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季节蔬菜瓜果和儿时伙伴
反季节蔬菜瓜果和儿时伙伴
吃到寻常的反季节蔬菜瓜果，我有时会想起儿时伙伴马宝庆。
反季节蔬菜瓜果出自遍布全国的大棚。大棚即暖棚的概念，不说国外，中国古已有之；成规模的大棚则自改革开放始，而推行的先锋，是为数不多、颇有眼光的农民，我的儿时伙伴马宝庆就是一位。唉，愿他有灵，含笑九泉。
我的故乡嘉定区黄渡乡自解放后，是有名的蔬菜瓜果之乡，从来风调雨顺，人们当然不愁吃穿，毕竟和全国一样，终究是贫穷的，镇子里还有农村，——和现在的城中村不可同日而语。我父亲是中医，原来在镇北的施家桥村租个两室带阁楼的大屋，我隐约记得，十岁那年，大姐嫁到浙江上虞后，我家租住镇上横跨吴淞江的单拱大桥西港桥下的文化街6号那一间屋子。新居后门就是小河，对岸就是农民和镇居民混居的钱家场。隔河贴近小桥第一幢草屋，就是马宝庆家。他家解放前从江苏省迁来，马叔叔卖豆腐花，马婶婶种田，家底薄，和我家其实是两个阶层。以前民间说，人间职业有三苦，“造桥打铁磨豆腐”。 我家在施家桥村时，隔两家是夏石匠，常年奔波挣扎在外造石桥。我家搬到镇上，贴邻人家，北边姓李，开书场；南边姓郑，父子都是铁匠，老爷子还被打铁声震聋了。那时，我弄不明白，为何“三苦”人家都会与我家做邻居。马家是两个儿子，马宝兴比我大一岁，本来上小学二年級，和我同班，脑筋不好，留级了；马宝庆大约比我小二岁，读书正常。
孩子们是不分阶层的，尤其男孩儿，爱结伙疯玩。我读书是小菜一碟，又一向大胆，主意多，原是村里的孩子头，同学和附近的孩子爱和我玩乐，马家兄弟当然成了玩伴及讨教功课者。只是我向来调皮捣蛋，令乡人头疼，脾气又暴躁，往往一语不合就吵架，又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只要对方动手，我必打架。那个暑假的一天下午，在西港桥下的小空地上，三人玩得热乎，不知怎么样，吵起来了；吵不过瘾便推搡，于是拳打脚踢。马家兄弟凡打架，总一起上，又身强力壮，一般孩子往往退缩。我是第八胎，父亲47岁才得的独子；母亲又得虐疾，早产半个月，我浑身青紫，9月中旬，天气炎热，俩姐姐用棉袄包住我焐一昼夜，我才哭出声来。我先天不足，后天不良，身体瘦弱，不过凡打架，不管打得过，打不过，拼命打，打了再说。这一架，我尽管伤痕累累，却至少打了一刻钟，我还随手抄起树枝、砖块，不要命地搏斗，弟兄俩终于落荒而逃。
自然和当年一般孩子一样，他俩吃了败仗就往家里逃。我随手捡起两块砖块，紧追不舍。经常送豆腐花给我吃的马叔叔正好在家，双臂一伸挡住我，叫：“弟弟（家人和邻居大人都这么称呼我），别打了！”他身材高大，两侧空档挺大。我瞅见俩兄弟正逃近大灶头，便左右开弓，掷出砖块。嗨！一块砸中马宝兴的脚踝，他一声惨叫；一块正好砸破拿掉锅盖、煮开一锅水的铁锅，一阵白汽升腾而起！我闯了大祸，怔住了。父亲是医生，一般人吃五谷，总会生病，要找医生，不敢得罪他，父亲人缘又好，乡人总卖父亲情面，让我几分。两家相邻，父亲经常上门，免费给体弱多病的马婶婶治病，因此，马叔叔尽管火冒三丈，只是苦笑着柔声说：“陈先生的宝贝儿子怎么这样凶横？！唉，弟弟，不要再闹了，回家吧。他俩，我会收拾的！”
兄弟俩自然少不了挨顿饱揍——两打一本来违犯了当年孩子们打架的规矩，又打了我。我呢，胆大妄为，被父亲罚跪洗衣擦板两小时。
从此，双方敬而远之，难得和伙伴们一起玩。没几年，我考进市重点中学——嘉定县第一中学，住读，一个月回次家，然后到上海市就读大专，直到参加工作，自然和马家兄弟少有来往，邂逅，点头招呼而已。我只知道他俩初中没毕业就务农，二十岁出头，就娶妻生子。叔叔和婶婶辛苦一辈子，刚抱过孙女、孙子，便谢世了。
上世纪80年代初，“星期日工程师”活跃，我在华通开关厂当工艺员，结识了同属机电一局的职工大学的周老师、任老师。一天，他俩偶然得知我是黄渡人，高兴地告诉我，他俩正帮助马宝庆上马塑料挤出机项目，邀我过几天一起去。周老师比我大几岁，出身书香门第；任老师比我小十来岁，出身资本家。他俩遗传基因优秀，但是生不逢时，政治前途——此路不通，自然钻冰求酥，在技术上下功夫。改革开放给他俩提供了舞台，尤其农村这个广阔天地；他俩心高气傲，不满足于当星期日工程师的小打小闹，要大干一场。马宝庆自小胆大，会动小脑筋，又穷怕了，总企求咸鱼翻身，听说已成乡里屈指可数的万元户。他不知道拿破仑的名言“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兵”， 但是作为男子汉，既有自卑感，更有野心，要大展鸿图。一方是城里人，一方是农民，共同的目标下，交流、沟通必然有些小障碍，而我来自村镇，是双方理想的桥梁。我父亲过世了，我接母亲到上海市，老屋也转让邻居许维通叔叔了，不再回故乡了，但是乡恋总充塞心头，有此机会，我自然允诺。
我很快随周、任老师回乡。宝庆惊喜若狂，拉上宝兴，先请我们上饭店。本地菜肴丰盛，美酒醇美，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除依然木讷的宝兴，大家尽兴，酒足饭饱，竟酣睡一下午，吃过晚饭，才在宝庆的新草屋里讨论。反常的是，分家而过的宝兴只和我叙旧，拉家常，不参加讨论。后来，他才告诉我，他笨，只有一点儿蛮力，只种他的田，只干他的副业，不跟弟弟瞎折腾。
个别接触，宝庆解释：这两年，郊区农民一窝蜂地找市区技术人员和“能人”，他尽管从许维通叔叔那儿拿到我的地址，一是不知道我从事什么工作，二是许婶婶记得三人那年的事，劝告他别找我，因此，他没找我，而七拐八歪联络上两位老师。我早忘记，他重提往事，我俩大笑。话说回来，即使他找我，我也帮不了他，因为我只有技术，没有项目。两位老师和他有雄心壮志，要上塑料秧棚即大棚项目。
他盖草屋，傢具都是旧的，除他有西装，妻子和两个女儿穿着普通，甚至有补丁，我诧为奇事。他解释：打仗，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创业，钱得化在刀刃上。士别三日，刮目相看！我佩服！二十多年一晃而过，他个头至少比我高六七公分，相当粗壮，从身体到脑袋瓜子，都成彪形大汉了。
我初来乍到，不便多说，只是附和三人。去过几次，我才知端详，也和宝庆深入探讨。
所谓项目，就是在宝庆开办废旧塑料熔成粒子的加工场的基础上，买台塑料挤出机，制造暖棚塑料构架，代替钢铁构架，即从利用废旧塑料到制造塑料构架形成一条龙的生产。
我明白了，他生产棚架，农民买去，插入农田，搭建框架，蒙上透明塑料薄膜，反季节种植蔬菜瓜果。反季节种植？我闻所未闻，既理解，又不理解。理解的是意义，望文生义罢了；不理解的是必要性、可行性。黄渡一直是蔬菜瓜果生产区，年年丰收，镇办的蔬菜加工场和蜜饯厂消化不了，上市时候，满河、满街是扔掉的蔬菜瓜果，谁要搭大棚，过量生产？
宝庆直言我不仅是生理的也是心理的近视眼。他讲了许多道理，简言之，一是农村富了，从集体到个人，都有钱了，万元户有的是，他们都有凌云壮志，会购买秧棚架；二是上海人嘴巴刁了，爱吃反季节蔬菜瓜果，仅上海市区，恐怕供不应求哩；三是北方市场对塑料大棚的需求巨大，尤其冬季；四是他用废旧塑料生产塑料粒子，利润不大，更为他人作嫁妆，自己直接用来生产产品，利润叠加了。我离故土过久，不了解本地人了，又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做好本职事，再就是赡养母亲，抚养三个孩子，只能噤声。说到孩子，宝庆说：柏有，你比我行，生了两个女儿，再生个儿子！我不是不生儿子，是要做大企业，赚足了钱，不皱眉头支付罚款，省得被扒屋、搬家具。
他说干就干。不久，我和俩老师陪他到镇北虹桥头村北面河边接收塑料挤出机。那天北风呼啸，一条木船运来近一吨重的二手挤出机。七八个大汉搭上跳板，放上钢管，系上粗麻绳，将机器拖上河滩，再如以前抬棺材般，用上杠棒，齐喊号子，抬上岸来，个个汗淋淋。
我看铭牌，确实是上海挤出机厂正宗产品。我问二手货价，尽管是俩老师通过內部关系“调剂”来的，价格仍是天文学数字——我夫妇俩一个子儿不用，全家只靠阳光、空气、河水生存，一辈子的工资也抵不上！
觑空，我和宝庆谈。撇开每次俩老师报销车马费，凡去他家，必上饭店开酒筵、住旅馆，我只作为老乡客串，不要一分钱津贴，仅俩老师每月的津贴费，就相当于其教师工资的十五倍，加上买台挤出机生产，没有十万元，是不可运作的！
宝庆一笑置之，逼急了，他才解释，一是早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仗着贫农成份，加上农民也打派仗，没人管，种资本主义的苗，用现在的话说，积累了第一桶金；二是改革开放，从村到公社，直到县城，钞票开路路路通，怕甚？三是“你去过温州吗”， 他早依样画葫芦，实施民间集资了。
我担心二手机器难以保证质量，他说：有俩老师作技术顾问，你是“杞人忧天”。 我担心构架难卖，他说：要有远见卓识，引领市场，直至制造市场。我担心破产，他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我本来就是光棍，破釜沉舟，背水一战，要学习“赵太祖一条齐眉军棍，打下四百座军州”。
我无言以对。反正不是顾问，我以后去得少了，后来干脆裹足不前。
大约三个月后，周老师喜滋滋地告诉我，试制成功。任老师说，产品粗糙。周老师说，搭秧棚嘛，比钢结构精细点即可。我问：“销售前景如何？”。他俩说，他俩不是乡下人，更不是农民，何况只指导技术、生产，何必“咸吃萝卜淡操心”？又三个月后，周老师移民境外，任老师也不去黄渡了。再过半年，在上海市区工作、在黄渡成家的小学同学轻描淡写地告诉我，宝庆自杀了。
人死灯灭，一了百了，或许按本地人的习俗，宝庆的债务自然灭失，可是，孤儿寡母怎么办？不幸中的大幸是，宝兴无涉，城门失火，不殃及池鱼。
追根溯源，大棚栽培植物，始于儿时伙伴马宝庆之侪。改革开放，先驱们劳动致富，不少人付诸实践，劳其筋骨，累其心神，更付出了性命！
痛定思痛，固何如哉？！
陈柏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