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推荐 | 刘涛：​以苦难救赎人生 ——读《活着》有感

文/刘涛  作者系太白文艺出版社编辑

《活着》是作家余华的代表作之一，是一部充满血泪的小说。《活着》讲述了农村人福贵悲惨的人生遭遇。《活着》荣获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最高奖项（1998年）、台湾《中国时报》10本好书奖（1994年）、香港“博益”15本好书奖（1994年）、第三届世界华文“冰心文学奖”（2002年），入选香港《亚洲周刊》评选的“20世纪中文小说百年百强”、中国百位批评家和文学编辑评选的“20世纪90年代最有影响的10部作品”。

《活着》是我国作家余华的代表作之一，该书曾荣获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法国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法国国际信使外国小说奖、意大利朱塞佩·阿切尔比国际文学奖等。近期有幸拜读此作，情节之跌宕起伏、人物之饱满鲜活、写作手法之娴熟多样、主题之新颖深刻，让人叹为观止。

作者创作此书的契机是一首美国民歌——《老黑奴》，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歌中老黑奴经历了一生苦难，家人都先他而去，而他依然友好地对待这个世界，没有一句抱怨的话。这首歌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决定写下一篇这样的小说，就是这篇《活着》，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乐观的态度。写作过程让我明白，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这段话是本书主题思想的凝练表述，即“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的乐观态度、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

想要理解上述主题思想，就必然离不开对于故事情节的把握。本书实际上讲述了时代大背景下，小人物徐福贵饱经沧桑和苦难的一生。福贵出生在地主家庭，小时候家境富裕，青年时期好淫好赌，是个不折不扣的纨绔子弟。后来和龙二赌博，败光了家里所有的财产，徐家也由富贵人家败落为普通农户。紧接着，福贵的父亲又因为不小心从粪缸上摔下来过世了。但是悲剧并未自此结束，一年后，福贵的母亲病重，福贵进城请郎中，却不料被国民党抓走做了壮丁。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福贵也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回到了家，但这时候母亲已经离世了。后来一家人经历了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和自然灾害，因为长期吃不饱和干重活，家珍得了软骨病，只能卧床。少了家珍，福贵和两个孩子负担就重了，不过幸好两个孩子都勤快懂事，灾年过后，日子也就慢慢好起来了。不久后，县长的妻子，也就是儿子有庆的校长因为难产大出血，有庆在自告奋勇为校长输血的时候，被粗心冷漠的医生给害死了。福贵焦急万分，跑到医院讨说法，结果发现县长竟然是自己之前被抓去做壮丁时候认识的朋友春生，虽然失去了有庆，福贵心里难受，但是因为是和自己一起逃过命的好友春生，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家珍不能原谅春生，而且也因为有庆的死，病得更重了。时间的脚步依旧没有停下，凤霞也到了该找婆家的年纪，村里的队长给凤霞找了一个叫二喜的偏头男人，虽说是偏头，但心地善良，细心周到，对凤霞也很是疼爱，福贵和家珍也都很喜欢这个女婿。后来闹文化大革命，春生被当做走资派抓了起来，因为实在承受不住每天的严刑拷打和精神折磨，上吊自杀了。不久，凤霞怀孕了，一家人都很欢喜，但是不幸也随之降临，凤霞生下孩子之后，突然大出血，没有抢救成功，去世了。家珍说这孩子命苦，生下来就没了娘，所以给孩子取名苦根。凤霞没了以后，家珍心如死灰，因此凤霞死后不到三个月，家珍也死了。家里的人都陆陆续续过世，福贵悲痛万分，可是生活还得继续，好在福贵和二喜干活都勤快，孩子苦根的到来也给了他们好好奋斗的动力。但是悲剧还在发生……苦根四岁的时候，二喜在干活的时候被两排水泥板夹死了，送到医院也没有抢救回来。二喜死后，就剩下福贵和苦根，一老一小了。苦根慢慢长大，也成了福贵干活的好帮手，生活在变好，死神的脚步却在一步步靠近苦根，七岁那年，苦根吃豆子吃撑了，死的时候嘴还半张着能看到里面有两颗还没嚼烂的豆子。往后的日子，终于还是只剩下福贵一人了，苦根还在的时候，就天天盼着能骑到牛背上去玩，一年后，苦根走了，福贵也凑够了买牛的钱，买了一头老牛，给他取了和自己一样的名字——福贵。自此，一人一牛，两个福贵，耕于田野，相依为命。故事在这里也就画下了句号。

本书的写作手法是一大亮点。首先就是第一视角和第三视角的交替使用。作者在麦田新版自序中写到：“《活着》里的福贵经历了多于常人的苦难，如果从旁观者的角度，福贵的一生除了苦难还是苦难，其他什么都没有；可是当福贵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来讲述自己的一生时，他困难的经历立刻充满了幸福和欢乐”。这段话点明了作者采用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两个视角进行交替写作的重要原因：第三视角可以让叙述更加冷静客观，第一视角能够看到苦难背后的幸福。这一手法贯穿于全书各个角落，并以情节的方式体现出来，让外人眼里死亡的悲惨，变成福贵眼中生活的幸福：福贵败光了家产以后，父亲虽然十分气愤，但是也为福贵还清了债务，这让福贵十分感动，终于也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与此同时，曾经家里的雇工长根也丢了饭碗，只能乞讨度日，但是即便如此，他也没忘回来看望福贵，长根的善良也在改变着福贵；母亲病重，福贵进城去请郎中被不幸抓走，两年后才回来，但是母亲一直惦念着福贵，并且到临死前也相信福贵没有去赌钱，母亲对福贵的爱，也是福贵日后变好的重要原因；妻子家珍原谅了福贵在年轻时犯下的错误，即便是吃苦受累，也一直在富贵身边不离不弃，干农活、做家务、煮饭、没有丝毫怨言，如果没有家珍，可能福贵走不到今天；虽然一起逃命的春生，现在当了官，但是在得知有庆是因为救自己的妻子才死之后，也是一遍遍向福贵和家珍忏悔，乞求他们的原谅；大女儿凤霞十分懂事勤快，帮着福贵干农活，帮着家珍做家务，给福贵忙碌的生活减轻了许多负担；小儿子知道家里穷，上学、喂羊两头跑，但是也不喊苦不喊累；女婿二喜虽然是偏头，但是勤快憨厚，疼爱凤霞，孝敬福贵和家珍；孙子苦根虽然顽皮，但是也会帮着福贵干活，陪福贵解闷，给福贵平淡的生活带来了许多欢乐。在别人眼里，只有福贵亲人的不断离世，说起来怎一个“惨”字了得；但是在福贵眼里，亲人离世只是不幸的结果，亲人在世的美好回忆才是值得他反复咀嚼的。

其次是书中前后照应、欲扬先抑、对比等多种表现手法的运用。文中比较典型的前后照应是福贵开导老牛的前后两段话：前“二喜、有庆不要偷懒，家珍、凤霞耕得好，苦根也行啊”，后“今天有庆、二喜耕了耕了一亩，家珍、凤霞耕了也有七八分田，苦根还小都耕了半亩”，表面上看是用其他牛也在耕田来宽慰老牛，让它干活更加起劲，实际上是用这种方式怀念逝去的亲人，但是这种怀念哀而不伤、苦而不涩，别有一般风味。欲扬先抑的典型表现有两处，第一处是福贵被抓去做壮丁时打仗的场景，国民党被共产党团团包围，处处都是炮弹、子弹的声响，人员死伤无数，本以为共产党在俘虏了福贵一行人后也会十分残暴，但是共产党非但没有杀他们，还说想参军的就跟着解放军，想回家的就给盘缠和通行证，此处的描写不仅采用了欲扬先抑的手法，还和前面国民党草芥人命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第二处欲扬先抑是对偏头女婿二喜的描写：第一次去福贵家，二喜翘着肩膀，在屋里左看右看，也不说话，别人问也只回复嗯，让人很不舒服，起初以为他是一个嫌贫爱富、自己条件不好、要求还高的人，但是第二天他再去福贵家的时候，结果“东张西望不是嫌弃我家穷，而连屋前的草垛子都看到眼里去了”，二喜帮着福贵家修屋顶、刷白墙、做猪头、还给家珍做了一个方便吃饭的小桌子；到这儿还没完，娶凤霞的时候也应了福贵的话，风风光光、热热闹闹，很是气派；凤霞出嫁后想家，也不顾什么规矩，陪她回家；凤霞有了身孕，更是对凤霞百般宠爱，自己先把蚊子喂饱了，再让凤霞去睡觉，这一部分欲扬先抑的手法运用地十分巧妙。对比的手法在本书中也很常见，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对家珍头发的两处对比：一开始“家珍病了这么多年，在床上下不了地，头发每天都还是梳得整整齐齐的”，但是经历了有庆的死、又得知了凤霞的死之后“一进屋，看到家珍坐在床上，头发乱糟糟的，脑袋靠在墙上”，这里既是暗示也是对比，暗示家珍得知凤霞死后的绝望，使用头发的对比来突出人的精神状态和生活态度，表明家珍不再打扮，也就意味着她失去了继续生存的勇气，果然，不到三个月，家珍也去世了。

同样突出的还有作者对环境的描写和人物形象的刻画，这也是作者文字运用水平的集中体现。福贵被抓去做壮丁回家的第一个晚上“听着风吹动屋顶的茅草，看着外面亮晶晶的月光从门缝里钻进来，我心里是又踏实又暖和”，这段描写将福贵刚刚回到家、与妻子和一对儿女相拥而眠的幸福感衬托得和月光一样明快舒朗；福贵埋葬有庆时“夜里的风把头顶的树叶吹得哗啦哗啦响，有庆的身体也被露水打湿了”，风吹动的不只是树叶，还有福贵的丧子之痛和生前没有好好待有庆的悔恨与难过；福贵背去世的凤霞回家时“那时候天黑了，街上全是雪，人都见不到，西北风呼呼吹来，雪花打在我们脸上，像是沙子一样”，雪花带来的不只是严冬，还有失去亲人的痛苦。书中所有的主要人物都是十分饱满的，着墨篇幅大，人物形象也就越容易立体；篇幅越少，也就越见作者功力。而余华就是一个擅长使用寥寥数语让人物活灵活现的作家，有庆死的时候医生的形象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给校长接生的医生在得知被抽血的有庆死了以后，作者是这样描写的“‘心跳都没了’，医生也没怎么当回事，只是骂了一声抽血的：‘你真是胡闹’。就跑进产房去救县长的女人了。”这段话的用词是刻画人物形象的关键点：也没怎么当回事、只是、胡闹、跑进产房、救县长的女人，短短50字就把一个枉顾孩子性命、只知讨好权贵的丑恶嘴脸呈现在读者面前，凝练语言以塑造人物的功力不言而喻。

时刻透露的历史厚重感和反思意识也给本书锦上添花。本书以小见大，通过福贵的身份变化来展示时代的变迁：从出生到青年，福贵作为大地主阶级的阔少爷，尽享奢靡生活；等到父亲离世、母亲重病，自己被抓去做了壮丁，又把我们带回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福贵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回家后，开始了土地改革、接着是人民公社、工业化建设；后来碰上了建国以来第一次大灾年，颗粒无收，人民困苦不堪，福贵家也是一样；最后在“文化大革命”中，故事也慢慢落下了帷幕。

小人物的命运与大时代的的发展是紧紧相连的，书中的历史感并非只是浅显的涌动，而是有带有讽刺和反思意味的剖析，书中有两处很典型的例子：一是大炼钢铁时期，因为十几岁小孩有庆的一句“煮钢铁桶里要放上水，要不钢铁没煮成，桶底就先煮烂啦”，队长竟然真的这样做了，钢铁煮了两三个月都没煮成，最后还是因为水被煮干了，才“煮成了”，要是不听信有庆的话，可能早就煮成功了，煮出来之后，队长还说“这钢铁能造三颗炮弹，全部打到台湾去，一颗打在蒋介石床上，一颗打在蒋介石吃饭的桌上，一颗打在蒋介石家的羊棚里”，作者安插的这两段情节真实再现了当时国人赶英超美的决心，但更多的是讽刺了当时不切实际的浮夸风，没有规划和科学知识，只是一昧追求数量、盲目遵循中央指示的历史场景；第二处比较典型是例子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因为队长是队长，所以红卫兵就指着队长的鼻子说“你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抓去拷打了三天，还不让他睡觉；春生就更惨了，因为是旧县长，所以就被扣上了走资派的帽子，“一只脚踢在他脑袋上，春生的脑袋就像是被踢出格洞似的咚的一声响，整个人趴在了地上。春生被打得一点声音都没有，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打人的，在地上的春生像是一块死肉，任他们用脚去踢”“他（指春生）咬着牙齿狠狠地说‘我不想活了’”“福贵，我每天都被他们吊起来打”“我一摸，那（指春生）手像是煮熟了一样，烫得吓人”，最后，就算是福贵和家珍苦口婆心地劝春生要好好活着，春生也还是上吊自杀了，从这两个例子，我们就可以看出当时的“文化大革命”对许多无辜同志的严重迫害，作者于1960年出生，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所以这段历史在作者心中应该是有疮疤的，作者也是带着心痛和反思去回顾这段历史的。

书中人物有好有坏，单就福贵的亲人而言：父亲、母亲、家珍、凤霞、有庆、二喜、苦根，一家人有矛盾、有摩擦，但是都相亲相爱、彼此珍惜。一个人离世，剩下的人会更加珍惜在世的亲人，用前一次的苦难救赎下一次苦难的不再发生，但是本书的力量就在于无论怎样珍惜在世的亲人，苦难都没有被救赎，它源源不断地发生，能够被苦难救赎的只有学会与苦难和解的人生，这也就是福贵的人生。就像作者在结尾处所说的那样“做人还是平常点好，争这个争那个，争来争去赔了自己的命。”生活顺利时，就好好享受幸福；遭遇不幸时，也要学会积极面对，乐观生活，毕竟人只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并不是为了名利权或世上任何一种事物而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