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夜里的她们

文/ 尹伊

大家好，欢迎收听早茶夜读，我是尹伊。

当代人读《寒夜》，如果已无法对四十年代战乱中的凄苦流离、对抗战胜利后的虚无失望感同身受的话，最可能引发话题的，就是永远带着神秘八卦色彩的婆媳关系。我今天也想聊一聊小说中的这对婆婆和媳妇，掉入鸡毛蒜皮家长里短孰是孰非自是倒胃口，这对婆媳关系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这是一对非典型性的“旧婆婆”和“新媳妇”。

汪老太太的生活囿于家务，又自私地爱着儿子、坚定地恨着媳妇，看起来很像是一个封建古板的旧老太太。但在贫穷艰难而愈显沉重滞缓的日常生活中，汪老太太和儿子曾有过这样的对话：

“还是让我出去做事吧，我当个大娘，当个老妈子也可以。”母亲最后吐出了这样的话。她充满爱怜地望着她这个独子，她的眼圈红了。

“妈，你怎么这样说，你是读书人啊，哪里能做那种事！”他痛苦地说，掉开眼光不敢看她。

“我只后悔当初不该读书，更不该让你也读书，我害了你一辈子，也害了我自己，老实说，我连做老妈子的资格也没有！”（第十七章）

不仅汪文宣，汪老太太也是以“读书人”自居的。有学者根据汪老太太的年纪和她家乡云南的女子教育发展状况推测，汪老太太很可能是晚清最早一批接受女子学堂教育的女子，具备初等教育水平（高等小学），且接受教育的途径和内容都新旧参半。（河村昌子《民国时期的女子教育状况与巴金的<寒夜>》）

汪母身上自然有旧传统的束缚，但是受教育的新经验却赋予她一份更重要的新的骄傲。当读者斥其自私古板时，对儿子的控制欲、对自由婚姻的反对、对新式生活的排斥是常见的说辞。回头看，这些是很值得怀疑的。互相憎恨的婆媳双方，谁也没有提及这份感情的结合是错误。而浪漫自由的恋爱/蜜月时光反倒是多次出现在曾树生和汪文宣的回忆之中。因而很可能是在生活陷入困顿之后，关系进一步恶化之后，以上那些问题才成为问题。更大胆一点儿推测，在战前，汪母看着受过高等教育的儿媳，听着儿媳讲她与汪文宣共同的教育理想，或许还能由衷地生出读书人的骄傲、甚至有过书香门第的传承梦的。

所以，不同于典型的旧式婆媳之间纯伦理的敌视，汪母对儿媳的恨意之中夹杂着、或者说更多地来源于自己一份无处安放的骄傲——同为“读书人”，自己的沦落与媳妇的风光，儿子的体弱与媳妇的健康。从汪母身上可以看到的是，在失却了和平的社会、小康的家境之后，那一代夹缝中的半旧半新式读书女性，不仅迅速地落后于更新式的读书女性（曾树生），而且不能带来任何可以改善生活的实际利益，只徒剩一份虚无的骄傲，在生活的重压下，变形成颇具现代意味的狭隘自私和控制欲。

“读书人”汪母晚年丧子、无处寄生，连生存的机会都渺茫，更遑论文化人的尊严与骄傲、女性的解放和自由。她的人生自是灰暗凄凉到了极点，举步皆艰难，处处无自由。然而，穿着时髦经济独立的新女性曾树生，又得到解放了吗？

相比较于汪母，曾树生是典型的五四之后接受过高等级教育的新女性。她能够经济独立，追求热烈自由的生活。这个看似应该活泼而洒脱的人生，却仍然承受不了因战争而加倍的生活重压。她深陷在对当时自由恋爱所选择的丈夫的失望之中，在怜悯和绝望之间徘徊；她有新型的育儿观念追求新式的母子关系——不过多干预他的生活而是赚钱提供更好的教育——但是母子关系如何呢？更可悲的是，即便如此，也并没有将自己从婆媳恶战的老问题中解救出来。家庭自是不堪一击而在工作呢？她自己也抱怨这份工作的不如意——与当年的教育理想相差甚远，但是生活所迫别无选择。她时而自觉又时而自得地在利用或者说享受男性当权者对自己的倾慕，来改善其糟糕的生活环境，甚至在与得势者一起做战时囤积的生意——这一定是曾经那个怀抱教育理想的年轻曾树生所不齿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