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与司马光书信交谈——议论文两种写法之功过

王安石与司马光书信交谈

——议论文两种写法之功过

今天是北宋一代名臣王安石逝世1196周年。

大约950年前，王安石组织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维新运动，历时16年，基本宣告失败。

保守派代表司马光，三次致书王安石，苦口婆心，劝其中止。其书第一通，竟长达3000余字。相比司马光的长篇大论，王安石的回信，只300多字。

变法的是非，且不去管它，这两篇文章，也有些意思。

司马文——事实未必胜过雄辩，

也可能是食古不化

司马光的文章，引据之多在中国文章史上大概也可以独树一帜了。我画了个简单的表格，颇能说明问题。

司马君实腹笥渊深，冠绝有宋，自不待言。为了同殿之臣，握着毛笔，搜肠括肚地劝，情理俱下。儒者胸襟，不能不说是让人敬佩。我们仿佛看到一个谦恭敦厚的，一边奋笔严札，一边焦虑地望着远处的读书人形象。

然而这些例证引证用来干什么的呢？举一个例子大概就能说明问题了。司马光批评王安石“更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晓财利之人，使之讲利。”这意思就是，你自己又设置了一个衙门，聚集了一帮通晓理财的人，让他们谈论如何谋利。然后大大地征引一番儒家义理为论据，自以为说服力强了。

专业问题请专业人干，这在当今是路人皆知的常识，但是在宋代可不是这个样子，国家最高领导人，必须按照儒家思想，只思考仁义道德，不能考虑利益问题。经济建设，只要“轻租税、薄赋敛、已逋责”就行了。若国家财务状况尚可，这还不见得有什么不是，可那时候国家已经积贫积弱，入不敷出了，司马光还指望人人像他一样勤俭节约地生活，还不让国家考虑经济收益，就是明显的古板了。孔子等先人是在为人的角度上讨论义利关系的，强行将之无条件地嫁接到国家治理方面，不能不说有些教条主义。相对而言，王安石的回复“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格局要高不少。

王文——言简未必意赅，

也可能是过度骄傲

王安石的回信，历来为人称道，如今入选教材，也可说是众望所归。他最出彩的一段如下：

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

将司马光的责难，归于四类，每类一句话反驳之，各各一针见血。切入点是“名实”，颇有哲学家的风度。司马光看到荆公如此简明地回答了自己辛辛苦苦才写出来的3000多字的长文，不知道是怎样一个心情。

最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大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心。以一人当天下，其意志之坚，堪为万世楷模。

然而，用“事先就猜到”搪塞了司马光强调四个方面的问题“以致天下怨谤”的因果关系，没有分析这些怨谤的利害，就不是在凭理性说话了。按理说，前四个罪名既然不成立，那就不应该招致“怨谤”，那怨谤哪里来的呢？作为立论者，王安石有责任将现象的原因解释清楚，比如说，我因为动了他们的利益，所以他们会安排人来对付我之类。而不是满满的骄傲和轻蔑了，那句话翻译过来，其实就是在说：“早就知道这帮龟孙的嘴脸，老子会怕他们？”

今天是王荆公生日，不过既然同为读书人，自然是君子和而不同，有一说一，是非分明，不能搞“我的生日听我的”之类的俗套，荆公九泉之下，量不至于怪罪吧。

但拈出两文来指摘二公，不过是以现代人成熟的理性来评判古人，其实对古人而言是不公正的。因此本文在批判之余，仍然要申明：君实介甫，均为一代俊杰，人臣典范，品性、学识、远见及心志，无一不为后世之效法。

2020年  12月 18日

王安石诞辰999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