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回首‖王春莲：灵魂深处是吾乡（六）
（温馨提示：请随着音乐，慢慢走进作者的世界！）
这是属于我的故事，属于我们那个年代的故事......
——题记
模糊的记忆中，昨天还在给我们上课的老师今天就戴上了高帽子被游行批斗，我们还跟上了游行的队伍看热闹；依稀记得邻居家的破铜烂铁、瓶子罐子老花瓶还有旧书破簿全部被没收走，我迷惑不解不知道收走这些破烂干啥用；印象中我家苗圃中种植了几年的、准备等到来年春季卖个好价钱的小杉树苗全被清理扔掉，我父亲阴沉着脸好几天不吭声，我们兄妹个个吓得不敢大声说话不敢粗声喘气，来来去去都绕开他走，唯恐一不小心吃上一“顶弓”（抓紧拳头，中指弯弓着稍突出，中指第一指间关节落在他人头顶上，我们叫吃“顶弓”）；还有家家户户自留地里的萝卜青菜也给铲除，本已日子过得紧巴就指望菜地里能出几个油盐酱醋钱的庄稼汉们谁也不敢有反对意见……
随着时间的推移，以上的故事我已说不出个一二三了，但我能清晰的记得，表姐、邻家的两个女孩和我四人的故事。我们四人总是结伴而行，形影不离，我们一同上学、一同玩耍，一起砍柴、一起割猪菜、一起劳动，甚至还一起捡肥料……在当时的农村，“捡肥料”是在农闲时节属于男生干的而他们又极不情愿干的不光彩的活计，但记不清何时何因起我们四个小女生加入到这个行列中，不分春夏秋冬的清晨，背着粪耙和粪筐的四个小女生出现在生产队的小路上，我们从生产队的南边走向北边、从东边窜到西边，沿着每条小路地毯式搜索，路边的一坨坨狗屎、一堆堆猫粪，轮流耙进了我们的筐内，直到太阳升起来，我们又扔下粪耙粪筐背上书包上学去，一天又一天，一季复一季，我们四家自留地里的时令蔬菜不断，萝卜要比别人家的大、青菜要比别人家的甜，谁都羡慕我们这几家有个好姑娘，我们四人也就成了生产队里的父母们人人夸奖的“别人家的孩子”，直到某一天，事情出现了反转。
那是一个春天的早晨，小路两旁生产队地里深绿色的蚕豆苗长势正旺，蚕豆叶下一束束淡紫色的蚕豆花儿像躲在那里过夜的一群群展翅待飞的小小蝴蝶，紫色的翅膀上还滚动着一颗颗没来得及抖落掉的露珠，我们一边将小路旁的肥料耙进粪筐，一边在憧憬着不久将尝到清香可口的新鲜蚕豆，这时迎面碰上了我们的女校长，我们激动地喊着校长，期望校长表扬我们一大早起床捡肥料，夸奖我们从小爱劳动，而校长用严厉的眼光扫了我们一眼，哼了一声就走了。我们四个仍然像往常一样迎着太阳蹦蹦跳跳上学堂，但进入教室后老师和同学们都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我们时，我预感到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 “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教室外响起了熟悉的歌声，全校师生到操场紧急集合，我还没有领会到班主任老师抚摸我们四个人的头的含义，校长拿着喇叭点起了我们的名字，并命令我们站上了一个面向全校师生的小小水泥台，校长在高声喊着：“同学们啦，你们看看，现在全国上下正在割资本主义尾巴，而我们的这四位同学，竟然将生产队庄稼地里的肥料捡回到自家的自留地里去……”校长还说了什么我是没法再听进去的，我们四个10岁左右的小女生面向的可是全校的师生、黑压压的一片人啊！我只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从此以后我们告别了粪耙和粪筐，安乐九队树立起来的这面“勤劳的旗帜”随之倒下，也就从那时起，我只要站上讲台就有种羞对观众的感觉。
仍然是来往于学校的小路上，看到一群扛着锄头、背着耙头、挑着扁担箢箕、排着队伍走进庄稼地里的人，他们的装扮和我们格格不入，个个皮肤白皙、戴着眼镜、衣服干净整洁，他们干活也极不入格，花生地里被锄断不少花生苗、棉花地里被挂掉不少小棉花桃、割稻割破手指、挖地伤到脚丫……，总之，在我们眼中他们就没有一个干活的样子，这些人是到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的学员。五七干校的学员定期更换，干农活刚有点样子的学员走了，干不了活的学员又来了，他们有没有收获不是我们关心的事情，我们所关心的是：每更换一批学员，我们又能重复看一遍电影。1～2周放映一次的露天电影，给我们的童年带来了无穷的欢乐，获悉那边已挂上了白色银幕，我们即搬起小凳子呼朋唤友向电影场赶去，在路上，男生女生都在猜测今天放映的肯定是自己想看的影片，为此他们可以争吵到面红耳赤，甚至动起手脚、用拳相向，男生追看地道战、地雷战、沙家浜、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奇袭白虎团……，女生追赶红灯记、白毛女、草原儿女、闪闪的红星、红色娘子军……。学员换了一批又一批，电影放了一遍又一遍，银幕上演员刚说上一句台词，银幕下我们可以齐声背诵下一段台词，银幕上在说“这是马尾巴的功能”，银幕下女生就要遭殃了，讨厌的男生会拽着女生的辫子说“这也是马尾巴的功能！”，在相当一部分时间里，这边银幕上的冲锋号正在吹响、地雷炮火炸得轰轰烈烈，而那边男生们已带着他们的弹弓、自制小木枪等武器，在场外冲啊、杀呀的进入到他们自己的打仗、抓特务等激烈的战斗中去了。
风风雨雨、寒寒暖暖、日日月月年年，我们在艰苦环境中辛辛苦苦、打打闹闹、快快乐乐、健健康康地成长，转眼间稀里糊涂就到了1977年的秋天，到了我们初中毕业的季节，小哥长成了人见人喜欢的半大小伙子，我也开始有了姑娘家的模样，都可以作为大半个劳动力使用了。也突然间发觉，我后面跟着了四个妹妹，我们家的孩子们已经是“1234567”一组完整的“音符”了，这组音符在家成天吵吵闹闹、分派别、打群架，发出各种不和谐的吵杂声，但应对外面的各种情况，我们可以奏出和谐美妙的交响曲。
我们家已经是拥有10个人的大家庭，当时父亲又在公社里干活，是个推着单车在路上跑的吃公家饭的人，“吃饭的人多，干活的人少”在生产队是要被人家说闲话、戳脊梁骨的，曾亲眼见过母亲到生产队去挑粮食时被人抢走箩筐的情景，我的父母亲、大哥及全生产队的劳动力也就盼望着、眼巴巴盯着我家终于可以增加两个即将回生产队干活的劳动力了，小哥和我也在计算着我家的工分数将一年比一年多。
天有不测风云。经过考试，近200个初中毕业的学生，只有14人可以进入片区高中继续上学，而我家兄妹俩竟然都榜上有名（就近的六个大队为一个片区），纯朴善良的农民开始反抗、激动起来，他们的孩子也需要继续“养骨头”，最后由公社做出决定，每人交一根符合要求的树木就可以进入高中继续上学。在农村“重男轻女”是天经地义的真理，我的绝大部分女同学也就回家继承母业开始务农去了，这个时候，我父亲的英明初现端倪，母亲又夫唱妇随，大哥也极力支持，他们及时调整家庭发展计划，无论是他们家的男孩还是女孩，都需要继续在学校里呆上两年，让骨头变得更硬朗，再回家好好挣工分。惜别了伴随着我们成长的熟悉的小路、熟悉的小河、小河两岸的杨柳和花花草草，我还是跟在我小哥的屁股后面，空着双手骄傲地走在浩浩荡荡的每人扛着一根树木的学生队伍当中到东成中学报到去了。东成中学也就由原计划的两个高中一年级班，扩大招收到八个班级。
渐渐感觉到周边在发生着变化，“田园规划”改变了土地的面貌，屋后修建了一条碎石块铺成的通向外面世界的公路，我家门前小河边的泥巴小路随之被杂草掩盖，一条条排水渠道已修成，流过我家门前的小河被填平变成了农田，篱笆墙的茅草屋变成了土砖屋、又变成了水泥瓦屋，慢慢的田里、土里缺少了往日的热闹，分田到组了、又分田到户了，每个人自顾自的蒙头干着属于自家的活……，我家人口多分的田地也就多，我和小哥盼望着早日混过高中的这两年，好回家种好自家的地、管好自家的田。
计划赶不上变化快，1977年冬天，我国高考制度的恢复如平地一声春雷，惊醒了大江南北成千上万的青年男女，他们从车间走出来、从农田爬上来，从军营、从教室……走进了改变自己和国家命运的考场中来了。1978年秋季，我的从未进过学堂门的父亲可能被周围青年男女高昂的情绪所影响，也可能想摸摸兄妹俩的底细，竟然让上了一年高中的小哥和我去参加了当年的高考，不考不知道，一考真的吓一大跳，我永世也不会忘记，在学校学习了八年半的我，递交给父亲的竟然是一份“数学1.5分，语文17分”的成绩单，这也是我父亲未能预料到的。我当时就想：父母送我上学的初衷也就是为了让我“养骨头”，八年半的时间里从未从父母口中听到过“学习”二字，考出这样的成绩来也应该是情理之中的结果。小哥的分数比我略高一些，作为妹妹的我还是应该给他留点面子，就不在此公布了。
我父亲在家中具有绝对的霸权地位，他作出的决定是谁也改变不了的。1978年的高考小哥和我考出这等几乎为零的成绩，原本以为我们的“养骨头”生涯即将结束，但出乎意料的是我父亲竟然再次修改家庭发展计划，武断地由最初的让我们“养骨头”改成为要求我们“跳农门”，从此，我们家的孩子们开始有了“学习”的概念。在那个年代里不知我父亲从哪里来的“择校”思维，毫不顾及我的零基础，将我转到另一所每天来回需要走10km的初中学校，要求我从初二开始重新学习，仅仅是因为在78年的全国初中毕业中考中从那里飞出来一只也是唯一的一只令全公社的人瞩目的灿烂耀眼的金凤凰，我父亲梦想他的大女儿能成为从那里飞起的第二只凤凰，可惜因政策改变，他当初的梦想未能实现，不得不继续送我念正规高中去了。在我的这次转校事件中，我家种田的小学未毕业的大哥和我父亲站在了统一战线上，如果说有什么“严重不良后果”的话，我大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直至今日我还是迷惑不解地问我的大哥：当初你在家辛辛苦苦干农活，竟怒气冲冲地将在棉花地里和母亲一起干活的我拖回来，强迫我在家复习去迎接重返初中的入学考试，而没有像别人家的哥哥一样阻止已长大的弟妹继续上学、要求弟妹回来一起干农活，你具体的想法和动机是什么呢？快40年了大哥还是没有给我这个问题的答案，总是支吾着一笑了之。就这样，我父亲专横武断，母亲任劳任怨、夫唱妇随，大哥无私奉献，“迫使”小哥和我在我们骨头已经养得硬朗无比的年龄，迈着矫健的步伐走出了安乐大队第九生产队、走出了公社—县城、走出了湘北的那个农村。小哥“当生产队队长”的梦想于1980年的秋季化为了泡影，而我的不接地气的梦想成为了现实，在1982年的那个金色秋天里我真的成为了“走在路上看人家插田的人”。
转眼，我离开家乡已经三十五年，一如“光阴的故事”，家乡总是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中。82年预考完的当天，属于我奶奶的那颗小星星变成了流星，后来，我们家的完整“音符”组丢失了一个，再后来我的在当地被誉为“教育家”的父亲去陪伴他的父母亲和他的急匆匆走在前面的那个女儿去了。母亲唠叨着说，我们就像她养的一窝燕子，刚开始是一只一只眷念不舍地飞走了，又一只一只疲惫不堪地飞回来了，渐渐地是一窝一窝轰地一声飞走了，又带着一窝一窝叽叽喳喳飞回来了。母亲的电话来自国际国内四面八方，母亲在电话中问的总是：你们什么时候飞回来？母亲聊的是家乡的大大小小变化的实时报道。我家的邮寄地址早已改成了“xx县xx乡安乐村第八组”，家家户户建起了楼房，进村入户都是可开车直入的水泥道，我经常找不到回家的路，而在我灵魂深处深藏着的还是“安乐大队第九生产队”，我思念那条引导我走出家门看世界的小木桥、那条流水潺潺引起我无限遐思的小河、小河边的泥巴小路、飘拂的杨柳和小河两岸的茅草屋以及春夏秋冬季节里发生在屋里屋外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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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春莲，女，60后，籍贯湖南益阳南县。毕业于第一军医大学。职业医生，业余作者。现居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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