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战争之甘之战

相传大禹涂山会盟时“执玉帛者万国”（《左传·哀公七年》），“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韩非子··饰邪》》），此时禹已成为实际的天下共主，社会开始向“家天下”的方向发展。新旧势力之间产生激烈的争斗。禹依然按照传统方法选择了继任者，当时曾掌五刑、负责狱讼的皋陶。但皋陶先禹而死，部落议事会又推举了益，即伯益。伯益曾协助大禹平水土，因功受到舜的器重，被任命为掌管山泽、调驯鸟兽的“虞”，但天下共主之位最后被启夺去。关于启夺位，存在不同说法：

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史记·夏本纪》）

伯益

益代禹立，拘启禁之，启反起杀益，以承禹祀。（《竹书纪年》）；古者禹死，将传天下于益，启之人因相与攻益而立启；禹授/爱益（而任天下于益），已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故）传（天下）之（于）益（也）（，而势重尽在启也）。（已而）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大禹陵

启夺得王位后，曾在今河南禹县盟会，以确立自己的统治，史载为夏启有钧台之享 。但是这种做法破坏了传统习俗，招至一些部落的不满，尤其是那些实力雄厚，也在觊觎这一位职的部落，以有扈氏为代表，公然表示对抗的态度，由此引发了姒启伐有扈氏的甘之战。

有扈氏是相当强大的，“禹攻曹、魏、屈骜、有扈，以行其教。”（《吕氏春秋 恃君览》）的战争。战前，禹在誓辞中宣告要和有扈氏一战：“日中,今予与有扈氏争一日之命，且尔卿大夫庶人，予非尔田野葆士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罚也。”表示自己不是为了有扈氏的土地、人民、财货，而是代天行罚。还有传说：“昔禹与有扈氏战，三阵而不服，禹于是修教一年，而有扈氏请服。”禹虽然是天下共主，但也没有战胜有扈氏，战争与加强政教的手段结合，有扈氏大约也感到自己的实力不足挑战禹的权威，于是表面上臣服。估计是形成了一方割据，和禹的关系类似于日后“听调不听宣”，即行政上不服从中央政府，但要向中央政府进贡财物，协助战争、救灾之类事项。禹去世，启违背祖制夺得王位，有扈氏认为这是一个夺权名正言顺的绝佳机会。

夏代牙璋

甘之战的主要文字记载是《尚书·甘誓》：“大战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启在战前召集高级官吏宣布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即上不敬天，下不敬大臣，伐有扈是代天行罚。并宣布军纪，命各自司其职，听令者将在祖庙中受到奖赏，违令者将在社坛前处死。这篇政令与之前禹伐有扈氏的宣言相比，已完全是一个帝王的口吻。

《史记 夏本纪》载：“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 但也有记载 “夏后相与有扈战於甘泽而不胜。六卿请复之，夏后相曰：‘不可。吾地不浅，吾民不寡，战而不胜，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于是乎处不重席，食不贰味，琴瑟不张，锺鼓不修，子女不饬，亲亲长长，尊贤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战争之初夏启一方并不顺利。从逻辑上讲可知，灭有扈氏那样一个强大的部落应该不是一战而成的事，启取得甘之战的胜利，也和禹一样采取了文武两手。甘之战应不是一场战斗，而是一场持久的战役、战争。

有扈氏的故地旧说在今陕西户县，但近人利用多学科研究成果，考订其故地在今河南郑州以北的原阳、原武一带，应更符合历史实际，这个地区正和夏后氏活动地区相邻。今荥阳地区当是启与有扈氏大战的古战场。

甘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极其重要的战争，新兴的、先进的社会制度最终将取代原始社会的残余势力，为中国社会进入新的文明阶段作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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