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鲁丨小说，我写作的唯一方向
李鲁和阎连科老师在一起
2018年夏天，我以应用数学和经济学双专业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却紧接着当起了一名记者。这个职业选择似乎不那么明智，毕竟记者和我的专业毫不相干，然而考虑到我写作上的才能和兴趣，似乎也不那么荒唐。另一方面，虽然记者本身和我的专业属于不同领域，但是我服务的却是科技媒体，因此或多或少也算学以致用。
在当记者之前，我认为凭我对人物的洞察和描写能力，这份工作简直是信手拈来。然而等我真正开始做了，却发现当记者丝毫不比当作家轻松。当记者的几个月里，我前前后后采访了多名硅谷的科技圈大人物，里面有科技公司的总裁，也有创业公司的创始人。为此我需要首先联系采访对象，根据人物背景和采访需要拟提纲，驱车前往进行采访，再整理得来的素材，最后成文。而这一系列工作通常都在一周内完成，因此工作安排非常紧凑，与平日写作时慢慢构思、慢慢着笔的情况大为不同。
紧张的工作不仅没有降低我文章的质量，反而让我在压力下完成了多篇高质量的文章。几个月的时间内，我的文章在微信公众号平台上平均阅读量过万，不仅在我同学圈中引起很大反响，还吸引了其他科技媒体争相转载。然而短时间内的成就并未促使我更卖力地工作，反倒让我慢下脚步，思考记者和作家究竟有何不同。在思考的过程中，我逐渐认识到记者的一大局限性——故事永远无法超越人物本身。
之所以这么说，一方面是因为记者笔下的故事大多为纪实或报道，需要实事求是，因此缺少浪漫主义和戏剧性的色彩。打个比方，假如人物是一个西瓜，那么记者笔下的故事就是一片果肉加几粒西瓜籽，无论大小还是丰富性都不可能超过西瓜本身。另一方面，不管记者的问题多么刁钻、角度多么新颖，比尔盖茨的故事就是比尔盖茨的，乔布斯的故事就是乔布斯的，否则就成了颠倒是非。因此，在记者笔下，故事始终只能围绕一个或多个人物进行，很难突破人物本身。而在做记者短短的几个月内，我深刻地意识到，这种限制成为了我写作上最大的困难，成为了一道无法跨越的屏障。
在我心中，写作不应该受条条框框的制约。这与其说是我对自己的要求，不如说是自小父母和恩师对我的影响。
还记得上小学时，老师布置了一篇看图写话作文，图片描述的是马路上一口井的井盖被偷了，井口前面竖着一个警示车辆的路牌。面对这个命题，别的同学写的都是让交警指挥交通，或是让警察找回井盖，却只有我“剑走偏锋”，竟然天马行空地想象着把路牌斜着搭在空井口上方，好比建造一个“简易跳台”，这样车辆就能从空井口上飞过去。不出所料，我的作文成了班里唯一一篇不及格作文，而正是这篇作文，却得到了我妈妈的高度赞赏——面对我惨不忍睹的分数，她首先表扬了我的想象力，和敢于把想象落笔成文的勇气，并告诉我要永远对作品保持高度的自信，不要让旁人的眼光成为自身的枷锁。
自那之后，写“不及格作文”和“跑题作文”成为了我的家常便饭，但逐渐我开始不满足于在命题作文中展现我的创造力，从而放宽视野，暗自定下了写小说的目标。在那个玄幻和言情小说流行的年纪，我没读过郭敬明和韩寒，却读过托尔斯泰和高尔基。那时幼稚的我凭借对文学巨匠们浅显的理解，开始照猫画虎，尝试着用身边同学和老师的形象拼凑出一个个绘声绘色的人物，结合所见所闻和想象力描绘出一段段跌宕起伏的情节。
而正是这本青涩的处女作，却得到了著名作家阎连科老师的高度认可。阎老师在为我这本小说所作的序中写道，“无法形容一个孩子在玩耍积木的年龄上建起一座真的大厦般，惊讶、愕然的不敢相信所构成的阅读之喜，总让人以为是看见了水泡的彩色或者云端之楼阁”。那时年少无知的我，还无法理解这样的评价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写作者而言意味着什么；但就在那时，我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小说将是我未来写作道路上唯一的方向。
如阎连科老师所说，写小说就像用积木搭架一座摩天大厦，人物、情节、背景等元素就像钢筋和水泥，而我的大脑就像设计师，用原本毫不相干的人物形象和故事剪影，勾勒出一幅社会的缩略图、时代的幻灯片。就像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结尾中写道的一样，“羊皮纸手稿所记载的一切将永远不会重现，遭受百年孤独的家族，注定不会在大地上第二次出现”，即便那虚构的人物和故事不会于现实中重现，但小说又何尝不折射着过去和当下的一切？从而让读者通过救赎的故事感到鼓舞，通过悲剧的故事感到安慰；通过人物的性格认识自身的弱点，通过家族的兴衰见证时代的变迁。
正是这种在魔幻和现实之间自由转化的特性，定义了小说家和记者的最大差异；而这差异，刻在我的骨子里，为我标明了写作的终极意义——成为一名小说家，连接素不相识的人们孤独的内心，为这枯燥的时代增添一抹色彩。
也许从我14岁拿起笔开始创作第一本小说开始，我在写作的道路上就注定只能成为一名小说家，注定只能飞向那更自由的世界。
作者：李鲁，22岁，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应用数学双学士。出版了中文长篇小说《我去 中学》、英文长篇小说 Salvation（《救赎》）。现为《北京晚报》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