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修家谱
盛世修国史、修郡志,修家谱,让后人溯本求源、吃水不忘挖井人,知道、了解先民们为创业寝苫枕块、风餐露宿地艰难历程,知道今天的和平环境和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懂得敦宗睦族,尊老爱幼,建设美好的和谐社会,都是有着极其教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
不过,说句真心话,时下修家谱乱攀附名人现象非常严重,“谱匠”们不惜歪曲历史,捏造事实,对正史的伤害非常大。这种现象自古有之,非但今天才有。乾隆曾对乱攀附这一现象痛加训斥过,民国初年也曾刮过“修家谱风”,也是多有乱攀附现象。
古家谱往往从明朝以下可信度大些,明朝以前的谱系多不可信,今天的“大统谱”更是满嘴跑火车。这与地方上一些文旅部门互相争夺旅游资源多多少少有点关系,如争夺曹操墓;争夺花木兰的户籍地;争夺黄梅戏的发源地;包括长丰县和寿县争夺古寨城——我去年考察史院集时听人说的,都多少有点故意在歪曲历史。其实有当地老人对我说,那古寨城早就沉陷在瓦埠湖水底下了——我以为这样好,省得你争我吵。官僚主义就是这样,现成的古籍他们不保护,任其毁坏,想利用它的时候,才想起来大呼隆地挤破头去“扎堆”,甚至不惜大动土木工程来造“假古董”。我1994年曾在《淮南日报》上呼吁,保护泉山坝山下的古庙遗迹和两座寿州窑遗址,没人理会。建二手车市场时一座好好的寿州窑遗址任挖掘机破坏,等我知道了去一看,窑里面成摞成摞的碗盘被挖掘机碾得粉碎,让我心疼不已。
(双座窑遗址,盖淮师院时被挖掘机毁坏殆尽。)
(上图二手小汽车交易市场。)
(窑膛被火车轨道所覆盖,估计破坏填实才能在上面铺钢轨。)
你再看看上窑那个破窑遗址保护单位,跟我村和二手车市场的遗址比,天壤之别,上窑那个古窑遗址纯粹糊弄外地人而已——如果真正见识了古寿州窑遗址的话。
再是死虎垒,那一仗应该出现了世界上原始的坦克战。个人图书馆都看到了这一点,而我们淮南官员至今还没意识到这一点。
(1500年前的横塘集战役,应该动用了坦克。不是我比古代史学家聪明,因为古人没有“坦克”这个概念。今人只会抄抄抄寿州志,又不愿意看原始文本,我现在怀疑他们句读可能断的开呢?)
古代家谱有社保、互助互救功能,某家偶遭天灾人祸,一服,二服,三服,四服,五服应该捐出多少钱财不等,出了五服的宗族应该捐出多少钱财都是有规定的,这有利于困难户战胜灾害渡过难关;另外本族孤儿先让最近的本族无子女的寡妇或鳏夫领养,其次让远支的本族领养,实在没辙了才准外姓人来领养……这都利于孤儿顺利成长。
战乱年代没了地方政府,百姓人家联家谱也有联合互保的作用,它可以共同抵御土匪、散兵游勇地侵害;族中内部一些争端也可以由德高望重的族长和绅士们来解决之;族与族之间的矛盾也可以有双方的族长和绅士们在一起沟通、商量着来平息它,以此避免发生族斗。都是大有必要的。并不是极左时期宣传的那样,族长和绅士都是些阴险奸诈的小人和坏蛋。
在古代,叙家谱也有利于社会稳定。当本族群里出现太万恶的不肖子孙时,族长等人为防被“赤族”(杀光全族),往往会把这个不肖子孙处死的。本族绅士也不允许外地痞子在本族的地盘上为非作歹,否则的话,该族绅士的脸面没地方放置,能被其他族人嘲笑死!尤其对望族来说,那族长和本族绅士真的生不如死了。
当然了,战乱年代穷人难过,富人也难过。“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嘛。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的事儿肯定比和平年代多,这一点我是坚信不疑的。
古代太平盛世,人口繁衍。当一个家族在某一地方过于繁盛时,官府就要析离这个族群遣散到别的地方去,以此来削弱该族群在这个地区的势力,以防不测。——这是没法子的事,古代没有火车、飞机;手机、电报。镇压武装叛乱很费时费力,所以早预防为最好。
有次数学出身的陈老弟,说他祖上曾达到七千户,朝廷要分遣一半到外地去,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战乱年代,人口急剧下降,不存在人口繁盛的问题。
去年,我们野外普查时,见过异性结拜兄弟共叙一个家谱,挺有意思的。譬如赵、钱、孙、李四人结拜为兄弟,为了他们的友谊能辈辈传下去,就共叙一个家谱,姓氏不改,只是公用一个辈分字表,如下代辈分依次是“天地玄黄,宇宙洪荒……”那么他们儿孙就依次是“赵天某,赵地某……”;“钱天某,钱地某……”;“孙天某、孙地某……”;“李天某,李地某……”。
汤武要革命,就必须要有革命理由!必须把所有的“恶”都集中在“桀”、“纣”身上,以示汤武革命的正确性——不是为个人之私,乃是奉天命而不敢不为之,替民伐罪,拯民于水火之中。这种偏激灌输,往往会使我们产生一种错觉,容易把所有的“乡绅”与“劣绅”等同起来。
古书旧刊(淮上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