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几千年：中国水土流失的历史演变

我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这不仅与我国强烈的新构造运动，多山的地形特点和季风降水的不稳定等诸多自然背景因素有关,更与我国农业开发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等诸多人文因素所导致的加速侵蚀密切相关。

作为世界上重要的农作物栽培起源区之一，中国农业自12000年前出现以来，先后经历了原始农业(掠夺式农业，约BC500年以前)、传统农业(循环式农业，BC500-AD1950年)和现代农业(投入式农业，1950年以后)等3个发展时期。农业的发展在养育了具有多源一体特征的中华文明的同时，也使中国的水土流失不断加剧。

根据水土流失问题的时空变化特点，将我国水土流失历史分为5个阶段：

第1个阶段处在原始农业时期,基本维持自然侵蚀；

第2～4个阶段发生在传统农业时期,人为导致的水土流失首先于西汉凸显在北方地区，至唐宋扩展到南方地区，到清中叶随着山地的开发而普遍加重；

第5个阶段发生在现代农业时期，水土流失更为严重，但近期水土保持措施已初见成效。

一、原始农业时期基本维持自然侵蚀

原始农业是从以牺牲天然植被为代价的“火耕”开始的(生荒地)，在“火耕”之后使用石器或木制工具进行进一步的耕作，通过数年的撂荒使地力自然恢复后再重新开垦(熟荒地)。在旱作农业系统的北方和稻作系统的南方，由于具体耕作方式的显著差别,其对水土流失的影响也有所不同。但总体来讲，原始农业时期，开发区域主要集中在较平坦的地段，人口数量和开发规模有限，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对自然环境还构不成严重的威胁，水土流失基本维持在自然侵蚀状态。

北方地区

史前北方旱地农业长期实施的可能是火耕与耜耕结合兼用的耕作方式。史前旱地农业耕作很长时期的发展变化总趋势，大体是火耕的劳动量渐次降低，而耜耕的劳动量、技术和作用则日益增强。上述耕作方式不仅破坏了原始植被，也对土壤造成扰动，且随着耜耕作用的日益加强，对环境的影响程度也呈逐步加强的趋势。但总体上，人类活动引起的水土流失仍十分有限，水土流失基本属于自然侵蚀范畴。

南方地区

大体从史前稻作农业形成以来，原始水稻田普行的基本整治耕作方式可能是火耕、踩耕与耜耕相结合进行的。上述耕作方式对水土流失的影响较之北方地区更为轻微。因此在秦汉之前，长江流域地区水土流失基本保持自然侵蚀水平。

二、西汉时期水土流失开始凸显于北方地区

西周以前我国农业生产主要采用游耕方法，至西周时转为休耕方法,即通过土地的自然恢复解决地力耗竭的问题。战国时期,随着铁器工具的普遍使用及牛耕技术的推广，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增大。各诸侯国积极鼓励垦荒使新垦耕地的面积不断增大，加之人口的增加，许多地方出现“土地狭小,，民人众”的土地紧张局面。为提高土地利用率，同时保持土壤肥力，出现了多种补偿方法，包括粟后种麦或麦后种粟、豆的复种轮作制，及人工施肥法等。为提高产量，还发展了自流灌溉和汲水灌溉农业。此时土地利用已经包括高地、平地、低洼地3种类型，但坡陀地和低洼地的开发主要在居民点附近。山林、薮泽主要是人们进行采集、渔猎的场所，大部分地区仍是地广人稀，土地紧张也主要是人们不愿到远离居民点的地区开垦土地。水土流失问题虽已显现，但尚不严重。

西汉是我国历史上人口第一次快速增长时期，人口增加近10倍。扩大土地开垦面积是我国历史上解决人口增长问题的主要手段。至汉武帝时北方农耕区基本格局已经建立，此后的2000年中,我国传统农耕区北界的位置基本稳定，只是随中原汉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势力的彼此消长而发生一定幅度的摆动，我国北方地区的耕地面积随社会战乱与稳定局面的交替而出现多次增减。

北方地区农业区的扩展，使一部分草地和林地受到破坏，加剧了自然侵蚀过程。在吕梁山以西、六盘山以东的黄土丘陵区，西汉时期的水土流失量已经比较大。《汉书·沟洫志》上曾有“泾水一石，其泥数斗”,“河水重浊，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的记载，表明至少从西汉时起，黄河泥沙含量高的特点已经出现，黄土高原等北方地区农业开垦引起的水土流失已经较为明显。

对于东汉时期黄河流域的水土流失状况尚有不同的看法。

一种认为，从东汉时期开始，北方的游牧民族由于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原因南迁而逐渐占据黄土高原，使前期被开垦的大部分耕地逐渐恢复成草原，土地利用方式也由农业转为牧业，草原植被得以恢复，降低了水土流失量，减少了流入黄河的泥沙量，黄河出现安流局面。

相反的观点认为，晋陕峡谷区畜牧业的发展不是减少水土流失，而是加剧了水土流失。原始的游牧对天然植被的破坏是造成东汉黄河下游水患频繁的主要原因。自公元47—220AD的173年间，原始游牧对草坡的压力越来越大,天然植被完全没有修养生息和自行恢复的条件，水土流失越来越严重，导致东汉黄河水患严重，大水记载不绝于史。

三、唐宋以后水土流失区扩展到了南方地区

南方地区水土流失加剧主要起因于人类对丘陵山地植被的破坏，开发的次序大体是从平原低地，到低山丘陵，再到深山地区。自夏商至秦汉2000年多期间，农业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西汉之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自东汉后期至宋元时期，大批中原土民为避灾荒战乱，纷纷逃往南方，加上铁制农具的普遍使用，南方地区农田开辟扩大，山泽地逐步被开发。移民开发主要以以下几种方式破坏南方低山丘陵地区植被，加剧水土流失。

麦、粟等旱粮作物在丘陵山区的广泛种植

农民多采用畲田刀耕火种的垦荒方式来开垦土地。畲田简单易行，但其掠夺式的农业开发方式却破坏了山坡上的植被，引发水土流失，水土流失的强度随山坡地开垦的增多而日趋严重。为减少山地水土流失，增加生产力，人们发明了沿丘陵坡地等高线做成的梯田。

茶树种植

除麦、粟等旱粮作物之外，唐宋元时盛极一时的种茶之风是南方丘陵开垦的另一重要原因，也严重破坏了丘陵低山地带的森林。茶树“大概宜山中带坡峻”的丘陵低山地带生长，为植茶势必砍伐大面积的丘陵山区森林。

商业采伐林木

唐宋时期造船、井盐、冶炼业兴盛，商业采伐的林木日渐增多，对丘陵低山地带的森林破坏也有重要影响。对丘陵山区的开发致使大量的地表植被破坏，从南宋开始长江流域水土流失明显化，并随着开发力度的加重而加剧。由于人们的过度开垦，关中平原、汾涑河流域已无天然森林；黄土丘陵、山地植被也遭到破坏，人为加速侵蚀增强，唐代已是“泾水黄，陇野茫”、“去马来牛不复辨，浊泾清渭何当分”。宋代从延安向北地区“随川取路，夹以峻山，暴雨之期，湍流大石。”目前，学术界关于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对黄土高原地区水土流失贡献的估计尚存在分歧。

四、清代中叶以后全国水土流失加重

在经历明清之际的人口减少后，清康熙至乾隆的100年期间是中国历史上人口的第二个快速增长期。在巨大的人口压力下，全国各地都加大了对山地的开发强度，尤其是适于山地种植的玉米、花生、甘薯、马铃薯等外来旱地农作物在清中期普遍推广后，山地开发明显加速。一些地区“遍山漫谷,皆包谷矣”，甘薯“处处有之”，而马铃薯的传入更使高寒山地成为种植区，致使大量陡坡旱地、山坡地、丘陵地被开发，水土流失加重。除毁林开荒外，伐木烧炭、经营木材、采矿冶炼也是森林破坏，水土流失加重的重要原因。至20世纪上半叶，社会矛盾尖锐激化，政局动荡变革，水旱灾害频繁，水土流失进一步加剧。

南方地区

明代长江流域的丘陵低山地带已“山童柴少”，“突山赤土”，天然森林所余无多，一些地方出现了有关水土流失灾害的记载。而在位置偏避的中、高山地区，人类活动尚未改变这些地区的原始森林植被面貌，开发程度还非常低。至清代，人口的剧增使南方山地遭到大规模的开垦。棚民们清除地面原有植被，铲除深根，挖松土块，抛去碎石种下作物，如此不仅破坏森林，更严重刨松泥土，一遇骤雨，泥沙奔泻而下，山上水土流失，山下淤积成灾。其中，四川盆地周围山地丘陵区、秦巴山地土石山区、湘赣红壤丘陵区、鄂东北大别山区皆由于植被破坏而加重了水土流失。

北方地区-黄土高原地区

明朝为抵御北方游牧民族骚扰，在黄土高原上重新修筑长城，大兴军屯和民屯。明代规定驻军“三分戍守，七分屯田”，这使得以农业为主的区域扩展到了长城脚下。河套地区明中期后实行屯田，到万历年间遭受严重侵蚀，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加剧，黄河含沙量进一步增加。明清时期,黄土高原区开垦的很多已是大于25°坡耕地，坡耕地的侵蚀又影响到沟谷侵蚀,并激发重力侵蚀，致使水土流失严重增强。虽然，目前关于黄土高原自然侵蚀强度的问题，仍存在争议，但均认为人类活动导致水土流失加剧，尤其在近代更加突出。

北方地区-东北和内蒙古地区

至清后期，北方开发的另一重要区域是东北及内蒙地区。清初，清政府为保龙兴之地，限制人民出关开垦荒地。清末，特别是光绪年间开始，对东北黑土地实行“新政”、“开放蒙荒”、“移民实边”，大量直隶、山东地区的流民进入东北开垦土地。东北的放垦，使东北地区的耕地大幅度向北推进，面积迅速增加，生态环境遭到空前破坏。

五、建国后水土流失恶化趋势初见抑制

20世纪50—70年代

开垦荒地、砍伐森林使水土流失加剧。

新中国成立后，人口进入中国历史上的第3个快速增长期，1980年全国人口达9.8×108人。实现国家工业化，发展经济，解决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问题等被放在特别优先的地位，环境变化意识薄弱，为满足粮食需求的耕地开垦和工业化的森林采伐，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地破坏了自然环境。

20世纪80—90年代中期

在水土流失恶化趋势得到遏制的同时出现新的水土流失进入。

20世纪80年代后，水土保持工作得到恢复和加强。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正式颁布实施，水土保持工作由此进入依法防治的新阶段。水土保持防治过程取得了明显效益。90年代中期的遥感普查表明，全国水土流失面积与80年代中期相比，水土流失总面积减少了1.10×105km2，其中水蚀面积减少了1.45×105km2，但风蚀面积有所增加。

20世纪80年代后

水土保持工作得到恢复和加强。

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正式颁布实施,水土保持工作由此进入依法防治的新阶段。水土保持防治过程取得了明显效益。90年代中期的遥感普查表明，全国水土流失面积与80年代中期相比，水土流失总面积减少了1.10×105km2，其中水蚀面积减少了1.45×105km2，但风蚀面积有所增加。

然而，随着国家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全国各地开展了大规模的工程建设和矿产资源开发，产生了新的水土流失。如长江上游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小矿山、小煤窑、采金业等不仅对植被和土地表层造成严重破环，产生的矿渣、煤矸石等又成为水土流失重要的物质来源。据1996年普查统计，黄土高原地区因大规模的矿产资源开发及基本建设等原因，新增人为水土流失面积2.82×104km2，超过同期已治理的水土流失面积。

同时，全国各地城市生态环境的整治和保护工作往往滞后于加速的城市化进程，过分追求城市建设规模，占用大量的土地，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产生了城市水土流失。

20世纪90年代末期至今

水土保持措施已初见成效。

20世纪末除继续进行已有的一些大型水土保持工程外，又新启动了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等一批国家重点生态建设工程。尤其是1997年中央开始实施退耕还林还草试点工程，经过数年的试点示范，有效提高了退耕区域的林草植被覆盖率。我国水土流失状况总体上得到了一定改善，局部地区生态环境面貌显著改观，部分支流的河流输沙量呈下降趋势。

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各地工程建设和矿产资源开发的规模不断加大，已成为新增水土流失的最重要动力。

来源：《水土保持通报》、中国水土保持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