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堂斗殴，他当场打死锦衣卫头子，明代暴力哥从此扬名立万
朝堂斗殴，他当场打死锦衣卫头子，明代暴力哥从此扬名立万
文：老张在路上
大明英宗朝的郕王、监国，不久后的景泰皇帝朱祁钰多年后回想起来，那一幕疯狂的景象仍记忆犹深：朝堂上，满眼都是红了眼的官员的疯狂的厮打，拳脚声、撕咬声和惨叫声不绝于耳。那位带头大哥王竑，双眼喷火、嘴角冒血的形象，从此烙印在朱祁钰的脑海里。
1449年9月12日（明英宗正统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早朝。
谁也没有想到，这看起来很是平常的一次早朝，引发了历史上唯一一次朝堂斗殴，还闹出了人命。
（明英宗）
01
大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瓦剌太师也先统率各部，大举向内陆骚扰。“兵锋甚锐，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没。”
大同前线的败报不断传到北京，明英宗朱祁镇在王振的煽动下，准备亲征。兵部尚书邝埜和侍郎于谦“力言六师不宜轻出”，群臣也上疏劝谏，明英宗却一意孤行，执意亲征。
1449年7月16日，明英宗命其弟郕王朱祁钰留守北京，然后和王振带领约25万大军（号称50万）从北京出发。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内阁学士曹鼐、张益等文武百官护驾从征。
然而，这一次御驾亲征的军国大事却形同儿戏。随征的文武大臣不参能预军政事务，一切军政事务皆由王振专断。据载，即使是成国公朱勇在王振面前也要膝行而前；户部尚书王佐请皇帝回军，王振就命其跪在草丛里，直到天黑才能起来。
1449年8月1日，明军进到大同。还没有和也先军队交战，听闻前方惨败，王振就让大军后撤。退兵时王振想让皇帝经过他的家乡蔚州“驾幸其第”，显示威风；又怕大军损坏他的田园庄稼，行军路线屡变，导致士兵疲惫不堪。
1449年8月13日，明军败退到土木堡，瓦剌军紧追不舍，仓促应战的明军被打得大败。明军二十余万人有三分之一战死，中伤居半。太师英国公张辅、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埜等五十二名跟随明英宗远征的群臣死于混战中。
明英宗的护卫将军樊忠愤怒至极，骂道：“吾为天下诛此贼！”抡起铁锤砸碎了王振的脑袋。明英宗突围无望，束手被俘，京城的门户大开。
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俘，瓦剌咄咄逼人。一时之间，朝野震惊，京城人人自危。
正统十四年（1449年）8月18日，孙太后压阵，监国朱祁钰主持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对策。翰林院侍讲徐珵（即后来参与夺门之变的徐有贞）根据天象的变化首先提出迁都南京，以避刀兵。于谦当即否定这项提议，认为皇陵、宗庙、社稷都在北京，不可轻易迁移；而且要以北宋为教训，指责南迁是亡国之论。
《明史》（卷170）：侍讲徐珵言星象有变，当南迁。谦厉声曰：“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王是其言，守议乃定。
大明朝在于谦等人坚持下，开始进入北京保卫战的倒计时。
02
也先兵锋直指北京城下，8月23日那天的早朝，监国郕王朱祁钰召集群臣在朝廷上议事，主题是筹画备战方略、如何保卫北京城，打败也先的瓦剌大军。
然而早朝刚开始，监国朱祁钰刚刚落座，右都御史陈镒首先出班，上奏请求诛杀王振全族，并称：“振倾危宗社，请灭族以安人心。若不奉诏，群臣死不敢退。”
陈镒上奏同时痛哭流涕，堂下廷臣纷纷响应。郕王朱祁钰心里没有准备，感到有些棘手，一时难以做出决定，就下令择时改议。
（朱祁钰）
群臣却不愿意改时，朝堂上一时抗议不休，这让朱祁钰感到很恐惧，他站起来想要离开，吩咐内使准备关门。众人随后拥入，要求朱祁钰马上答应他们的要求，朱祁钰没办法，只能下令籍没王振家，并遣锦衣卫指挥马顺前往。
众臣不同意，纷纷说马顺也是王振一党，应该派右都御史陈镒去。
当时传旨的太监是金英。百官们一听监国这样安排，就想打传旨的太监金英，不过他很是机敏，跑得快，最后事实证明他捡回一条命。
可是就有不长眼睛的人，这时都指挥同知、锦衣卫指挥使，王振的死党马顺站出叱斥百官，他可能当时还以为自己仍可以作威作福，结果呢？炸药包的引信点着了。
户部给事中王竑突然站起带头在朝廷上猛击马顺，并张嘴咬住马顺的脸，骂道：“马顺你小子过去借助王振的威严作恶，如今已至此，你还不知道恐惧么！” 王竑一边大骂一边生生从马顺身上撕咬下几块肉来。
众臣纷纷跟进，痛打落水狗，马顺当即毙命。
之后大臣又向朱祁钰索要王振党羽毛贵、王长两人，聪明的金英不敢再找死了，赶紧将两人踢出，不用说，随即两人被群臣群殴致死。
打死这三个人后，一些大臣将三具尸体挂到东安门上，军人士兵看到后争相击打不止。之后，这些大臣逮捕王振的侄子锦衣卫指挥王山，跪于朝廷上，大臣对其纷纷唾骂。
郕王朱祁钰看到这一幕吓得魂不守舍，准备起身离去。如果朱祁钰离开，朝堂上打死人这事麻烦就大了。且不论这三人罪当不当死，朝堂之上，一群朝廷命官，一言不合，大打出手，而且打死了人，这是千古未有之事，斯文何在？再说，即便这三个人罪当致死，不经有司走法定程序，就群殴而死，置朝廷和大明律法于何地？
这样的事往轻了说是蔑视朝廷，当以大不敬治罪；往重了说这些人就是草菅人命，私设公堂，知法犯法，任何时代也不会容忍。
这个时候有人还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他就是兵部侍郎于谦，他知道，这个事情现在不解决，那可能会留很多后患。众大臣这个时候自然也明白这一点，按《明史纪事本末·卷33》所说：“众竞喧哗，班行杂乱，无复朝仪。百官既殴杀顺，益汹惧不自安。”
于谦挤到朱祁钰身前扶臂劝导道：“马顺等人罪当死，不杀不足以泄众人愤怒。况且群臣心为社稷，没有其他想法，请不要追罪于各位大臣。”
于谦自己当时也很狼狈，为了用力拉住朱祁钰，让他无法走脱，于谦的衣服袖子都扯裂开了。
对于这次“午门血案”，《明史卷170》记载：“郕王方摄朝，廷臣请族诛王振。而振党马顺者，辄叱言官。于是给事中王竑廷击顺，众随之。朝班大乱，卫卒声汹汹。王惧欲起，谦排众直前掖王止，且启王宣谕曰：‘顺等罪当死，勿论。’众乃定。谦袍袖为之尽裂。”
《明史纪事本末·卷33》记载得更这详细：“王亦屡起，欲退还宫。兵部侍郎于谦直前揽王衣，曰：“殿下止。振罪首，不籍无以泄众愤。且群臣心为社稷耳，无他。”王从之，降令旨奖谕百官归莅事，马顺罪应死，勿论。众拜谢出。是日，事起仓卒，赖谦镇定。谦排众翊王入，袍袖为裂。”
于谦这一从中圆场，朱祁钰有了台阶下，表态：降令旨奖谕百官归莅事，马顺罪应死，不再追论。
众人赶紧拜谢后散朝离出，左掖门时，吏部尚书王直握着于谦的手叹道：“国家正是倚仗您的时候。今天这样的情况，即使是一百个王直（吏部尚书，留守群臣之首）也处理不了啊！”
《明史卷170》记载：“退出左掖门，吏部尚书王直执谦手叹曰：‘国家正赖公耳。今日虽百王直何能为！’当是时，上下皆倚重于谦，谦亦毅然以社稷安危为己任。”
王竑深知自己摊上大事，《名山藏》记录，他先是叫来妻子儿女，郑重的托付了后事。然后慨然进宫，只求领罪赴死。好在有于谦当机立断，朱祁钰发下旨意，不追究众臣朝堂之举，这次血案的带头大哥王竑才算是躲过一劫。
午门血案后，陈镒奉监国令旨，籍王振并其党羽彭德清等家，王振大量财产全归国库，王振的侄子王山在集市中凌迟而死，王振全族全部斩首。
孙太后诏命于谦为兵部尚书，清理王振余党后，明朝官员全部一心回到京师保卫战的筹备工作中。
正统十四年（1449年）8月28日，血案后第五天，王文上书朱祁钰，希望他以江山社稷为重，承继大统。在孙太后主使下，立英宗年仅两岁的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8月29日，朱祁钰称帝，是为景泰皇帝，遥尊明英宗为太上皇。
03
伴随着“午门血案”的发生，时年36岁王竑，从默默无闻到一下子红遍大明国土，成了那个时代的网红，并从此留名青史。以致于他后来的功业都很少有人再提起，说到他，人们就会想到他朝堂上当场打死马顺的暴脾气。生于“午门血案”前两年的大明弘治年间首辅李东阳多年后还写诗崇拜这位前辈：王竑犯阙虽愚憨，舍命临危一丈夫。
王竑，字公度，出生于1413年，即永乐十一年。祖籍江夏，生在甘肃河州。祖父王俊卿，《明史·列传第六十五》记载：“祖俊卿，坐事戍河州，遂著籍。”从这个记载可以知道，王竑的祖辈是因为犯了事，才从中原地带迁到河州的。
王竑父亲王佐，字良辅，号纳齐，博学能诗，解缙谪居河州后常与交往，治家以程朱礼学为本。
教授王竑学业的老师，是河州的老夫子周璠，《河州志》说，这位周老师原籍苏州，也是父辈充军来的，一辈子淡薄名利做学问，不但经史学问好，武艺更精湛，而且连医学和建筑，都很有造诣，今天当地好些城防堡垒遗址，都是出自他的设计手笔。
在名师教导下，王竑学业精进，练就了一身武艺。他的理想是：士当希汲黯朱云！做官，就要做汉朝汲黯朱云那样，宁折不弯的硬骨头官。《河州志》记载，王竑在学堂读书，读到秦桧卖国的桥段就暴怒，一怒竟把课桌当场砸个稀巴烂。
大明正统四年（1439年），王竑考中进士，金榜题名，从此踏入大明朝的官场。王竑先是“观政”数年，所谓“观政”，大概类似于当代的实习生，不是正式国家公务员编制。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说，王竑的七年“观政”时，一个重要的履历，就是曾在郕王朱祁钰的王府任职。
大明正统十一年（1446年），王竑任户部给事中一职。
先说说给事中是多大的官。
自从品官制度诞生后，七品官在历朝历代都被称为“芝麻官”。在明代，六科给事中就是七品官，放在现在，也就是一个县处级官员。
所谓的“六科”就是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简称，在中央机构中，作用仅次于内阁，六部除了正副长官外，下面还设有都给事中，左、右给事中和给事中。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在中央统设给事中，洪武六年(1374年)三月，定品秩为七品。
给事中的具体职责是：处理诏旨章奏、规谏皇帝，充任言官、参与议政、考察官吏，除了以上这些职责外，六科给事中还有其他差事，如乡试充任考官，会试充任同考官，殿试充任受卷官。明初时，六科给事中还经常被派往地方巡视，监督地方官员施政情况等等。
正是因为六科给事中的品小职大，所以身为七品芝麻官的王竑才得以有资格参加午门早朝，《明史·职官志》中对六科给事中的记载是这样的：“凡大事廷议，大臣廷推，大狱裁决，六科皆预焉。”
这些七品给事中以低品身份参与高层级的官员议政，往往能牵制高级官吏，以平衡朝中不同利益集团和政治力量，保证朝廷决策的可行性。
大明正统七年（1442年），张太后崩逝，英宗朝执政的“三杨”也前后去世。大太监王振开始专权的年月里，王竑这样的刚直性格得不到提升是肯定的，所以他“观政”待业了好多年。《明史》上说他：“十一年授户科给事中，豪迈负气节，正色敢言。”
据说，王振每次作恶，身为言官，王竑都立刻跳出来怒骂。王振撺掇明英宗北征，大军即将出发的前夜，他还不改初衷，追着王振骂。
正因为如此，王竑才在八月二十三午门早朝时，在朝堂上，当场上演了一出全武行的大戏。
04
午门血案后，王竑被景泰帝朱祁钰赦免，又被于谦提拔，升为都察院佥都御史。
按照明朝的体制，兵部尚书是不能直接指挥军队的。为了保卫北京，明代宗朱祁钰专门下诏，授予于谦“提督各营军马”，命在京的各营将领皆接受其节制。将士凡有违抗军令者，于谦有先斩后奏之权
于谦担负起了全权指挥北京保卫战的重任，于谦积极备战，提拔一批有才能的将领，布置兵力，严把九门。
王竑统领守军，守卫北门。等于从七品一口气升到了正四品，“连升三级”，“提督北门”，担负起最重要京城北门的防务。
惨烈的北京保卫战打响后，石亨和王竑的北门守军，成了明朝守城部队里战力最强悍的力量。特别是德胜门外土城大战时，当精疲力尽的明朝守军，打到老百姓都持砖瓦上城作战时，正是王竑及时杀到，里应外合痛击瓦剌大军，才打赢了北京保卫战里最艰难的一场血战。
北京保卫战结束后，诏令王竑与都指挥夏忠等人一起镇守居庸关。王竑到任后，挑选士卒战马，修缮关塞，弹劾不称职的将帅，使壁垒面貌一新。“竑至，简士马，缮厄塞，劾将帅不职者，壁垒一新。”（《明史·列传第六十五》）
景泰年间，王竑先后任漕运总督，兼淮安、扬州、庐州三府和徐州、和州二州巡抚、兼理两淮盐税、左副都御史。明朝以漕运总督身份兼理巡抚盐政者，三百年间王竑是唯一。而在景泰一朝，王竑堪称权力最大的地方官。
然而世事难料，时局更是难料。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17日凌晨，夺门之变发生。明英宗复辟当天逮捕了于谦、大学士王文，并将一批大臣、太监下狱。随即废朱祁钰，将其软禁到西内永安宫。一个月后，二月十七日（一作十九日），朱祁钰死去，死因不明。
明英宗复辟，于谦死难，先是改王竑为浙江参政，几天之后，石亨等人追论王竑击打马顺之事，王竑被除名，编管江夏。
过了半年，明英宗朱祁镇在宫中看到王竑的奏疏，见其中有“端正伦理，笃实恩义”一句话，深有所感，才下诏命令派官兵把王竑送回故乡居住。
将近五年后，天顺五年（1461年），蒙古哈喇慎(喀喇沁)部领主孛来入侵庄浪，因李贤的推荐，朱祁镇起用王竑，恢复原官，命他与兵部侍郎白圭“参赞军务”。
第二年正月，王竑与冯宗在红崖子川击退孛来。白圭等人回京，王竑仍留下镇守。到了冬天，才把他召回。第二年春，又命他总督漕运，巡抚淮安和扬州。淮人听说王竑再来，欢呼迎拜，数百里不绝。
天顺八年正月十六（1464年2月23日），英宗皇帝驾崩，成化皇帝明宪宗朱见深登基，王竑官升兵部尚书。
然而不到一年时间，风头正盛的王竑于成化元年九月，辞官回家。
这次是因为王竑与内阁首辅李贤有了矛盾。
李贤也是明代名臣。朱祁镇在王振的怂恿下亲征瓦剌时，当时本应随征的吏部侍郎因病告假，由吏部文选司郎中李贤扈从。“土木之变”中，明军全军覆没，李贤死里逃生，回到北京。
在景泰一朝，李贤为兵部右侍郎，后转调为户部右侍郎，不久改任吏部右侍郎。
“夺门之变”后，朱祁镇复位，命李贤兼翰林学士，入文渊阁当值，与徐有贞一起参预机务。
“夺门”功臣石亨、曹吉祥与徐有贞争权，朱祁镇信任李贤，对石亨等人也起了很大的抑制作用。
天顺四年（1460年），石亨获罪被杀，朱祁镇向李贤询问“夺门之变”的细节。李贤说：“说迎驾是可以，‘夺门’这种提法怎能示给后人？天位本来就是陛下的，说夺名声就不顺了。而且那时幸亏成功，万一事机先露，石亨等人不足惜，却不知道将置陛下于何地。”
朱祁镇一听，顿时醒悟，说：“是啊。”李贤又说：“如果郕王（朱祁钰）果然病重不起，群臣上表请陛下复位，怎用得着这番纷扰？这帮人又怎得邀功升赏？招权纳贿又从何而起？老成耆旧的大臣依然在职，何至于有杀戮降黜之事，以至于遭天象示警？《易经》说‘开国承家，小人勿用’，正是指的这种事。”朱祁镇说：“对。”
随后朱祁镇下诏，令从今以后奏章中不能用“夺门”这种字眼，还将冒功的四千多人全部革除。
天顺五年（1461年），朱祁镇听从李贤建议，起用了王竑“参赞军务”，迎战孛来。
明宪宗朱见深即位后，因为兵部清理贴黄缺官，王竑和李贤产生了矛盾，致使王竑辞职归田。
贴黄制度，也称贴黄、押黄。是唐代首创的公文改错制度。宋代叶梦得在其《石林燕语》中写道：“唐制，降敕有所更改，以纸贴之，谓之贴黄。盖敕书用黄纸，则贴者亦黄纸也。”唐代的敕书是用黄纸书写，当公文有错误需改正时，便用同样的黄纸，覆盖在有错误的地方。这一制度历代沿用。
到了明代，除了公文改错叫贴黄，人事文书也称为“贴黄”，即官员的履历表，是考核、任用、封赠官员的依据。贴黄分为吏部贴黄和兵部贴黄两种，它们随着官员职位的变动而相应地发生变化。
宪宗皇帝下旨兵部清理贴黄缺官，兵部尚书王竑偕同各大臣推举修撰岳正、都给事中张宁，但却遭到首辅李贤的反对，李贤不但反对任用，还把这两人派出任外官，并废除了朝臣会举之例。
虽然李贤对自己有举荐之情，王竑仍然不服，他愤然说：“我还能坐在这里吗？”马上称病求退。王竑走后，大臣推荐他的奏章不下一百篇，明宪宗再也没有答应。
王竑居家二十年，于弘治元年（1488年）十二月去世，终年75岁。
有一件轶事，充分表现出王竑的禀性：王竑的居室名为“戆庵”。回籍后，把它改为“休庵”。他闭门谢客，乡里的人很少能见到他。当时，吏部尚书李秉也被罢免回家，每天出入里巷，与故旧谈笑游乐。王竑听说后，说：“‘大臣何可不养重自爱？’秉闻之，亦笑曰：‘所谓大臣，岂以立异乡曲、尚矫激为贤哉。’时两称之。”
王竑的意思是说，李执中是堂堂大臣，怎能不养重自爱，与市井小人游乐？李秉和他的看法不同，难道立异于故乡，崇尚矫异激切才算是贤吗？两人虽然看法不同，但都受到时人的称赞。
从这里可以看出，王竑从年轻时代就不流于时俗，也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在那样一个时代，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