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岳霖：教育应培养学生思想和方法

金岳霖（1895-1984），字龙荪。中国近现代著名哲学家、逻辑学家、杰出的教育家。他把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相结合，建立了独特的哲学体系，培养了一大批有较高素养的哲学和逻辑学专门人才。著有《论道》《逻辑》和《知识论》。

金岳霖出生在光绪年间的湖南长沙。6岁的时候就进入了长沙私立明德学堂，接受传统的中式教育。1907年，他进入美国教会创办的雅礼大学预科学习，四年后考入清华学堂。1914年从清华学校高等科毕业后，官费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并且在那里获得了博士学位。

1925年，金岳霖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在清华大学担任教授。他与好友冯友兰一起创办了清华大学哲学系，并且兼任系主任一职。抗战爆发后，西南联大成立，他又兼任了西南联大文学院心理学系的教授。

金岳霖一生主要关注三个方面的问题：哲学、逻辑学和教育。金岳霖是第一个运用西方哲学方法、融会中国哲学的精神建立自己哲学体系的中国哲学家。就教育而言，他早在创办清华大学哲学系期间，就曾经著文研究和讨论过并发表了十分有见地的观点；后来相关的教育论述和文章都比较多。1943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中国问题座谈会”上的演讲，题目叫《当代中国的教育》，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金岳霖认为，教育是有目的的，而教育目的有内在和外在之别。内在目的是指学生的“个体发展”，外在目的是为“国家服务”。他主张废除旧式封建教育，又不能照搬美式现代教育制度；认为大学既要兼顾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又要文理科学并重。而学生要想做一个“真正的人”，就必须接受通才教育，接受价值观和信仰的教育。他认为，哲学的学习者应该接受严格的怀疑和批判的训练，不管论证还是推理，都要诚信布局与合理应对。金岳霖认为，哲学教育应该“陶怡性情，造就高深的学问和尊严的人格”。总之，改变人生观，改变国民心理，“至少一部分是教育的责任”。

与教育目的相适应，金岳霖在教育的内容设计上也提出了自己极富远见的观点。他十分看重求学的途径，比较认可当时的欧洲教育，认为欧洲教育“使学生得求学的工具，注重的学科是文学和数学”。文学需要思想，而数学讲究方法。由此我们不难看出，金岳霖所认可的教育内容应该是培养学生的思想和方法。他对那种急功近利的教育特别反感，批评美国当时的教育是“注重谋生的道场”。他强调教育不应该成为“一种营业”，不应该仅仅造就各种各样的“经济人”。金岳霖承认教育确实具有传承知识的功能，“但肯定不是全部”。他鼓励年轻人“应该对价值和信仰加以分辨”，“清醒地意识到自己选择的重要性”。金岳霖还认为，教育应该重视培养“大学问家”，即具有渊博的知识和见识，对各种学问“旁通兼理”。而要做到这一点，最主要的是要培养学生形成“自己的思想”，也就是独立思考的精神。

金岳霖的教育思想贯穿在哲学、逻辑学的教学实践和研究中。在哲学方面，他一贯认为“概念分析方法”是“哲学最重要的法宝”；因而，在教学中他注重培养学生的“辨别”能力，要求学生对“知识进行分析”。课堂上，他力主自由、随意却严肃的讨论，对理想、信念、价值、欲望、好与恶、爱与恨、喜与怨等进行剖析。同时，他非常重视逻辑教育，认为逻辑的作用是无法替代的。他说，“如果哲学之要与论证有关，那么逻辑就是哲学的本质”“无论如何，严格的推理能力是必不可少的。哲学家受到批评往往不是因为他们的思想，而是因为他们发展这些思想的方式不当——许多哲学体系都是由于触到逻辑这块礁石而毁灭的”。

除此之外，金岳霖也十分关注教育的平衡发展。他认为教育只有全面、均衡发展，才能从根本上实现教育的外在目的，才能实现国家的富强。早在新中国成立前，金岳霖就曾经将教育与工业化作比较，他指出“发展工业化的整个尝试，应该是综合的，跟办教育一样”；办教育要全面均衡，搞工业化更不能马虎，“我不希望看到的是我们在着手进行工业化时的匆忙草率”。他认为教育不仅要培养科学家、工程师，还要培养经济学家以及各方面专门人才。

金岳霖一生天真烂漫，是一个很有风趣幽默感的人。他经常率性而为，总是按照自己的志趣去生活做事，从不为名利所累。他不愿做行政工作，怕与人打交道。1926年初到清华创办哲学系，他做第一任系主任。不久冯友兰到了清华，他就立即请冯友兰做了系主任。解放初期，让他当清华文学院院长，他也基本上采用“无为而治”的方式。他身材高大，仪表端庄，有时西服革履，执手杖，戴墨镜，一副英国绅士派头；有时着运动衫，穿短裤、球鞋，举手投足像一个训练有素的运动员；有时在西装外面套个中式长袍，戴个老八路的棉军帽……

有幽默感的人，尤其是能在自己身上找到幽默资料的人，总是开朗、乐观而豁达的人，使人愿意接近。金岳霖就是能在自己身上找到幽默资料的人。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无为市襄安中学）

《中国教师报》2020年11月25日第13版

作者：赵成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