无”，是汉字一级字，通元，意即初始，元始、源头，在《道德经》里，全被王弼改成了“無”，把原本富有无限可能的“无”，改成了一無所有的“無”，使源头治理的“无为”一下子变成了不作为的“無为”，把积极进取，有效防范的作为，曲解为被动不作为的消极主张。
一个无字的改动，把老子关于“无”状态下的所思所为“无名、无欲、无求、无知、有无相生”等探索精神，统统“無”掉了，即把关于事物的源头、初始状态下的想法、欲求、智慧等防微杜渐的“科学”行为，全部抹杀了，变成了虚無主义。
于是“有无相生”被解释为从空無里产生有，从有里产生空無。于是“三十辐共一毂”，就找不到那个“無”在何处。
以朱熹为例，学生问：“老子'道可道’章，或欲以'常無’'常有’为句读，而'欲’字属下句者，如何？”’曰：“先儒亦有如此做句者，不妥帖。”
问：“'三十辐共一毂，当其無，有车之用’，無，是车之坐处否？”曰：“恐不然。若以坐处为无，则上文自是就辐毂而言，与下文户牖埏埴是一例语。某尝思之，無是毂中空处。惟其中空，故能受轴而运转不穷。犹伞柄上木管子，众骨所会者，不知名何。缘管子中空，又可受伞柄，而辟阖下上。车之毂亦犹是也。庄子所谓'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亦此意。”
朱熹能把“四书”解成“标准答案”，可是遇到这个“無”字，便只能靠猜：某尝思之。
老子的意思是，把辐条装配在同一个车毂里，辐条不存在了，有了车子的轮子，这样一无一有，车子有了使用的功能；用陶土烧制器皿，陶土没有了，有了陶器，这样一无一有，使陶器有了使用价值；凿掉泥土，墙土无了，房间有了，这样一无一有，使房间有了居住的功能。所以说，有提供便利，无发挥了作用。（并非真的无了，那个无的东西只是变换一种存在形式，比如陶土变成陶器）
因此，历史上关于老子“无为”就是什么也不做，“不争”就是与世无争，“小国寡民”就是复古倒退，“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就是阴谋等等，都是强加给老子的莫须有的罪名。
我不反对任何版本的《老子》（《道德经》），也不强烈建议任何人换成帛书，各有各的坚持，不少人读《道德经》一样能读出原滋原味的老子思想。只是，能读懂就好，能相互交流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