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北往事：远去的草垛
草垛是北方平原上最常见的风景了。在萧杀的初冬，收获后的打谷场，或是农家的土坯院子，草垛和沉默的农人一样，成为故乡血肉的一部分。
草垛是故乡的温床，床头是萦绕心间的乡愁，床尾是诗和远方。
麦收过后，麦秆被沉重的石头碾子压成轻飘飘的麦瓤。大人们用木叉挑了，在场沿上堆起来巨大的草垛，像破土而出的巨大的蘑菇。大人们刚走，草垛便成了小伙伴们的乐园。麦瓤滑溜溜的，是天然的滑梯，我们张开双臂从顶上滑下来，凭虚御风，一圈圈麦瓤在我们尖叫声中被蹬到地上。我们在落下的麦瓤上翻跟头，那时我们精瘦而矫捷，远看像一条条鱼儿在翻来覆去。
我推开麦瓤，笑岔了气，连翻了好几个跟头，鞋子被甩出老远。
比起翻跟头，我们更喜欢晒草。夏天连着几场雨，草垛底部就要发霉了，村人们拣个好天气，挑开院子里草垛，晒掉霉气。我的邻居容娘娘（本地方言，意为伯母）每个夏天都要晒草。一院子厚厚的干草重见天日，散发出浓烈的发霉气息。晒草的木叉同样捣毁了蚊子的藏身之地，它们密密麻麻、手足无措地盘旋在草的上空。轻轻跳起来拍下巴掌，小手掌里就有几个压扁的蚊子尸体。
蚊子细弱的嗡嗡声被耳聪目明的蜻蜓捕捉到，这是大自然神奇的频率互动和难以解释的奥秘。蜻蜓们光临了，这种长着细长肚子和朦胧大眼睛的昆虫，笔挺着两只透明翅子，同样飞得很低，像小小的飞机在头顶盘旋。蜻蜓捕蚊子，我们举了竹条残缺的扫帚捕蜻蜓。容娘娘是个温和的女人，并不厌烦我们小孩子在草堆里走来走去。
在我们方言里，蜻蜓被称作蚂螂，是鲁北地区独有的称谓。我们唱着童谣，期望蚂螂听到这虚假的承诺，就会飞过来，落下来，被我们一网打尽。可通常蚂螂不但不会上当，反而会被这嘹亮的声音吓跑不少。偶尔会看到全身赤红的蜻蜓，我们叫她“新媳妇”，是我们集体追逐的目标。但这“新媳妇”我是捕不到的，一般是大些的男孩子得手，他们对“新媳妇”的兴趣比我们大得多。大人们说蚂螂吃蚊子，我们就把捉到的蚂螂放到蚊帐里。可是我并没有发现他们吃过蚊子，反而一两天后都饿死了，细小的黑足牢牢捉住蚊帐细线，那可是为逃脱囚笼曾做过的抵力挣扎。
我的家乡，盐碱而干旱的土地却是鲁北地区重要的棉花产区，棉花秸秆垛随处可见。深秋棉花采摘完毕，剩下的棵子被拉回村子，成了冬天取暖做饭的理想燃料，当地叫做棉花柴。
爷爷读过一些书，颇为浪漫。他告诉我，这花是个美人，只在晚间开放，叫月光花或是“夕颜”。我并不在意她是叫西颜还是东颜的，只盼着快点结出呆头呆脑的葫芦，好让奶奶包饺子吃。吃葫芦要掐准时机的，太嫩了，葫芦尚未退去苦涩，一锅饺子就全毁了。等表皮蜡化指甲掐不进去就不能吃了，只能一刨为二当水瓢用。这些葫芦总是被路人掐来掐去，因此每只水瓢上都留着不知是谁的新月形的指甲印。
六月的雨说来就来。奶奶踮起小脚跑到屋后，抢在雨前抱一些柴禾存到遮雨的驴棚里。她耐心地拨开葫芦的枝蔓，抽出一根根棉花棵子。葫芦缠绕着的藤蔓大大减慢了她的速度，很多回她的后背都被雨水打湿了。后来奶奶一年年衰老，即便去屋后抱柴禾也吃力了。大伯便把柴垛堆到门前院子里，从此后，柴垛底下就再也没有雨生过葫芦的瓜蔓。
那些年的冬天出奇的冷，烧柴稀缺。忙完秋后，人们都要去大西洼拾草做烧柴。
那些年的深秋，每家的院子里都堆着红色的干草垛，像一颗颗朱砂痣长在村子的胸口。黄茎菜细小的种子饱含油脂，火柴一点立刻燃烧起来，是绝佳的引火柴，而另一些种子遗落到地上，春风吹又生，明年春天又会发出密密的芽，开始又一番宿命的轮回。
多少年过去，白云苍狗，变化快得来不及追忆。故乡许多的老屋被相继推掉，许多的砖房楼房拔地而起，期间爷爷奶奶相继离世，故乡变成村头一座新坟，沉甸甸压在心上，我再不愿去回顾。只有在节日里才回次故乡，却很难见到各色草垛了。母亲说，这些年黄河水总是来得不及时，村人们已经不再种植小麦，麦穰垛差不多绝迹了。
母亲告诉我，大部分的村民搬进社区的楼房，生火做饭都用煤气，还要棉花柴干啥？倒是有一家小小的棉花柴加工厂，打碎后压成块当炭用。可棉花柴太不值钱了，两个劳力装一天才卖出一二百块钱，而随便打个零工一天也能有一百块钱，谁还愿干呢？加工厂不到一年就解散了。村民们的棉花秸秆扔在地里，巴不得有人捡走，没人捡就一把火烧掉做肥料。
而曾给我无数瑰丽想象的遥远的大西洼已经卖给一些工厂，巨大的烟囱日夜冒着黑色或白色的烟尘，遮住了蓝天之上悠悠的白云，也掠夺了芦苇和黄茎菜的生存之地，大西洼再不见当年天地苍茫的湿地秋景。
我知道，不久之后，平原上的草垛也会像大西洼的美景一样消失的，想到这里，不禁心有戚戚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