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孟頫与文徵明的不同态度：君臣为何南渡？
我们首先来看与宋高宗、岳飞有关的两件书法作品。这两件作品也是书法圈经常刊发的帖子，一是从书法的角度解读宋高宗的书法水准，二是从“演义”的角度讲故事。但可能事实并非如我们所常见的“历史”，至少在这个问题上，文徵明写于其后的一篇跋文，很少引人注意，但却是文氏鲜明历史态度的显现。《赐岳飞书》写于1137年左右。这一年高宗27岁，此时的信中君臣之谊可谓亲厚无间。信首即向岳飞嘘寒问暖，一句“如是别有事宜，可密奏来”，可以看出宋高宗对岳飞的倚重和信任，字里行间表现得淋漓尽致。然而到了1141年，这对君臣之间的关系就有点微妙了，此时距离岳飞被赐死不到一年时间。宋高宗的《赐岳飞批剳卷》比前面一封长得多，信的末尾高宗说，“春深，寒暄不常，卿宜慎疾以济国事。付此亲札，卿须体悉。”表面上是提醒岳飞保重身体，但其实，宋高宗有更多的映射之意。可惜，岳飞不太懂这样的“政治”。对于这段历史，近读虞云国先生的《南渡君臣——宋高宗及其时代》一书，看到很多不同于世俗“历史”的背后真相，尤其是宋高宗其人的私心。而对于这一段历史的理解，同为大书法家的赵孟頫、文徵明，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赵孟頫的作为赵宋宗室，赵孟頫做过官，后来出仕元朝，一生为此声名所累。但在这首诗里，他还是寄托着深沉苍凉的家国之感。他感慨地追根溯源：自从岳飞冤死，便铸成了“天下中分”的局面，一直苟延到覆灭。比较有态度的一个观点是，“南渡君臣轻社稷”。这一句很重要。再来看文徵明的《满江红》，其手迹落款说明为“题宋思陵与岳武穆手敕墨本”，“思陵”即宋高宗陵，这里即指宋高宗。其词云：读书法内容，见得最多的，是关于“笨小孩”文徵明的故事。温和、谦逊，书法、绘画均为一代之冠，俨然一位“艺隐”。文徵明认为，南渡之初，宋高宗就不思恢复，为保住一己统治，悍然制造岳飞冤狱；而秦桧至多奉迎其私欲而已。如词云：“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洞烛到宋高宗至为关键的、不可推卸的作用和责任，大有秉笔直书的气势。虞云国在书中评道：“文徵明不可能有专制极权的现代观念，却洞烛到宋高宗至为关键的作用，赢得了《词统》作者‘自具论古只眼’的点赞。联想起1970年代末叶，学界有过究竟是谁才是杀害岳飞元凶的争辩，比起为最高皇帝辩护而将罪责推诿权相的辩方来，文徵明识见高明岂以道里计？”如我们所知，文徵明中晚期的行草书，除了赵孟頫、二王一路唯美资媚的书体外，常有笔意稍纵的黄庭坚风格的行书，尤为大字行书。结体开张，运笔苍劲，有平正中求险绝的笔意。这篇九十岁所作《题宋高宗赐岳飞手敕》，文氏以长笔外拓的山谷风格书写，苍拙遒劲，可知其耄耋期依旧苍劲有力，毫无涣散之态。文氏暮年，通达人世，洞观历史。儒家经典《孟子·尽心》有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而文徵明指出的是，在宋高宗那里，三者次序依次是“君为贵，社稷次之，民为轻”。在封建极权的政治模式下，任何君主的骨子里莫不是如此排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