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楼前辛安里20号——家.房

照片来自《北京旧城》翻拍   1955年的辛寺胡同口（辛安里），胡同口上端的小庙，胡同口北侧的那块人们经常坐在上面休息的大方石（上马石）依稀可见。梦中反复出现的胡同口就是这个样子。

1965年6月，作者与父母妹妹弟弟合影

（一家人穿的整齐漂亮，衣服均是母亲亲手缝制。）

1965年12月作者与家人合影

1966年冬作者与家人合影

（注:以上照片作者及家人穿的衣服均是母亲缝制）

1964年我七岁多准备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全家搬到了鼓楼前的辛安里胡同。听妈妈讲，说是这家的男主人不在了，女主人带着俩个孩子过日子，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要换房，经房管所介绍，她看上了我家鼓楼东大街106号的小房子把大房子换给了我们，现在想起来真是不可思议，哪有把大房子往小里换的道理。从街面大杂院搬到了死胡同有着6户人家的小杂院，我们家的居住环境起了一定的变化。首先是居住面积由原来12平米加大到了17平米，房子也高了，足有3米高，比起原来那间小房子可以说宽大了许多，让我觉得高兴的是这房子中间有一块隔板，像舞台上象征着里外屋的道具，而且地面是花砖地很干净。

爸妈弟弟睡在隔板的里侧，我和妹妹睡在隔板的外侧，隔板到墙的另一半挂上布帘，就分隔出了里屋外屋，这样的布局又给了我们玩过家家增加了新的内容。我们扮演着一家人中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一会儿假装做饭，一会儿假装睡觉，我来回掀那个布帘，嘴里不停地说，去和孩子到里屋睡觉吧，来，乖孩子到外屋吃饭吧，觉得这太有意思了。搬到新家我仍旧没有改掉在床上玩的习惯，我把床当成了舞台，自己报幕自己演唱，我把母亲的花头巾披在身上，从柜橱里找出一个小菜碟儿，一双筷子，然后细声细气地唱：手拿碟儿敲起来，哎哎哎，小曲好唱口难开，寒冬腊月北风吹………，院里的孩子是我的观众，他们坐在花砖地上为我鼓掌。我唱完一支歌，下台也就是下床，然后重新打扮一下，又上台也就是上床，接着演出，妈妈的花布单、枕巾、头巾都成了我的演出服装，床被我弄的乱七八糟一塌糊涂。

绘画:张瑛

有时我和弟弟妹妹院里的小孩还把凉席铺到床底下玩楼上楼下的游戏，那时候家家的床都支得老高，为的是床底下好放东西，我们好几个孩子沿着床的外侧坐在里边，推推搡搡，说说笑笑，一会儿钻进床底下，一会爬到床上边，嘴里叨念着：我上楼去了，我下楼去了。这些儿时的游戏充满了我对住房的美好幻想。我们有时玩得太开心忘记了时间，还没来得及收拾，母亲就已经回来了，我们在床底下，看到母亲的大脚已经稳稳地站到了屋里，吓得屏住呼吸不敢出来。

秋天的时候我上了小学。在没有上学之前我就喜欢当老师，这下上了学，现学现卖，就更喜欢当老师了。爸爸为了让我们识字用三合板涂上墨制成了一块小黑板，让我们在上面涂涂写写。我们家的门冲着院门口的门道儿那里有一块五六平米的空地儿，我把小黑板一挂，就围坐上四五个孩子，他们随着我大声朗读着wo我men们、我爱北京天安门。

绘画:张瑛

我上学后，妹妹第二年也上了学，父亲经常出差，十天半月不着家，母亲在一家街道办的缝纫厂工作，表现的十分积极，每天晚上很晚才回家，那时我们姐仨儿经常吃母亲为我们备下的凉饭凉菜，柜橱里放着丝糕、烙饼、豆包、菜团子，还有咸菜什么的，有时我们吃了东西，做了作业，玩过之后，等不及母亲回来就睡下了，母亲什么时候回来的，我们也不清楚。但有一次母亲生病了，整日介躺在床上，父亲不在家，我就承担起了照顾母亲，为妹妹弟弟做饭的任务。母亲头晕，晕得厉害，就使劲用手抓着床边，说床扣过去了，我为她递上一杯水，她喝了又吐出来了，我就忙去打扫。过了一会儿，母亲突然想起柜橱里还有一盆发面呢，就撑着身子半坐起来，告诉我发面在哪儿，叫我把它蒸成馒头，然后又无力地躺下了。我找到了那个大瓷盆，那面发的已经流出了盆沿儿，这盆面母亲什么时发的我也不知道，柜橱里什么吃的都没有了，我就下手做馒头，煤火被我捅旺，我把大蒸锅坐上，然后下手揉面，面太粘手，放了许多面扑儿，才揉好了两屉馒头蒸上，母亲睡着我不好问她，也不知道该蒸多长时间，一会儿掀开锅看看，一会儿又掀开锅看看，蒸熟的馒头不知为什么不像母亲蒸的又白又胖，而是又黑又小，吃起来味道也不对，很酸。后来才知道蒸馒头要放碱，而我并不懂要放碱。可惜了那一大盆发面，就拈着鼻子吃下去，妹妹、弟弟头一天还跟着我一起吃，后来就吃不下去了，那些馒头我也不让母亲吃，每天自己打扫一个吃了很长时间。后来邻居发现母亲病了，就来帮着做饭，母亲的病也一天天好了起来，能上班了。打那以后，我好像一下长大了，虽说不过是个8、9岁的孩子，但比以前懂事多了，母亲放在柜橱里的好吃的，我自觉不去多吃，每顿饭都尽量打扫剩菜剩饭，把好吃的留给母亲弟弟妹妹吃。由于母亲身体不好，父亲出差，弟弟妹妹又小，就担起半个母亲的职责，我再不像以前那样把屋子搞的乱七八糟了，而是主动去收拾打扫，我学会了做饭，随着年龄的增长，竟也做得与母亲一般好吃。

绘画:张瑛

1966年，院里西北角住着的一家人不知为什么去了甘肃，母亲看好了那两间房，（比我们原来住在门洞那边的房子又大了几平米。）跑房管局办妥了，我们就粉刷搬了进去，还记得母亲戴着白帽子，手里拿着白灰刷子站在方桌上摞着的椅子上头的样子。这是两间北房，其实只有一间名副其实，而另一间被西厢房挡上了，因而并不朝阳。从这房与房的过道往西顶到头再往北就是邻院的墙，如此形成一个拐把小夹道，后来各家都搭起了小厨房，我家就在那儿也搭了一个小厨房用来盛杂物做饭。不管房子大了多少，总是在一步步地改进。我们家的住房有了明确的里外屋，有了一小段走廊，还有了厨房。

由于上了学，由于居住环境的改变，我结识了许多小伙伴，这条此路不通的小胡同有8个院子，住着4、50户人家，胡同口有一块较大的空地儿，胡同底有一个小庙，孩子们一般都聚在这两个地方玩，人多，玩的又是多人参与的游戏，可为声势浩大，老鹰捉小鸡的队伍可以排得老长，丢手绢的圆圈拉的好大，还有一种游戏叫编花篮，孩子们单腿着地，另一条腿大家编在一起，那个时候长大的孩子大概都玩过的。听吧：“吃呀吃呀吃毛桃，吃的我心里怪难受，蹲一蹲坐一坐…….”  “丢呀丢呀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面，大家不要告诉他……”  “翻饼烙饼油炸馅饼，翻过来掉过去，瞧瞧……”  “编编编花篮，花篮里边有小孩……”  （关于那时玩的游戏可以单拉出来成文。）每天玩的热闹，大人不扯着嗓子叫不回家。文革时胡同里有几家被抄了家，院里北屋被抄了家轰走了，家具全在，对门院里抄的家具也放在这儿，我们每天晚上又多了一个项目藏蒙蒙，一会儿钻进大箱子里，一会儿又钻进大衣柜里，好玩儿极了。

绘画:张瑛

院里、胡同里的那些旧墙缝儿就够我们玩半天的了，我们用细竹签子之类的东西抠墙上砖缝间的黄土找灶火马子，将捉到的放到罐里养着；下雨的时候我们院里的排水口堵啦，满院子是半尺来的雨水，不管大人们有多么着急，孩子们可是高兴坏啦，我们在院里淌水玩，叠纸船放游；雨停了，我们到胡同里小庙找爬到墙上的水妞；春天的时候我们还栽花、养蚕，那时家家都喜欢种的花是鸡冠子花、玻璃萃，死不了，这些花最大的特点是皮实好养，花又开的好看。我们还养蚕，看着蚕从细小如芝麻的卵子壳中爬出小如蚂蚁的身子，看它们吃着桑叶一天天长的白胖起来，看它们不吃不喝让身体变得通黄，然后开始吐丝作茧；看他们最后变成蚕蛹然后冲出蚕茧变成蚕娥长出两个翅膀；看它们交配，然后在一张纸上一个一个地产卵；小孩子们为看清楚蚕是怎样吐丝作蛹的，非要打破它们的生活习性，让它们将丝吐在一张板子上，而不作茧，蚕吐尽了丝就随便歪在一个地方变成了蛹，真是有点残忍。

那时候家家户户是敞着门过日子，谁也不懂得什么是隐私，什么叫打扰，尤其对门家的二胖子，饿了就开我家的柜门，吃我们家的烙饼。我们姐俩也经常招孩子到家来玩，我把家里的花砖地擦的锃亮，然后招几个女孩子坐在地上玩抓拐，母亲不喜欢我把孩子招家来玩，每次孩子们都是在母亲到家之前离去，可有一次玩的时间长了，母亲已站到家门口啦，吓的几个孩子慌乱地逃跑了，她们都说我妈厉害。

那时各家都有串门的习惯，一个院、一个胡同、甚至一个区域住着的人家儿都比较了解，串门的人并不懂打扰二字，被串的人家也并不刻意接待来者，一边手里干着活儿，一边跟来者聊天，有时主人都出去了，客人还在人家屋里坦然地呆着呢，但这些交往只限于普通百姓人家。夏天各家更是把胡同当成了自家的厨房餐厅起居室。妇人们手里拿把韭菜要坐到胡同里去择，做熟了饭不在自家屋里吃，要端着碗坐到院外的胡同里去吃，边吃边聊，观赏议论过往的行人。那时家家都有织不完的毛衣、钩不完的桌布、织不完的网兜、编不完的杯子套。吃了饭，家庭主妇和女孩子们手里总少不了这些东西，手上忙着，嘴上聊着，较小的孩子在胡同里跑来跑去。

家是什么，家是炉灶上蒸锅飘着的饭香；家是流动在胡同里的脚步声、欢笑声；女人们嘴里传来传去的张家长李家短的闲言碎语，那时的家岂止是自家的一锅一灶一床一桌，家的生活在胡同温蕴的气息中涌动。（关于胡同的轶事见后续文章）

作者拍照，2003年的辛安里小胡同。

上中学（地安门中学）又是一片天地，接触的人更多了，那些同学的家，同学家的住房使我大开眼界，那时候我经常和几个同学长在一个叫刘素云的家里，刘素云头发有点曲卷个子不高，为人随和，她家有兄弟姐妹五人，她最小。只记得她的父亲个子也不高，有点谢顶，爱好体育运动，非常随便的一个人。她家里的书、棋、羽毛球随便看随便玩。她们家住着三、四间应该是过去的筒子店铺房吧，门口看上去只是一间房子而后面的内容很多，一间房后面串着两间隔开的房，出了后门还有一个二、三米宽的小天井，然后是一个上下各一间的小阁楼，这种怪异的房间布局给我印象太深刻了，以致我成年后还时不时地梦到到她家去玩，而且蹬上了那间小阁楼，她家在帽儿胡同口，房子又多，地方大，这里简直成了少年宫啦，有的同学摆开棋阵，有的到书架上乱翻书看，还有的在她家方桌上赶写作业，有时我们还拿着她家的羽毛球拍儿到对面的儿童运动场去打球。

那时家里条件有限，除了去同学家玩做作业，也经常放了学不走在学校玩，我是班上的文体积极分子，我们在学校教室里高声大嗓地唱样板戏、唱当时特时兴的革命歌曲、劈叉弯腰跳舞。

那时我们姊妹三个前后脚的上了中学，我在地安门中学、妹妹在二十三中、弟弟在河北北中学即现在的交道口中学。我们中午全都是赶回家吃饭，我承担着做饭的任务，匆匆跑回家，捅开火，蜂窝煤炉子最怕火不旺，最怕火灭了，望着笼屉盖上虚弱的热气，一点办法没有，火不顶劲儿，我们就无法吃到熟饭，那些难咽的夹生米饭以及一掐就扁的馒头，对我印象最深，后来家家都用上了煤气灶，这一情况得到了改观。

绘画:张瑛

那时候我几乎承担了全部的家务，母亲在工厂里工作积极经常是半夜才回家，父亲出差不在家，我负责买菜、买粮食、做饭、归置屋子。我懂得节俭，母亲留下的菜金绝不乱用、挪用、偷偷买了糖吃，或买了不该买的东西，分分角角都花在全家的日子里，俨然一个半大人。我学会了织毛活儿、踏缝纫机，为家里人织毛衣缝补衣裳，那时候家里日子过的紧张，没钱添置新衣裳，而我想穿新衣的愿望又特别强烈，于是那些仅有的旧毛线就不断被我织了拆、拆了织变幻着各种花样。还有母亲磨破了的裤子，由于母亲比较胖，裤子肥，我就把它们拆了，前片改后片、后片改前片，剪去磨破了的地方，一翻改再一熨烫跟新裤子一样。夏天的时候我还扼制不住自己，从箱子里翻出母亲的一块花布，做了一件短袖衫，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对于家我同样想把她打扮的干净整齐漂亮，趁母亲不在家，我和妹妹弟弟经常把家里的几样破家具来回搬动，我最理想的是我和妹妹能一人睡一张单人床，但屋子狭长，我和妹妹把木板床分成了两处搭好，中间只剩下一张方凳的空，我们在那塞进一张凳子上面摞上一个小木箱子，然后再铺上妹妹钩的白桌布，两张床上铺了格布单，我和妹妹都觉得很新鲜很好玩。

家里的家具是旧的床也不是带有床头的标准的床，而是木板搭的。然而在这样的家中我却做着与这个家庭条件完全不符的梦，不知为什么我反复梦见我家的黑漆柜子变成了钢琴，我把那中间的两个抽屉一拉，就露出了一排琴键，我兴奋地在它们上面按了几下，但总是不出声音，每次这个梦到此就完结了，因为我醒了，这个梦在我成人之后也是经常出现过的，现在足以有能力为自己买一架钢琴了但还是没有盛它的地方。

绘画:张瑛

我们一天天长大，而住房并不长大，我们身心一天天地变化着，而住房并不理会这些，它依旧是老面孔老模样，十七八岁我心中懵懵懂懂，萌发出要为自己争得一块独立空间的念头，渐渐的我变得少言寡语，不愿再跟街坊们闲聊，对于登门造访的人也有了厌恶，对于与半大小子的接触也拉开了距离，有时甚至置之不理。一次拐弯胡同的同学来我家借我的作业，我装着睡觉就是不起，妈说：“呆会儿来吧，她睡着了。” 于是搪塞过去。对于家里亲戚的来访，我也不像小时候那样热情地端饭、拿筷子，听他们说这说那。家里姥姥、老姨、小姨、小舅来，新鲜的时间越来越短，若妈让我为他们多做些事，我就开始堵气。一天，老姨、小姨来，妈让我在小胡同的厨房烙饼，我烙着烙着竟然哭了起来，弄得擀面杖、案板、饼铛盖砰砰砰地响。是我不喜欢这些亲戚了吗？也不完全是，照现在解释说，是生活空间太小人易产生烦躁情绪吧。您想这么多人挤在一起，晚上睡觉不得不搭地铺，吃不好睡不好，情绪能好吗？母亲对于她娘家来的亲戚却是格外高兴，父亲卷铺盖到单位睡了，干涉不了。但父亲家里来了人，母亲的表现却是大相径庭，一次爷爷、姑姑还有孩子来家，母亲的脸就拉的老长，为他们用大锅煮面，吃了两天面，在第三天为他们买了火车票把他们送走了。我当时清楚地记着爷爷一个人坐在辛寺胡同口的大方石头上，干瘦的身影，我不知跟他说什么好，因为他是地主，家里人入党、入团都是要受牵连的。

1975年冬作者与妹妹弟弟和姥姥的合影

1979年冬作者与父母妹妹弟弟合影，弟弟去当兵。

（注:以上照片作者及家人穿的衣服均是母亲缝制）

多少年了，结婚生子，儿子都老大了，还是做梦在那个房子里住着，里屋住着父亲母亲弟弟，外屋住着我和妹妹，梦境总是在夜里，一家人都睡着了，我被什么声音吵醒，然后起床去看门是否锁上了，结果是门栓没有划上，院里有脚步声，我害怕有人闯进来，赶紧把门顶上，于是在惊恐中就醒了，原来是个梦套梦，我还在床上躺的好好的。

（1976年夏地震之后，我家的房子进行了改造，把北屋的一段廊子推了出去，同时把门改在了正北屋那边。那时我和妹妹都已经是18·9岁的大姑娘了，弟弟也16岁了，住房成了大问题，为了扩出那几平米找了房管局好几次，还托人办了相应的手续，老妈讲话事儿事儿的，让写个说明，还用说什么明呢，都是大儿大女的了，只为了多支上一张床。

住房不加大，我们姊妹三个都已长大，在我们为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面长大痛苦的时候，我和妹妹相继插了队，弟弟也去当兵走了，我们走出了家门，满怀信心地走向外面的世界，相信世界是美好的，相信世界的美好总会有一部分是属于我们的。

写于2001年

鼓楼脚下生命的欢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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