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的意义
文 / 杨小彦
内容摘要：本文尝试从汉语的象形特征出发，讨论书写这一实践所隐含的意义。书写既指写作，也指写字，并在文化的上下文中呈现出一种独特的传播偏向。本文明确指出，汉语这一象形文字之所以能够维持并运用至今，书写（书法）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本文并指出，中国历史一直是双语并行，也就是统一的书面语和各地差异极大的口语。所有这些无疑构成了汉语书写的文化背景。
关键词：象形拼音 书写 文字 偏向
今天，书法作为一门艺术，或者是艺术的一种，似乎没有争议。
当人们默认书法是一门艺术时，很少人会再去追问，在这里，所谓“艺术”意指什么？我们是否轻率地借用了一个当代广泛流行的概念去解释曾经的辉煌？
已经有学者指出，“艺术”这一概念的广泛流行大约出现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是时有大量转译至日文的苏俄艺术学著作，对奠定“艺术”一词的含义起到很大的作用。〔1〕而王国维更早的时候则使用了“美术”一词，将之与“美学”并用。邵宏指出，17世纪鲍姆嘉登写作《对诗的哲学沉思》时，使用的“Aesthetica”（中文译成“美学”）一词主要指文学。王国维在引介时却把“美学”与“美术”两词并用，表明他已把艺术纳入其思考的范围。〔2〕还有更多的研究表明，“艺术”一词不仅有其来源，更有其定义与范围。严肃意义上的“艺术”和今天所流行的艺术，在语义和内涵上是有很大区别的。
事实上，当人们把书法视为艺术时，作为参照系的多是绘画，于是就容易把书法的“艺术性”狭义地理解为“字形”，以及因构造“字形”而带来的书写风格。结果，写字变成了描绘，严谨的书学因之而被边缘化，识字也就不再成为其中的应有之义。当今书法界在书写中缕缕出现错别字现象，正是这种“变写为画”的结果。因为，字只有在写的时候才有错与对。如果是“画字”，以画为主，随性涂抹，字的错对反而不是问题。元初赵孟頫强调“书画同源”，提倡“以书入画”并亲身实践，让作画成为典型的“写”。他可从来没有说过与此相反的话，以画入书，让“写”成为“画”。他明白，如此一来，书法的价值将不复存在。
传统书家，无一例外都是文字学家。因为，习字就是识字。小学不过关，何来大学问？识字的同时也要学写字。习字而不写字，是不可理喻的。中国的童蒙教育，从识字开始，同时去练习写字，识字的过程也就是写字的过程。识字写字，二者合而为一。识字是为了阅读，阅读的其中一个目标则是写作。书是拿来读的，同时，书也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出来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3〕。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只有具备了相当的阅读量，写作才能自如。古典时代，统治阶层往往就是写作阶层。写作来自阅读，阅读来自识字。识字既然和写字相伴始终，书写就成为日常。显而易见，书法指的正是这样一种日常的实践和修行，而不是今天所以为的“艺术”。
在这里，值得思考的是书写本身。我们应该追问，书写意味着什么？而要回答这个问题，可能先要弄清楚书写与汉字的关系。古典社会，书写如此彰显，书法与汉字根本就无法分离，其中有什么值得深思的地方？
唐韦续（传）《墨薮》一书，开章明义区分了“文”“字”“书”各自不同的含义：“自三皇已前，结绳为政，至太昊文字生焉，所以依类象形谓之文，形声相益谓之字，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以代结绳之政也。”〔4〕在这里，所谓“文”，指的是象形；所谓“字”，指的是形声；所谓“书”，指的是书写。象形而为文，标音而为字，书写而为书。文指意义，字作注音，书属为政。“著于书帛”的书，其功能是“代结绳之政”。“结绳之政”，不是记事那么简单，当指初具国家形态的某种统治方式。以“结绳之政”角度视之，“文、字、书”三字相连而为整体，形象是始，书写为后，注音其中，不可缺一，共同构成了一种承接有续的文化传统。书之地位与作用，正是在这一传统中得到了清晰的表述。
用今天的术语来说，汉语是一种象形文字，而不是拼音文字。事实上，人类最早的文字均是象形的。古代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是目前人类发现的最早的象形文字。但所有这一类古文字后来都成了“死文字”。而在象形文字中，只有汉字保留并使用至今。从文明史的角度看，这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5〕
但是，为什么只有汉语如此？
传播学家和历史学家伊尼斯大概是第一个意识到并尝试回答这一问题的学者。〔6〕他在《帝国与传播》中就文字与媒介的关系提出了一个总体的历史框架，在这一框架中，古埃及的文字载体如何从石头转向莎草纸，从而促成了象形文字向形声文字的过渡；古巴比伦人使用黏土为文字的载体，很好地固定了楔形文字，并填平了图画和文字之间的鸿沟。古苏美尔人和阿卡德人分别以单词和音节为单位的文字，在征服者的改造之下成为更加便捷的系统，同时也就意味着他们原有文字的死亡。〔7〕有意思的是，这些古代文字都没有发展出字母表，没有走向完全的拼音文字。这一事实反过来也充分地证明了，一旦出现固定的字母表，如最早的腓尼基字母表，以及其后成熟的希腊字母表，所有非拼音系统的古代文字就一定会寿终正寝，退出历史舞台。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古老的象形文字。
但汉语没有出现这样的历史悲剧。其中的原因或许是，汉语一开始就是一种书面语言而不是声音语言，以“结绳为政”为起点，而落实为“著竹帛为书”。书写在汉语的构成中扮演着远比声音重要的角色。直至西方文化进入中土以前，汉语都没有发展出一套拼音系统。显然，就汉语而言，作为一种优雅的书面语，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它并不需要这样的系统。汉语就语言特性来说，本身足以自立，不仅不需要字母表，而且也无法从中发展出以字母表为基础的拼音文字。
不过，发生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汉语“切音字运动”，就理论基础来说，却是建立在拼音文字比象形文字更为优越的价值判断之上，以为中国之所以落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语言。汉语作为一种难以辨识和学习的象形文字，要对广大的文盲负责，更要承担起落后的责任。桑兵在《近代国字号事物的命运》一书中，就切音字运动指出：“大多数文字改革者认为正因为汉字是象形文字，不易掌握，才使中国民智不开，为方便民众学习，应该制造一种'我手写我口’的切音字。”〔8〕
当然，今天我们已经有足够的理性去重温这一场旨在改革汉语、推动中国进步的激进运动。即使经历了如此激烈的变革，我们今天仍在使用汉语，恰恰说明这一语言作为象形文字系统，具有某种可以说是先天的稳定性存在。
30年代著名的文字学家唐兰以一种不顺从切音字运动的姿态开始了他的研究，因为他充分意识到了汉语的独一性，决意在西方语言学之外另行创建属于自己的“中国文字学”。他明确地把“音韵”和“训诂”排除在外，而单从字体入手，专门讨论汉字在造型上的象形意味。他指出：“中国文字没有发展为拼音的，而只是注音的。”这使得汉语成为“古代图画文字变成近代文字的唯一的仅存的重要材料，也是拼音文字外另一种有价值的文字”。〔9〕显然，在这里，唐兰试图反对的是“切音字运动”中以为拼音文字优于象形文字的普遍看法。
为了证明汉语的价值，唐兰还把汉字的起源与发展和书写这一广泛的日常行为联系了起来。也就是说，他看到了书写对于汉字的作用。他论证说：“最初的文字，是书契，书是由图画来的，契是由记号来的。可是，单有记号，单有图画，都还不是文字，文字的发生，要在有了统一的语言以后。”〔10〕唐兰这番话讲在1934年，其时汉字拉丁化改革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项重要的文化诉求，他无法明确反对之，只能希望通过定义中国文字的特征来为这一在世界文字领域中硕果仅存的象形文字做根本的辩护。
唐兰提醒我们，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审视之，所谓书写不是写字那样简单。
就文化而言，书写具有双重含义：第一，书写指文体，一种写作的规范，表现为“文言文”；第二，书写指字体，一种书写的规范。唐时“五体具备”，指的就是这一规范。但“五体具备”不等于说字体只有五种。前引韦续《墨薮》一书中就记载了那个时候的五十六种不同的字体，除公认的篆、隶、草、行、楷外（篆有大篆与小篆，草有章草与狂草），尚有龙书、云书、风书、蝌蚪书、龟书、鸟书、虫书等，统称为“杂体”。只是，这些“杂体”后来都被有效废止了，极少数流入民间，成为今天各种书法表演的“前身”。唐以后不复有新字体出现，写字于是就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馆阁体”，力求统一的“公共书写”；另一个方向就是今天我们所津津乐道的“个性化”，书家尝试在五种字体的基础上标新立异。不过，底线是不能破坏既定的字体规范。至清时，这一“个性化”发展为“碑学”，书家从碑刻中寻找“金石味”，以丰富书写的多样性。
关于“文言文”，我们必须明白，它是一种书面语，是一种写作的雅语，而不是日常口语。秦始皇统一中国，其中的“书同文”，主要指统一的文体（文言文）和统一的字体，而无涉口语和方言。由此看来，中国传统社会，长期以来其实是双语并行，即统一的书面语和各地差异极大的方言与口语，它们同时作为传播媒介而被广泛地运用。这正是我们传统的一种“传播的偏向”（借用伊尼斯的概念）。作为一种书面语，“书写”既指写作，也指书写。两者不可或缺，互为依傍。〔11〕
伊尼斯从西方的历史中敏锐地发现了字母表干掉古老的象形文字这一重要现象。他从中发现了一个知识的历史分期的框架，发现不同的传播技术决定了不同的知识形态，而不是相反。伊尼斯也看到了汉语这一事实。但因为他对中国文化了解实在太少，所以无法回答为什么只有汉语这一古老的象形文字能够使用至今。简单来说，综上所述，巩固汉语长存至今的原因无乎是，统一的书面语和同样统一的书写实践，前者叫“文言文”，后者今天统称为“书法”。
注释：
〔1〕郑立君《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艺术学理论著作中译问题及其学术影响考论》，《艺术百家》2020年第6期。
〔2〕邵宏《西学“美术史”东渐一百年》，《文艺研究》2004年第4期。
〔3〕杜甫句，见《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作于天宝七年（748）。
〔4〕［唐］韦续《墨薮》，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页。
〔5〕目前世界上可能还有一些硕果仅存的象形文字，比如东巴文字。不过，就大的语种来说，象声的汉语的确是独一无二的。
〔6〕麦克卢汉对伊尼斯的工作做出了这样的评价：“哈罗德·伊尼斯是偶然发现以媒介技术为形态的隐性变革过程的第一人。本书便是解释其研究成果的一份注脚。”［加］麦克卢汉著，杨晨光译《谷登堡星汉璀璨：印刷文明的诞生》，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0页。
〔7〕原文见［加］伊尼斯著，何道宽译《帝国与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1页。
〔8〕桑兵、关晓红主编《近代国字号事物的命运》，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55页。
〔9〕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10〕同上书，第50页。
〔11〕当年唐兰显然看到了发生在汉语中的这一现代危机，他说：“有些学者抱怨中国文字不进化，不能达到拼音文字，不能达到发明字母的阶段，以为是字形的阻碍，其实没有了解中国语言的特质。中国文字是配合她的语言的。这种语言，音节单简，元音显得特别重要，辅音容易流动。韵类最复杂，而没有复辅音。有声调变化，没有形式变化。现在中国语也没有改变了多少。虽则也有人在抱怨中国语言的不够进化，但是我总觉得除了自然的力量，我们对于改进语言的本质是徒劳的。所以，要改进中国文字的时候，还必须顾虑到它和语言的关系。”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7页。
杨小彦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21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