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计划赶不上计策｜玄鸟·早茶夜读775
775 | 读城记2020
南京，计划赶不上计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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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紫金山南麓地区，掩映在一片青山绿水之中，是南京著名的旅游景点，这片幽静之地，在百年前民国初建时的一份文件中，曾是朝野瞩目，引起激烈纷争的焦点，那份文件就是《首都计划》。
1929年完成的《首都计划》，是当时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的营造规划方案，被称为“民国时期中国最重要的一部城市规划”，论者认为，其不但对南京城市格局影响重大，更重要的意义乃是其文本中的现代性，对中国现代城市建设具有启蒙作用，对此笔者并不否认，但本文要揭出的却是该计划的另一面：《首都计划》对南京城市总体风貌的影响相当有限，而其中作为现代规划中心理念的“科学性”，更多是出于各方权力的建构，成为政治角力的工具，其言之凿凿如同石头，其实好像时髦的风。
机构之争
《首都计划》之呈文由林逸民领衔，其职务为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公处处长，而序言则由时任国民政府委员，且富有城市建设经验的孙科撰写，序言说该计划“固能本诸科学之原则”，当然是曾在加州州立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研习市政规划的孙科最适合之口吻，但如果没有那场暗斗，序言的签名也许该是蒋介石。
首都南京的规划设计原归南京市负责，1928年7月3日，时任南京市长的何民魂曾提出在市政府设置“规划首都图案委员会”，筹备南京城市规划，但随着蒋系人马刘纪文取代何执掌南京，该计划不了了之。此后，国民政府下辖的“建设委员会”也发出呈文，称已自行设立名为“建设首都委员会”之机构，来负责“首都之建设事宜”，当时建设委员会主席为蒋介石的长期支持者张静江，“建设首都委员会”主席也已指定为国民政府最高领导人蒋介石，正常情况下，蒋会成为南京城市规划的最高决策者，正如福柯所说，一个权力机关拥有对相关计划”真理性”的审定、登记和宣示权，无论所制定的规划是否科学，蒋都拥有在一份首都规划的序言中宣称其科学性的权力。但是，随着孙科突然重任国民政府要职的“回马枪”，变数出现了。
作为民国的创立者和精神领袖孙中山之子，孙科被称为“太子”，他与出身黄埔军校，以军事实力君临民国政府的蒋介石一向矛盾甚深，数年前作为“宁粤之争”的主角，面对有军事独裁倾向的对手，孙曾发出“打倒蒋介石”的激愤口号，此前更因蒋的霸道愤然辞职，与胡汉民同赴海外考察，值此北伐胜利之际，重回政府的孙科更要有所作为，而擅长的城市规划领域正是他一展雄才，与蒋再度争锋的良机。
1928年11月14日，胡汉民和戴季陶联名在163次中央政治会议上提议，设置一个名为“国都设计技术委员会”的机构，直属于国民政府，来专门从事首都“详备精密之设计”，并具体提出由孙科担任主席，理由是他“对于都市建设素具专长，前办广州市政，成绩卓著为中外所共许”。
此委员会的命名颇含深意，强调“技术”就是标明孙科不但学有专长，曾发表专业论文《论城市规划》，更曾在广州亲身实践，其“科学性”名副其实，非一般不懂技术，借科学口号争权之辈可比。议案提出后，孙科数度发言支持，但遭到陈果夫等其他与会大员反对，认为此举将和之前设立的“建设首都委员会”权限冲突，因意见无法协调，决定将此案送交国民政府再议。
仅仅一天以后的11月15日，国民政府在第七次国务会议议决，该委员会改以“设置事务所由孙委员科督同组织”方式设立，等于在国民政府权限内自行设立，12月1日，该事务所成立后，孙科再次呈准国民政府，将事务所名称改为“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因为该办事处直属于国民政府，较之蒋系的“建设首都委员会”为建设委员会的附属机关，在层级上更高，这使得孙科在南京城市规划权争夺中，占得了优势。
孙科这次在斜刺里杀出，和他素来的规划兴趣有关，更因和蒋的深层矛盾所推动，面对蒋介石军事独裁之势，稍后的1929年3月，孙科在一篇纪念孙中山逝世四周年的文章中，再次阐释了“总理毕生志愿，就在革命；革命的目标，就在建设”，因此他主张应将全国财政收入之 1/4，归于他所主持之铁道建设之用，但此议如同与虎谋皮，在当时蒋介石主导，军事用度占48.4％的民国政局中，实属画饼充饥。北伐完成后，南京市长由蒋系之刘纪文接任，筹划之“建设首都委员会”也由蒋系人马掌控，孙科虽名列委员，实际无足轻重，徒增他的郁闷与不甘，此次强力推动“国都处”的创设，相信也有借此遏制蒋系势力膨胀之意。
城墙之争
孙科敢于在几成定局的南京规划之局中另起炉灶，当然也因他有个深孚众望的专家班底，荐任处长的林逸民，曾在哈佛大学研习城市规划；聘任的顾问为美国建筑师茂飞和古力治，茂飞已在中国建筑设计界深耕十数年，被称为“中国建筑复兴”的领潮者，而这几位，都曾是孙科当年广州市长任上城市规划实践的旧部。
1929年1月,宁力·茂飞从美国抵达南京开始顾问工作,他首先听到就是一个坏消息，此前的1928年11月,国民政府第六次国务会议批准，蒋介石亲任校长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将拆除南京神策门至太平门的城墙,将所获城砖建造军校讲堂。他对拆城之事颇为不满:“这是中国的象征,拆掉它将是大的错误。”
这位1877年出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1899年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建筑师，却对中国古建筑身怀敬意，1914年在首次参观故宫后，就给予盛赞：“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建筑群,如此庄严与辉煌，为他城他国所未见”。他还在设计实践中不断寻求现代工艺与中国古建因素的融汇，捕捉中国建筑文化的精神，1913年他接受耶鲁大学雅礼会的委托,以中国北方官式建筑风格在湖南长沙设计雅礼大学,用混凝土仿建中国柱式,用铁件仿造中国花窗；在金陵女子大学的设计中(1918-1923年),他借鉴紫禁城的轴线、庭院布局,用钢筋混凝土仿制中国建筑的斗拱、柱式,使此种风格定型；在接下来的燕京大学设计中(1919-1926年)，他又将此种风格发展至成熟阶段。
面对此次的城墙之争，茂飞态度坚定：“应该通过首都新建筑的设计使中国的建筑得到完整的利用，不惜任何代价保留饱经沧桑的灰色城墙。”
孙科也力挺自己的同路人，1929年3月5日,孙科向国民政府呈文:“茂飞顾问发表关于南京城垣存废意见，以为南京城垣尚非无可利用之处。在计划未经决定以前,应暂予保留”，孙科以茂飞的意见和《首都计划》尚未决定为由,请求立即停止拆卸城墙,与蒋介石针锋相对。
孙科呈文中所说的“尚非无可利用之处”指的是什么呢？在《首都计划》的“道路系统之规划”一章可以找到答案，茂飞有一个大胆的设想，利用老城墙修建具有“湖山之胜”的“环城大道”，甚至可以“行驶两行汽车”。
虽然此计划因太过理想化，最终未能在南京付诸实施，但南京500余年的老城墙得以保留，奈飞面对最高统治者据理力争令人动容，而相比于20年后的梁思成，有孙科这样志同道合的上级仗义相助，又是奈飞的幸运，在外人眼中，这堪称一段高山流水的佳话，但是比起想象，事实却要复杂得多。
在孙科《都市规划论》中，曾大力倡导德国意大利的城市建设经验，对老城墙的态度很鲜明:“时则城垣已失其用,无复保存之必要,遂多有毁城建道之举”。和蒋氏一样，孙科不但在理论上赞成“毁城建道”，还曾在广州大力实施，广州城全长9公里的旧城墙已被拆尽,原址建成了宽大马路。
数年前以“科学规划”为名在广州毁城，而现在以同样的名义反对南京毁城，孙科的权力手腕日渐圆熟。
蒋介石固持己见,3月14日,他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的名义亲自撰文,上报国民政府,称拆卸城砖一旦停止,“势必影响工程,全部一切建筑将陷于不可收拾”;同时指示军校组织力量,自行拆城取砖。
国民政府也不依不挠,于3月19日回复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所请未便照准。”
美术家徐悲鸿从上海发来电报，请求“留此美术上历史上胜迹”， 社会各界反对拆毁城墙的呼声日益强烈。
在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终于让步，3月22日,南京特别市市长刘纪文向国民政府呈报:“现既奉令停止拆卸,遵即函致该校，即速饬工停止拆卸，此外并无其他拆城工作等情。”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前身，正是蒋介石借以打下江山的黄埔军校，而他的毁城取砖，自然也有科学依据，貌似两种科学规划之争，实则是权力在掰手腕，孙科赢了吗？
选址之争
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在《首都计划》之时，可能不会想到，就在孙科发起“国都处”提案上个月的1928年10月，南京市工务局刚刚公布了历三稿而成的都市计划，名为《首都大计划》，但因主持该计划的市长何民魂已黯然去职，这个计划成了一个烂尾工程。
因此计划之草拟，正在孙科愤而出国期间，所以无论价值如何，孙科都会另起炉灶，这是可以理解的，而比起《首都大计划》，《首都计划》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即中央行政区选址的变化，即将中央政治区的位置从明故宫旧址,移至东城墙之外的紫金山南麓。
民国初期的南京城，南部最为繁盛，而北部和东部尚有大量空地，《首都大计划》几经权衡，将中央行政区定于明故宫旧址，《首都计划》在“中央行政区地点”一章的阐述颇具科学性，先是推断行政区职工人数和所需面积数，随即对备选的紫金山南麓、明故宫旧址和北部紫竹林地区进行了缜密的比较，紫金山南麓之优点有：“形胜天然,具神圣尊严之象”、“面积永远足用”、“位置最为适宜”、“布置经营易臻佳胜”、“军事防守最便”等等，而明故宫旧址 “全部地面均系平坦”,“建筑方面,难臻佳胜”,更重要的是“明故宫适为商业最宜之地”，它处无法代替，所以“综上正负各面理由,中央政治区域地点,终以紫金山南麓为最适当也。”
在看似单纯客观的科学分析背后，《首都计划》此章中的一句话道破了玄机，“地在总理陵墓之南,瞻仰至易,观感所及,则继述之意,自与俱深。”这包含了孙科的良苦用心，紫金山南麓正处中山陵之南，军事初定后，当即展开民生建设，这是孙中山的建国方略，此《建国大纲》正镌刻在中山陵奠堂两壁，“瞻仰至易”，同样自视为中山传人的蒋介石自无从质疑，军事与建设之争，继承父亲遗志的孙科当不落下风。
在《首都计划》所配第十三、十四两图中，茂飞所设计的中央行政区方案中，中央党部背靠中山陵，雄踞山巅，俯瞰中央各部，颇能体现孙科和胡汉民一直鼓吹的“党权高于一切”，以党权遏制军权的宗旨。
但紫金山南麓的选址没有得到蒋介石的首肯，有迹象表明，蒋所属意的还是《首都大计划》中的明故宫旧址，1929年10月，蒋系德国顾问舒巴德撰文反对紫金山选址，认为国民与政府不应分离，政治区“不能建于荒僻辽远之处”，并举出种种客观证据，得出明故宫地区“极适于作政治区之用”。
在同样颇具科学精神的陈述背后，力主选址明故宫的中国建筑师吕彦直的建议耐人寻味，他在《规划首都都市区图案大纲草案》中说，按照他的计划实施，当南京城全部落成之时，明故宫旧址“适居于中正之位”。蒋介石，名中正，王军在关于《首都计划》的文章中做出推论：“吕彦直将中央政府区描绘为‘中正之位'，或已拨动蒋介石心中玄机”。
1929年底，在《首都计划》上呈政府仅十余日后，1930年1月18日，国民政府突然发出训令，将中央行政区定为明故宫地区，一切所谓科学论争在训令所附的一张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短笺上戛然而止，上书：“行政区域决定在明故宫，全城路线应即公布为要 蒋中正 一月十七日”
一种结局
巍峨的中山陵可以俯瞰南京城，如在今日的南京寻找《首都计划》留下的痕迹，结果也许令人失望，奠定了全城道路格局的中山大道，在该计划之前早已动工，《首都计划》只能接受；环城大道只是茂飞的一个美梦；无论紫金山南麓还是明故宫，在江山易色之前，都无暇建成一座行政中枢。
当年那场计策百出、机关算尽的权力之争胜负已决，从中山陵南望，《首都计划》中试图构建中央党部的权力殿堂之处，矗立的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小楼，备受游客欢迎，这就是1934年落成，最高领袖蒋介石与爱妻休憩与礼拜之别墅，并因此命名为“美龄宫”，此建造计划1930年10月24日由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第24次会议批准，会议的主持即是孙科。
不过站在今日回望，胜负如过眼烟云，美龄宫已物是人非，成为吃瓜群众喧闹合影的一处风景，此宫与中山陵一起，如今归属钟山风景区管辖，虽南京人更喜欢称此山紫金山，但官方维持了原名，除了名称的历史悠久，也许与一句诗有关：钟山风雨起苍黄，作者是新中国的缔造者和领袖——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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