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英是永远的“甜姐”，左手电影右手文学，晚年微微一笑仍嫣然
电影表演艺术家、作家、编剧黄宗英先生于2020年12月14日谢世，享年九十五岁。征得两位作者同意，我们把他们分别于去年与前年访问和探视黄宗英先生的文章，整理刊发，以与黄宗英先生的粉丝们共同缅怀她。
病房中的黄宗英 （摄影：彭小莲）
左手电影，右手文学
文/ 张志萍
2019年1月10日。这天，农历腊月初五。绵绵细雨延续了近3周，寒风中，呼出的是一口打着圈圈的热气。
早上10点，当电梯停在华东医院东楼17楼心内科，伫立在某病房门口的我，远远就看到了窗台上放置的黄宗英巨幅彩照。照片上，“甜姐儿”黄宗英头戴红帽，身穿红衣，头侧过来莞尔一笑，恬静温婉。病床后面，是垂挂着的各色毛绒玩具，墙上有黄宗英的剧照、生活照、生日时和友人的合照。
“她在挂营养液。”望着靠窗病床上闭目养神的黄宗英，陪伴了黄宗英经年的阿姨小琴说。
我刚走近病床，94岁高龄的黄宗英就睁开依旧美丽的双眸。那是一双熟悉而又陌生的眼睛，一如一个甲子前在电影《家》里黄宗英扮演的梅表姐，那一幕幕场景，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我拿出一张黄宗英身穿白衣、一头银色大卷发的照片说，我很喜欢您这张照片。看着照片，头枕浅棕色可爱小熊的黄宗英轻声细语地说：“我也很喜欢，可我忘记是哪一年拍的啦。”言语间尽显活泼个性。
凭《甜姐儿》一炮而红
黄宗英，中国著名表演艺术家、著名作家。
1925年，黄宗英出生在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一名电话局总工程师。在家排名老五的黄宗英上有两个姐姐、两个哥哥，下有两个弟弟。在黄宗英9岁时，是“孩子们的朋友和‘奴仆’”的黄宗英父亲因病不幸去世。家道中落，黄宗英只得辍学在家。心灵手巧的黄宗英不仅帮母亲料理家务，还帮做针线活，做棉袄。
194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黄宗英有幸踏上话剧舞台，参演戏剧学院老教授胡导（原名胡道祚）导演的轻喜剧《甜姐儿》。《甜姐儿》中娇美柔媚的娇滴滴大小姐角色，经年轻貌美的黄宗英本色出演，顿时迷倒了一大批青年观众。一场演完，大批粉丝蜂拥到后台，争先恐后抢着要给黄宗英送花，请她赏光吃饭。有钱的大小姐还带着裁缝去看戏，对着舞台欲罢不能：“我要做一件她骑马时穿的马裤！”还学剧中黄宗英讲话的口吻。
黄宗英经此一炮而红。此后，又参与摄制《幸福狂想曲》《丽人行》《乌鸦与麻雀》《家》等影片。特别是在《家》中，不多的台词，通过一个个表情，一个个眼神，黄宗英淋漓尽致地演活了“梅表姐”，成为黄宗英演艺生涯中的代表作之一，载入中国电影史册。
黄宗英在电影《家》中饰演梅表姐（左），资料照片
“难为赵丹妻”
黄宗英敢爱敢恨，追求至真至美的爱情，可命运却偏偏和她开了不大不小的玩笑。1943年，黄宗英18岁时初婚。18天后，新郎病故。1946年，和大哥黄宗江的同学程述尧结婚。
不久，她与赵丹合演《幸福狂想曲》。才子佳人，日渐生情。赵丹对黄宗英说：“我觉得你应该是我的妻子。”待《幸福狂想曲》拍摄完毕，他们的爱情终成“幸福进行曲”。
黄宗英（左）与赵丹（右），资料图片
俗话说：祸从口出。秉性耿直的赵丹口无遮拦。他的直率言行，让小他10岁的妻子黄宗英时常为他担惊受怕。“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黄宗英既然钟情于赵丹的正义感和勇气，也就无悔于跟着他大起大落久经折腾了。黄宗英说，她一生中迂回曲折最“出戏”的情节，就是“难为赵丹妻”。30载身为赵丹之妻，直至赵丹生命的最后几年，才稍微太平了点。
“再结婚，我是要嫁给‘大海’的”
1980年10月10日，赵丹因病离开人世。生性活泼的黄宗英从此形单影只，独自生活13年。
在黄宗英赴美国探亲期间，要翻译一个外国诗人的诗歌，她遇到了问题，就写信给哥哥黄宗江的好朋友冯亦代请教。之后，两人热线不断，日渐情浓，开始了鸿雁传书。
在一次讲座时，有青年问黄宗英，您还会找对象吗？黄宗英说，我本来是嫁给很宽广的大河的，现在如果再要结婚，我要嫁给学问更好的“大海”。
1993年，一个80岁，一个68岁；一个住在北京，一个住在上海。在北京的“七重天”（冯亦代的房子在七楼，俗称“七重天”），黄宗英嫁给了她心目中的“大海”冯亦代。众多亲朋好友见证他们幸福的这一刻。
黄宗英（右）与冯亦代（左），资料图片
冯亦代说黄宗英是“70岁的人，17岁的脾气”。看得出，他是很宠“嗲妹妹”黄宗英的。婚后，他们互相照顾、彼此勉励；归隐书林，比赛写作。在上海的家，黄宗英吩咐保姆做了很多茶点；在北京，正值大雪天，爱学习的黄宗英到老年大学去学习，回来时走错了路，到家已很晚，冯亦代担心她的安全，就一直等啊等，直到等到黄宗英回家。后来，冯亦代脑梗过，黄宗英也脑梗过，他们互相搀扶，共同走过10年婚姻生活。
黄宗英说，婚后的10年，是很充实的10年，灿烂的10年。一本《纯爱》，是他们夫妇结婚10载浓情蜜意的最好见证。
再怎么相爱的人，也逃不开爱侣的生离死别。2005年，最后一任亲密爱人冯亦代也离开了人世。
始终没有停止呐喊
“只做别人无法代替你做的事，少做或不做人人都能做的事。”这是对事业有着强烈追求的黄宗英的信条。
“我的心不是荒漠，不是板结的生地，而是也滋润着翻译文学的熟壤。”
9岁丧父、15岁失学，黄宗英最珍惜的事就是看书。一有时间，哪怕在演戏候场的间隙，她都喜欢坐下来学点什么。于是，相当数量的优秀文学作品及其中的人物，“伴着我走过坎坷曲折的人生道路，敦促我为文学艺术尽心尽力做些微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黄宗英成为较早转到专业作家行列的电影表演艺术家。
她认为，一个作家，要发出该发的声音。尽管她发出的声音有时候微不足道，但她始终没有停止呐喊。
她的《大雁情》呼吁要给一个饱受不公平待遇的植物学家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给他平反。她的檄文仿佛是匕首，是刀枪，在当时引起强烈反响。
“哪怕给我搞一个小木头屋，只要有这么一个，我就满足了。”为了帮助研究高山植物生态的科学家实现在西藏建立一个观察站的梦想，“拼命三娘”黄宗英筹措经费，带着团队三进西藏，舍命陪君子，帮助女科学家圆梦——第一次进藏，黄宗英写出了报告文学《小木屋》；第二年，第二次进藏考察，跟踪拍摄纪录片《小木屋》（该纪录片在美国电影电视节上获得铜奖）；第三次进藏，是和冯亦代结婚后。年近七旬的黄宗英和科学家考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亲朋好友都不同意她再赴高原，关爱黄宗英的冯亦代一直在看当地的天气预报。拗不过她的企业家弟弟黄宗汉给她找来一笔钱，资助她去考察。北京电视台还派了一个摄制组，跟踪拍摄纪录片《森林女神》。纪录片拍摄好，准备下山时，因严重高原反应，黄宗英昏迷了两天两夜，被送到当地解放军医院。经全力抢救，大难不死的黄宗英病情稳定后，被从雅鲁藏布江大峡谷送到拉萨，再由拉萨机场等待的飞机直接送到北京。
翻开黄宗英作品集，灵动的表达溢满字里行间，率真的情感表露一览无遗。正如2017年《黄宗英文集》出版时，著名诗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文学》杂志社社长、《上海诗人》主编赵丽宏所说：“黄宗英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也许不是电影，而是她的文学。”
（原文刊载于2019年2月5日出版的上海《支部生活》）
1995年时的黄宗英（张昌华提供）
永远的“甜姐儿”：我所知道的黄宗英
文/ 张昌华
黄宗英，是我们那代人的青春偶像，我们都是看她的电影（《乌鸦与麻雀》《家》《聂耳》和《幸福狂想曲》等）长大的。她丽质天生，端庄大方，尤其是那浅浅一笑，酒窝深深，世称“甜姐儿”。岁月这柄雕刻刀无人可匹，随着日升月落，风剥雨蚀，当年的甜姐儿渐渐地变成了甜嫂、甜奶奶，以至到时下九四高龄“人书俱老”的老太太了。然，其味不变：甜。
我认识黄宗英已三十年矣。1988年岁末，我作为纪实文学杂志《东方纪事》的编辑，有幸出席“1988中国潮之夜”晚会。我甫一坐下，邻座突然来了一位气质高雅、风韵犹存的老年女性，身着白底蓝花纹罩衫，唇抹淡淡的口红，银丝如雪，犹如一尊青花瓷，冲我淡淡一笑，坐下了。我一眼认出她是黄宗英。那时，她正以报告文学《小木屋》名噪文坛。我本编辑，很想找个话题套近乎拉稿。转而一想有点自卑，我们杂志刚创办一年，名不见经传，我也是刚跻身出版界不久的新手，而她是大名人，有云泥之隔。贸然之举有攀附之嫌不说，倘吃个冷脸，岂不自取其辱？正犹豫不决时，黄宗英稍坐片刻，点个“卯”便悄然离席了，大概是那晚节目不精彩或是她有事吧。
命中注定我与黄宗英有文缘。1994年，我策划编辑一套夫妇散文合集“双叶丛书”。是时，黄宗英与冯亦代的黄昏恋已修成正果，我拉他俩入盟。某日，我叩开冯亦代先生“七重天”寓所大门。冯先生独自接待我，我好奇地问，宗英先生呢？冯亦代说“上西藏去了，说走就走。”说完又加了一句“宗英是拼命三姐，七十岁的老太，十七岁的脾气”。话中充满欣赏，又带有一点淡淡的怜惜。
《；——命运的分号》书影
“双叶丛书”呈现了萧乾、吴祖光、黄苗子与妻子伉俪情深，冯、黄的现状与他们有所不同。我真不知他俩是谁想出了一个绝顶聪明、别致又贴切的书名——《命运的分号》，表明这是一对新组合。他们的文章“各自为政”，写各自以前的故事。因为稿件取舍事宜，黄宗英与我有多番通信磋商。书稿拍板不久，她提出书名前要加一个“；”，希我同意。我想也有道理，那分号大概是寓意他们人生旅途中一个阶段性的标志，是横在他们生命表盘上历史与现实的指针吧。我接受了。按这套丛书凡例，要请作者自署书名。她一口承允，而亦代先生以字丑羞于见人婉拒。不知是我软磨硬攻，还是黄宗英的作用，冯先生终于俯允了。黄宗英把题签寄来，看得出书名主体是她写的，冯先生只不过是签个名罢了。两次交往后，我对黄宗英印象蛮好：热情大方，办事干脆利落，而且懂得尊重人，寄来好几幅题签供选，说由我裁夺。
重睹黄宗英的丰采，是在《；——命运的分号》出版后，我送样书上门。记得那天黄宗英特别高兴，夸赞我们这套书的整体构思新颖，亦欣赏美编的装帧设计。我说蒙您抬举，就请您拿着书照张相吧。她乐呵呵地说：“好呀。”可他们的新居太逼仄，客厅书房卧室三合一。一桌一椅是有足疾的冯先生独享，来人都得买“站票”，黄宗英也只好拿着书坐在床沿上，手持书贴胸口一放，动作十分优雅。
当年黄、冯黄昏恋，是向世俗的一种挑战，曾遭不少非议甚至谩骂。黄宗英是个开“顶风船”的角色，扛住了。然，天不假年，冯亦代于2005年挥手告别人间，黄宗英因病回归到上海滩，滞淹病榻已十数年之久。我也早已退休，那时她用手机，只逢年节，我偶有音问。
黄宗英、冯亦代的手迹和给作者的赠品
2010年，我原供职的出版社拟出黄宗英散文专辑，社里说我是老马识途，邀我组稿，我到华东医院拜访黄宗英，蒙她赏脸爽快签约。那时，她精神不错，气色红润，有点发福。她的病榻临窗，窗台上书山乱叠，还有一帧“甜姐儿”年轻岁月的小照。她是个爱美的人，把病室也作书房。那时她常为《新民晚报》写稿，还送我一本短文集《百衲衣》。
2010年作者探望黄宗英时的病房阳台
我夸她抱病笔耕不辍，她说“一息尚存，征帆不落”。我请她把这几个字写给了我。我将为她拍的几张照片寄她，她回信致谢说：“拍得很好，拍得难得的好。”
2011年，我主持南京民间刊物《百家湖》。我给黄宗英定期寄杂志，并向她约稿。我们又有了书信往返。是年年底某日，忽接她一沓两万多字长稿，题《命运断想》和一通长函。信云“那是应我老家浙江瑞安黄氏宗祠之请，写的一份自传，当初没想发表，是一边想，一边写的”，比较乱，又说不想公开发表，考虑《百家湖》是内部民刊，希望我帮她看看。又说我是她的第一位读者。我一口气读完，对她命运多舛的一生始有了解，简直富有传奇色彩。因她在医院所写，手边无资料可查，我对文中一些明显错漏作了更正。我对文稿做了“全本”“节本”两种版本的处理，打印寄她。宗英复函：“你审阅得很仔细，真多谢你。”节本在《百家湖》连载，同时我将稿子介绍给董桥。董桥很高兴，由我转给宗英一信，希望此稿给他主持的报纸副刊连载。黄宗英同意了。之后，我又将“全本”交青岛报业集团旗下的《闲话丛刊》主编臧杰先生，全文发表了。黄宗英十分高兴，以后每信都昵称我是“贤弟”，在赠我的多部著作中写上“谢我知音”四个大字。
黄宗英手书
2013年我去医院看她时，发现窗台上“甜姐儿”照片没了，书也没了。我问怎么回事，她说医院不准许。我问她还写回忆文章吗，她说写得少了，脑子空了，手机也不用了。但精神仍矍铄。我带了一张花笺，请她题字，她问写什么。我说想请她写赵丹的“大起大落”那首诗，宗英不假思索，一气呵成：“大起大落有奇福，两度囹圄发尚乌；酸甜苦辣极变化，地狱天堂索艺珠。”字写得龙凤飞舞，相当潇洒。
告别时，我对宗英许诺，以后每年到上海来看她一次。她问我：“真的？”我点点头。许诺易，践诺难矣。浮云一别三年，因种种原因我有两年未能践诺，其间托《百家湖》同事陈爱华代我专程去看一次。丁酉岁梢某日，我出现在黄宗英病榻前，她正在用吸管吸中药剂，见我突然到来十分惊异，眼神愣了一下，微笑了。神色虽然不错，但远不如前，听阿姨说去年刚做了大手术，曾书“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几个字纪念。我问，宗英还认得我吗？她点点头。我问，寄你的《我为他们照过相》那书收到吗？“收到了。”我又问，你看了吗？“看了一些熟人的。”交流不似以前持续互动，精气似不足。
每次看她，我都要请她写几个字，这次不敢张嘴了，不忍心张嘴了。文章肯定她也写不动了，但书是在看的。大概是医院照顾他，窗台上书又摞成了小山，床头有本摊开的《收获》，我翻到折页处，那是黄永玉的《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她只对老朋友感兴趣了。
戊戌初冬，当我第六次出现在黄宗英的病榻前，她以迷茫的眼神打量着我这位不速之客，我问黄老，您还记得我吗？她点头。我真想追问一句，您还能说出我的名字吗？可是不敢也不忍心。我献上鲜花，她说谢谢；我把去年给她拍的小照放大后嵌镶在小镜框内，放在她手中，她微笑了一下，说谢谢；我把她要读的《董鼎山回忆录》（董是她美国的老友）放在她床边，她瞥了一眼，说谢谢。反应迅速，口齿清晰。
我问您还写文章吗？她摇摇头。昔日伶牙利齿的甜姐儿，当下唯有点头和摇头了，但不失优雅与风度。当提出想为她拍张小照时，她点点头，马上把身子坐正，腰板挺直。我凑趣说“笑一点”，她果真嫣然一笑，刹那间我把她的音容笑貌定格在方寸间。她的笑容仍是那样浅浅的，淡淡的，甜甜的。
如果说黄永玉是当代北京画坛一个传奇，谁能说黄宗英不是上海滩的一道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