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十国时期的武术
隋唐五代特别是唐代的文化，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化中辉煌灿烂的一部分。武术文化，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大发展。这时，中外文化交流相当普遍，从而也丰富了传统文化的内涵。唐代的武舞、摔跤活动，重弓射的现象，乃至整个唐代的重武风气中，都有外来文化作用的痕迹。武举制的创立，是这一时期武术史上最重要的事件。
一、“兵农合一”的府兵制度
西魏、北周已建立了府兵制，隋王朝进一步完善了这个制度。《隋书·高祖纪》载文帝所颁诏书云：“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这个诏令明确地道出了府兵制度的实质，就是“军民一体，兵农合一”。
唐王朝基本上沿袭了隋朝的府兵制度，且非常重视府兵的训练。折冲府平时的主要任务便是训练士兵，“居常则皆习射”（《旧唐书·职官志》）。府兵集中训练在冬季，由折冲都尉率领兵士在府者进行。赴京值日，也有专门的教练教习。唐太宗甚至对值日的部分卫士“引于殿廷，亲自教射”，中多者赏以弓、刀、帛等，其将帅也“加上等考绩”（《玉海》卷一三九引《邺侯家传》）。轮到值日的所谓“番集之日”，要进行课试，“有教习不精者，罪其折冲，甚至罪及刺史。”（《资治通鉴》卷二三一）
隋唐实行府兵制度，“始一寓之于农”，府兵由一般民户中简选，不再像以前只限于世袭军户等，实际上将兵源、武装、习武活动等扩展到了整个国家的基层。士兵的训练和考核制度，又必然加强整个社会对习武活动和武艺的重视。故隋唐的府兵制度对武术的进步和发展无疑起了推动作用。
二、武举制开创
一般都认为武举制始于唐代则天朝。实际上，非正式的武举制从隋朝便开始了。炀帝大业三年（608）四月曾下诏曰：“孝悌有闻，人伦之本；德行敦厚，立身之基。或节义可称，或操履清洁，所以激贪励俗，有益风化。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美秀，并为廊庙之用，实为瑚琏之资。才堪将略，则拔之以御侮；力骁壮，则任之以爪牙。爰及一艺可取，亦宜采录；众善毕举，与时无弃。以此求治，庶几非远。文武有职事以上，宜依令十科举人。”（《隋书·炀帝纪》）上述“十科”中，就包含了武举。只是当时科举取士，科目都是临时规定，并没有像后来那样形成为定制。
唐贞观十二年（638），“始置左右屯营于玄武门，领以诸卫将军，号‘飞骑’。其法取户二等以上，长六尺阔壮者，试弓马四次上，翘关举五，负米五斛行三十步者。复择马射为百骑。”（《新唐书·兵志》）显然，在武则天正式开武举之前，唐代也已有了某些课试选拔武勇人才的成法。
武举制度正式建立应是在武则天当政时。《通典·选举三·历代制下》载：武则天长安二年（702），按照明经科考试方法，选拔武艺人才，送于兵部。《通典》又载：玄宗开元十九年（731），下诏令武贡人与明经进士一起“同行乡饮酒礼”。天宝六载（747），玄宗再次下诏云：“文武之道，既惟并用，宗敬之仪，不可独阙，其乡贡武举人上省，先令谒太公庙，每拜大将及行师冠捷，亦宜告庙。”武举之制，至此确立下来。
武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有：“长垛”、“马射”、“筒射”、“步射”、“穿劄”、“翘关”、“负重”、“材貌”、“言语”等十个方面。
隋唐创武举制度，在中国武术史上是一桩大事。武举内容的确立，实际上是对武术精炼化、规范化的结果。武举制度的创立，实际上也是对武术本身的推广。《文献通考·选举七》载大德殊勋唐代大将郭子仪就是武举出身。仕宦之诱，无疑能激发更多人的习武热情，故武举制的影响和意义不可低估。这一面向社会各阶层选拔武勇之才的方法，为此后历代王朝所沿袭。
三、唐代尚武任侠之风
盛唐气魄表现为政治较开明，不设夷夏之防，中央王朝、内陆与少数民族、外国交通联系紧密。这就使得游侠剑客有了自由活动的环境，北方少数民族的尚武习俗得以向中原渗透，因而为隋末和有唐一代创造了普遍尚武任侠之风。
在尚武任侠之风尚中，唐王室成员身体力行。李世民本身就是一员精通韬略的猛将，据说他曾在战场上手刃千人以上。其兄弟建成、元吉等，皆武艺超群、勇猛善战。史载李世民手下集有猛将剑士千人，他们在其政治斗争的关键时刻立下殊勋，“玄武门之变”一举消灭了政治对手，从而使其登上皇位。李氏家族尚武的传统在很长一段时间延续着。《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六载：太子与汉王元昌关系亲密，同好武艺，常分左右两队，二人各统一队，“披毡甲，操竹矟，布阵大呼交战，击刺流血，以为娱乐。”
上行下效。唐代民间尚武任侠之风也盛极一时。柴绍“幼矫捷有勇力，任侠闻于关中。”（《旧唐书·柴绍传》）丘和少“重气任侠”（《旧唐书·丘和少传》）。刘弘基“少落魄，交通轻侠。”（《旧唐书·刘弘基传》）诸多这样的记载，史不绝书。
唐代诗人写侠客事的极多。李白便有一首著名的《侠客行》，其中有“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这该是何等的功夫；“三杯吐然诺”，“纵死侠骨香”，“事了拂衣去”、“飒沓如流星”，又该是何等的豪迈、何等的潇洒。这也是他的生活写照。李白曾随名师学剑，剑术高超。魏颢《李翰林集序》说李白“少任侠，手刃数人”。《传经宝文集》则称其“性倜傥任侠，弱冠时尝手刃数人”。
尚武任侠，显然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潮。唐代武侠小说的繁荣显然与唐代的尚武任侠之风盛行密切相关。任侠的风尚及人们侠客的崇敬，大大推进武术的繁荣发展。
四、隋唐五代摔跤活动
这一时期，摔跤活动继两晋南北朝的衰落之后，重新复苏且盛极一时。
隋文帝时曾一度禁角抵。《隋书·柳彧传》载：当时百姓每至正月十五，便作角抵之戏，“递相夸竞，至于靡费财力”，柳彧上奏请求予以禁绝。于是文帝下令遣散伎工乐人，禁止包括角抵在内的百戏活动。隋文帝禁角抵，一方面是因为角抵戏铺张奢华，靡费财力，与之倡导节俭的主张不相符；另一方面，可能也与隋文帝一再颁布“戎旅军器，皆宜停罢”，“人间甲仗，悉皆除毁”的禁武令有关。然而这个禁令不久便废弛了。隋炀帝时，角抵重新盛行，炀帝本人也极为喜好。大业六年，“角抵大戏于端门前，天下奇伎异艺毕集，终月而罢”。可见规模之大！隋炀帝亦曾“数微服往观之”（《隋书·炀帝纪》）。角抵的复行而无法禁止，当与人们皆好此戏不无关系。
唐代的君王大多对角抵之类有浓厚兴趣。唐玄宗每赐宴设酺，便“大阵山车、旱船、寻橦、走索、飞剑、角抵。”（《明皇杂录》）宪宗、穆宗每隔三日就要观一次角抵戏。敬宗、文宗、武宗、僖宗、懿宗、昭宗无不对角抵戏兴趣至深。
五代、十国时的国君亦多有好角抵者。吴越武肃王钱，史称其“少拳勇，善任侠”（《旧五代史·钱传》）。当时著名的相扑手蒙万嬴、李青州等，都被他网罗于手下。据《角力记》载：南唐王李昪、李璟、李煜“皆好此戏”。而后唐庄宗李存勖曾与上将军李存贤较角抵，声言倘输将授李存贤为刺史。
隋唐五代民间角抵活动的开展亦很普遍，并多作为一项喜庆观赏活动在节日举行。从唐时文献记载可知，寒食节、上元节、端午节、元宵节以及钱塘观潮节，都要举行盛大的角抵活动。在这些文献记载中，还可以看到摔跤活动的情景。《唐音癸》载：“凡陈诸戏毕，左右军槌大鼓，引壮士裸袒相搏，较力，以分胜负。”这说明：一、当时角抵是以擂大鼓开场的；二、角抵时双方均裸露身体的一部分。这从敦煌藏经洞唐代佛幡绢画上亦能得到证明。这种装束，与今日本大相扑装束极为近似。《角力记》记载了为一幅摔跤壁画的配诗，诗云：“愚（黑）汉勾却白汉项，白人捉却愚（黑）人骹，如人莫辨输赢者，直待墙始一交。”一人勾颈，一人抱脚，相持不下。《角力记》又载：前蜀相扑高手石彦能，曾与一名述的“相扑人”比试，结果述被石彦能“伺机入腰而倒”。可见当时角抵仍以摔法为主。
隋唐五代的摔跤活动名称有角抵、角力、手搏、相扑及相搏等。从史籍所载分析，应是同一活动的不同名称，或同一活动在不同时期或地区的不同名称，并且有时也混用。所以新旧《唐书》中有关“角抵”的记载，在《资治通鉴》中便多作“手搏”。如《新唐书·穆宗纪》所载穆宗“幸左神策军，观角抵及杂戏”。《资治通鉴》中则为“上左神策军，观手搏杂戏”。又如《旧唐书·敬宗纪》载敬宗曾“御三殿，观两军、教坊、内园分朋驴鞠、角抵”。《资治通鉴》则为“上御三殿，令左右军、教坊、内园为击球、手搏、杂戏”。
唐时的“小儿园”，是培养包括角抵、相扑在内的杂戏人才的班子。“相扑朋”，则无疑是聚集摔跤专门人才的机构。《角力记》中常提到的“社”，可视为民间的摔跤组织。唐代的摔跤手可能已职业化，《角力记》的“抵人”，便颇似现代“职业跤手”之称谓。
《续文献通考·乐考》记述唐代摔跤表演，曾评曰：“岂亦古者习武而变欤！”《角力记》载吴越王钱在观看相扑比赛时云：“为军家出力而激勇也。”都注意到了摔跤可习练武技，激励尚武之勇风。此外，当时人们还认识到摔跤活动的健身功能。《吴兴杂录》云：唐时“七月中元节，俗好角力相扑，云秋瘴气也”。古人以为秋有“瘴气”，参加角力相扑，可以强身健体，抵御这种“瘴气”的侵害。
五、隋唐五代射艺
唐高祖李渊未起兵之前，与隋将王仁恭一同守备马邑郡，北御突厥。李渊对王仁恭谈到“突厥所长，惟恃骑射”，“不恒其阵，以弓矢为爪牙”。倘我方军队亦“同其所为，习其所好”，则能同样具有突厥军队的战斗力。于是李渊“简能骑射者二千余人”，亦逐水草而居，严加骑射训练，果然训练成为劲旅（《大唐创业起居住》卷一）。李渊重视军队骑射训练和组建精良骑兵的措施，在推翻隋王朝、击败其他军事集团、统一国家的历次战役中都取得了成效。李唐王朝建立后，仍然面临着北方突厥等族的侵扰，故而唐代君臣始终非常重视骑射。《旧唐书·太宗本纪》载：唐太宗“每日引数百人于殿前教射”，“射中者随赏弓刀、布帛”，于是“士卒皆为精锐”。
隋唐五代善射者辈出。隋末的督君谟，善“闭目而视”，让别人射他，他以所谓“吃镞法”将射来的箭咬在口中（见《太平广记》卷二百二十七）。唐代的高骈，曾“一发贯二雕”，史称“一箭双雕”（《新唐书·高骈传》）。大将薛仁贵一箭能贯穿五层坚甲，与突厥铁勒部作战时，薛发三矢，辄杀三人。故而军中传唱：“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新唐书·薛仁贵传》）唐代史籍中，多见记述此类“精于骑射”、“骁勇善射”的掌故。
隋唐五代善射者不仅是军中将士，据载，像杜甫那的诗人，在郊游时骑胡马，挟长弓，也有箭不虚发，射落空中骛鸧的本事（《旧唐书·杜甫传》）。
唐、五代的宫女也将射猎用于娱乐游戏。杜甫《哀江头》诗云：“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齧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箭正堕双飞翼。”王建《宫词》亦云：“射生宫女宿红妆，把得新弓各自张。”卢纶《宫中乐》也有“行遣才人斗射飞”之句。另外，《唐人说荟·射围》和花蕊夫人《宫词》中，还提到当时宫中盛行“射粉团”和“射鸭”等游戏。
唐代总结弓射理论的著述颇多。《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有王琚《射经》一卷、张守忠《射记》一卷、任权《弓箭论》一卷，后两书已亡佚。王琚《射经》包括“总诀”、“步射病色”、“前后手法”、“马射总法”、“持弓审固”、“举弝按弦”、“抹羽取箭”、“当心入筈”、“铺膊牵弦”、“钦身开弓”、“极力遣箭”、“卷弦入绡”、“弓有六善”等十四篇。内容详实，并附有口诀，是目前所知的最早使用歌诀来传授武艺的著作。
弩的使用在唐代达到高峰，唐军正式装备的弩便有许多种类。据《唐六典·武库令》等记载，当时使用的弩计有：臂张弩、角弓弩、木单弩、大木单弩、竹竿弩、大竹竿弩、伏远弩、绞车弩、马弩等。
弩射程远，威力大，是其优点。但弩自身也有无法避免的缺点，庞大笨重，上箭迟缓，有时要用数人甚至十数人张弦上箭。这在马上是无法做到的，在短兵相接、战场形势骤变时，又很容易陷入被动。所以后来的《武经总要》称：“唐诸兵家皆谓弩不利于短兵”。所以，唐代军事家都很重视弩与其他兵种或军械的配合作战。
六、隋唐五代长兵武艺
枪在隋唐五代已成为战阵主要兵器。无论步兵、骑兵，都以用枪为主，隋代的画像砖中便有持枪盾步骑兵将士行进的画面。《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四载，唐步兵所装备的武器为：枪一万二千五百条、牛皮牌二千五百面、弩二千五百张、弓一万二千五百面、各种箭七十万支、佩刀一万口、陌刀二千五百口、棓二千五百根。枪的数量最大。《事物纪原》载：唐时白干枪，“制同矟而铁刃，上缀朱丝拂”。铁头木杆并有红缨，唐代枪的形制已与当今无异。
唐代善用枪的将领极多。唐初大将尉迟敬德，便精于枪术。唐太宗出征窦建德时曾对尉迟敬德说：“寡人持弓箭，公把长枪相副，虽百万众，亦无奈我何。”（刘《隋唐嘉话》）尉迟敬德不仅善使枪，还善于避枪、夺枪。另外，唐初名将秦叔宝、玄宗时名将哥舒翰，都是使枪的好手。
《事物纪原》称：枪，“唐羽林所执，制同矟”。《旧唐书·尉迟敬德传》称敬德善“避矟”、“夺矟”。而《隋唐嘉话》也称敬德“避槊”、“夺槊”。显然，枪、矟、槊在当时是一种武器的多种称谓。
马上用枪或步战用枪，在形制上有所差异。马上用枪，又称“马槊”。《旧唐书·尉迟敬德传》称“齐王元吉亦善马矟。”《新唐书·李嗣业传》云：李嗣业作战常为先锋，手持“巨棓”以为武器。棓，即棒、棍。棍在唐代已不再是将领偶尔使用，军队似已普遍装备。
《新唐书·阚传》载：伏威邑人阚善用两刃刀，名为“拍刀”，“一挥杀数人，前无坚对。”这种刀“其长丈”，显然属长兵器。
戟在隋唐五代已基本上退出战阵，只是在某种特定场合偶尔有人使用。如唐将薛仁贵便使戟。但更多的是作门庭仪仗之用。《隋书》《新唐书》《通典》等载，不同等级的官员门前列戟的数目不等。《唐六典》规定：三品以上大员，下州以上的衙署才可列戟。《新唐书·百官志》载：“凡戟，庙、社、宫殿之门二十有四。”唐懿德太子墓壁画便绘有列戟图。图中每架列戟12支，东西两壁各一架，共为24支。
七、隋唐五代短兵武艺
隋唐五代军中标准装备唯有刀制而无剑制，剑完全退出了战场。极个别将领用剑，已属偶然。
隋唐五代有佩剑的习俗。《隋书·礼仪志》载：“一品，玉器剑，佩山玄玉；二品，金装剑，佩水苍玉；三品及开国子男、五等散品，名号侯，虽四五品，并银装剑，佩水苍玉。侍中以下，通直郎以上，陪位则象剑。”“象剑”多为木质，并非真剑，完全是一种礼仪性质的用剑。唐承隋制，佩剑制度亦大致相同。剑成为标志文武百官身份地位的一部分。真剑可以被木剑和金、银、玉质的假剑取而代之，朝堂佩剑即已失去实用价值。
剑虽退出军事舞台，但这时民间剑术却发达起来。唐有任侠之风，下铺所佩皆为剑。唐李世民要聚积力量，夺取皇位，手下一度养有“剑士千人”。李白诗有“宁知草中人，腰下有龙泉”句（《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从李白曾在长安市上手刃数人看，这剑绝不是假的剑，他的剑术应该是已达到相当程度。剑术高超与成熟，还可以同裴旻舞剑、公孙大娘舞剑器等得到证明。这时的剑术，已由内容简单用于战阵阶段过渡到技术多样、方法复杂，具有健身、娱乐、表演、自卫等诸多功能的新时期。在中国武术各种拳械中，剑首先完成这种过渡。
唐代的剑已基本定型而与当今无异。据《中国兵器史稿》作者考定：“唐剑形制则完全变革，失去周制而独树一型。后人守之，数千百年，无所改变。此可谓剑至唐代即为后世统一模型矣。”
《唐六典》载唐代刀制有四：“曰仪刀，曰障刀，曰横刀，曰陌刀。”“仪刀”为仪仗所用，饰以金银，并有装饰性的环。李白《从军行》诗句“笛奏梅花曲，刀开明月环”中的刀，可能就是这种仪刀。仪刀并不多见。所谓“障刀”，实际使用并不广泛。李《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四载：唐军一万二千五百名士兵中，装备有佩刀八分，一万口；陌刀二分，二千五百口。《唐六典》云：“横刀，佩刀也，兵士所配，名起于隋。”可见，唐代军中所用刀主要是横刀与陌刀，其中，又以横刀数量最大。
《旧唐书·李嗣业传》云：“于时诸军初用陌刀”，可见陌刀是从唐代才开始在军中使用。文献中没有留下陌刀图形，考古发掘至今也未发现陌刀实物。但陌刀的形制仍可由一些记载中推测。《唐六典》称陌刀“盖古之斩马剑”。斩马剑见于汉代。据此可知陌刀似同剑制，两面有刃。《唐六典》又称陌刀为“长刀”，可见陌刀要么有一长柄，要么刀身较长，而这两种形制皆须双手持握。
唐代见于记载的短兵，还有短枪、铁挝、匕首等。
八、唐代武舞
唐代舞蹈中，分健舞与软舞。段安节《乐府杂录》云：健舞曲有《棱大》《阿连》《柘枝》《剑器》《胡旋》《胡腾》，等等。健舞中大部分是武舞。史籍所见唐代的武舞大致有：
剑器舞。杜甫有《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该诗及序谈到了李十二娘及其师公孙大娘均善舞“剑器”，生动逼真地描述了舞剑器时的景况，并称誉公孙大娘的剑器舞为“初第一”。杜甫还提到，当时著名的书法家张旭，自观公孙大娘的剑器舞后，“草书长进，豪荡感激”。
段安节《乐府杂录》把剑器舞归于健舞一类。但剑器舞究竟是手持何物而舞，长期以来见解分歧颇大。一种认为剑器舞为舞剑；另说剑器舞为“空手雄装而舞”；还有说剑器舞为舞流星；或说剑器舞就是武舞，剑为武之代称。
狮舞。这种舞在民间非常流行，即便在现代，仍与武术或武术活动联系紧密。舞狮由习武者演练，种种复杂的动作也只有武功相当好的人才能完成，比赛舞狮实际上是在较量武艺。它最早产生于何时何地，无从查考。但狮舞最早见诸记载，却是在唐代。《新唐书·音乐志》载：龟兹伎乐“设五方狮子，高丈余，饰以方色，每狮子有十二人，画衣执红拂，首加红袜，谓之狮子郎。”白居易《凉州伎》也提到过狮舞。狮子模样是“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银帖齿。”动作是“奋迅毛衣摆双耳，如同流沙来万里。”白诗中还提到，当时边塞将士犹爱狮舞。
另外，唐代常见的武舞还有矛舞、剑舞以及《秦王破阵乐》《兰陵王》，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