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业，南宋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服务业态 ｜ 魔菇·早茶夜读625
625 | 读城记2020
文/ 魔菇
41岁，策划人
和同学们共读《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作者谢和耐（Jacques Gernet）想要还原与重塑那个被文字记载的“城”与“市”，但读完之后我的心理并没有被拉近，反而多了一层奇妙的间离感，像时间被凝固，那个偏安的朝代，也散发出超现实的气质。
那过度发达且不平衡的贸易发展与生产力低下的矛盾，过度旺盛的消费欲与现实帝国的衰落之间的矛盾，士大夫与贫穷人口的文化生活之间的矛盾，纸醉金迷与民不聊生的两厢写照，更像一个被巴赫金加持过的读本，而非真实存在的朝代。
01
妓女生于宋
当我们剥开历史烟云（这可能是个伪命题）去看当时的“日常”时，可以从“亡国”的集体身份危机去分析，也可从这种虚假繁荣的经济现象去分析。无论什么时代，人们一定有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对临安人而言，这种精神文化需求表现在各种娱乐业的发达上，其中，顶顶重要的恐怕要数红灯业了。
和如今相比，当时的红灯业产业形象树立得更坦荡，在公共语境下更具存在感。据马可·波罗记载，蒙元的首都汗八里，也就是今天的北京，红灯业只能到城外圈地；但在南国临安，这一产业却堂而皇之地镶嵌在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未直接读到对南宋红灯业的文字描述，在此借政体建制差不多的北宋汴京生活管窥一豹：
皇帝春游时有她们的倾城一现：“妓女旧日多乘驴，宣、政间惟骑马，披凉衫，将盖头背系冠子上。少年狎客，往往随后，亦跨马，轻衫小帽。”（《东京梦华录·卷之七·驾回仪卫》）她们可招摇过市，从驴到马，坐骑不断升级，说明其经济收入不断增长；她们还被狂浪少年追逐，可见其风头极盛，令饭圈倾倒疯狂。
酒楼也是她们的常驻之地，此处妓女多为酒家豢养，这手笔，或可比当日之“天上人间”？有证可查：“向晚灯烛莹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槏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东京梦华录·卷之二·酒楼》）
大排档也有她们的身影：“又有下等妓女，不呼自来，筵前歌唱，临时以些小钱物赠之而去，谓之'札客’，亦谓之'打酒坐’。”（ 《东京梦华录·卷之二·饮食果子》）搵工不易，寥寥几笔白描，见其中辛酸。
她们甚至出现在婚礼现场，为那些新妇出嫁添光助兴：“时辰将正，乐官妓女及茶酒等人互念诗词，拦门求利市钱红。”（《东京梦梁录·卷二·嫁娶》
如果酒楼的红栀子灯不论晴雨都盖着竹叶编成的灯罩
则表示这家酒店还提供特殊服务
谢和耐引用南宋耐得翁的《都城记胜》，介绍不同的妓女有不同的服务场所和服务内容，她们客观上分出各种梯次和贫富差距。她们的存在构成了当时临安城内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可以说她们是城市生活的一种标志。
其实不用谢和耐强调，狎妓，甚至娈童，自古中国文人记叙自己的日常生活也没在怕的，从竹林七贤到唐宋名家，阮籍、温庭钧、柳永、苏东坡……诗词中全是证据，文章中全是情绪。南宋诗人中，对此题材深耕者也不少。另一面，南宋时期的妓女亦如前朝后代，不仅是可歌可颂的文学素材富矿，也涌现出颇多有才的妓女，如名妓严蕊，其《卜算子》流传至今：
02
妓女多阶层
谢和耐在书中提到，和具体的物质史料相比，宋代遗留的文字史料，其详尽达到了超乎想象的程度。无论是孟元老的《东京梦梁录》，还是周密的《武林往事》和《癸辛杂识》，仔细研读，不仅能复原出当时街巷风貌，也能侧写出若干城市社会生活。
从红灯业入手，来看看这些书中有哪些详细的产业记录——
官妓：由户部点检所管理，也即当时的国营会所，拥有各种酒楼物业，分南北中东库，每个库有十几个官妓，常设各种生产服务资料如金银酒器；客户群体为学舍士夫，属高端且具有阶级门槛的消费定位，以和乐楼、中和楼等为代表：
“饮客登楼，则以名牌点唤侑樽，谓之‘点花牌’。元夕诸妓皆并番互移他库。夜卖各戴杏花冠儿，危坐花架。然名娼皆深藏邃阁，未易招呼。凡肴核杯盘，亦各随意携至库中，初无庖人。官中趁课，初不藉此，聊以粉饰太平耳。往往皆学舍士夫所据外人未易登也。”（周密，《武林旧事》卷六）
私妓：在中型商人运营的中档酒楼里营业的女子，配有手艺上佳的厨子，每个楼又分十多个小阁，生产服务资料以银器为主，据谢和耐分析商人的构成，可推断这些运营者也有官方出身或投资背景，他们擅长有的放矢的策划包装与才艺打造：
“每处各有私名妓数十辈，皆时妆袪服，巧笑争妍。夏月茉莉盈头，春满绮陌。凭槛招邀，谓之‘卖客’。又有小鬟，不呼自至，歌吟强聒，以求支分，谓之‘擦坐’。又有吹箫、弹阮、息气、锣板、歌唱、散耍等人，谓之‘赶趁’。”（周密，《武林旧事》卷六）
市妓：她们没有固定营业场所，只寄生于某些酒店或饮食店，和老板达成灵活合作模式，作为店铺服务项目的补充，可谓应召而来，开放搞活，与当时的接生婆、媒婆、看护妇或各种活计妇人一样，属于相对独立的职业女性。
“大街上有三五家开茶肆，楼上专安著妓女，名曰‘花茶坊’，如市西坊南潘节干、俞七郎茶坊、保有坊北朱骷髅茶坊、太平坊郭四郎茶坊、太平坊北首张七相干茶坊，盖此五处多有吵闹，非君子驻足之地也。”（周密，《癸辛杂识·后集·禁男娼》）
下层妓女：她们是最下等的流莺，成群地聚在贫困区的街市桥头，姿色不算上佳，才艺也乏善可陈。她们唯一的生产资料就是自己的身体，只能站街卖笑，得过且过，而她们的结局基本也不会太好。
“外此诸处茶肆，清乐茶坊、八仙茶坊、珠子茶坊、潘家茶坊、连三茶坊、连二茶坊，及金波桥等两河以至瓦市，各有等差，莫不靓妆迎门，争妍卖笑，朝歌暮弦，摇荡心目。凡初登门，则有提瓶献茗者，虽杯茶亦犒数千，谓之‘点花茶’。”（周密，《武林旧事》卷六）
男妓：他们是当时红灯业中有效的服务类别补充，鉴于中国断袖之风也属半开放文化，在临安这灯红酒绿的城市，自然少不了他们的身影。据《葵辛杂识》记，他们“皆傅脂粉，盛装饰，善针指，呼谓亦如妇人”，这样的形象用今日社会学话语表述，更像跨性别认知障碍群体，或索性就是跨性别群体——在那样的时代，他们如出生穷苦人家，其出路不过如此吧。
03
商女安知亡国恨？
这不是一句特别妥当的引用，毕竟诗歌出于前朝，而这一届“亡国”还在进行中。同学们在群内讨论过“前夕”“蒙元”，以及谢和耐的写作方法与逻辑架构等等，让我想起电影《萨利机长》，当萨利被质询为什么迫降哈德逊河，因为根据数据推测他本可以做出更优选择。他义正反驳：这是结果倒推，我在迫降时是基于当时的心理因素和即时预判。
我想说，当我们读史时，也或多或少有某种结果倒推的倾向。临安城内的人是否真的知道即将亡国？这种“前夕”感是我们后人赋予的，还是事发中心的人所感知的？
让我们回到现场：临安城内的日常，燕馆歌楼上，运营者们兢兢业业，以服务质量为本，不断积攒着自己的财富；妓女们盛装打扮，用无限求生欲和专业精神打造出令人趋之若鹜的个人品牌；客人们豪掷千金，在自己的时间维度中经受着醉生梦死。“好嗨哟”，也许人生真的到达了巅峰，有这汹涌的红灯业从业者以及她们背后代表的GDP产值为证——马可·波罗写道：“城中的数条街道上满是妓女，其人数之多，真叫我拿不准到底有多少。她们不仅在市场附近有特定的地盘，而且比比皆是。”
谢和耐在提到杭州城内的财富聚集时，对其大都市进程中的副作用也有提及，“这里也同样容易滋生奢靡和淫佚。文人士夫表面上总是装得循规蹈矩非礼勿行，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放纵自己，相反倒是加剧了这种不检点的行为”。
那么，到底是放纵的生活导致人们失去了斗志，还是失去了斗志之后，人们只能将精力放到纵欲上呢？历史不可复衍，时间不能倒流。临安城的红灯业发展，既有供需双方的共推，如以皇帝老儿为首的客户群体的贡献；也有传统审美的背书，狎妓者与道学者同舟共济合而为一。正是他们以及他们的中层干部们，被动地套着帝国的大车，痛享奢逸，不问归途。生命潜能和原阳之力？从女色中寻求升华吧。
而这“国破家亡”，这事后空虚，有否是我们对历史叙事的迷恋所造就的呢？
今晚二条
随着自己的本意狂奔
明日城市
往期
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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