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温暖叫“娘花”
年轻人被家庭和事业忙得焦头烂额，谁还有心思养花种草？那年我去东营为朋友祝贺乔迁新居，看到他家阳台上姹紫嫣红的花，也真羡慕城市人家优雅而恬静的生活。当时，有人问我养了什么花，我回答：“你们养的品种我全没有，我养的品种你们也没有。你们的花是家养的，我的花是养家的。”“何也？”答曰：“五亩棉花！”引起一阵哄堂大笑。
棉花的确算不上花卉，可它却是俺庄稼人搁在心上的花，与命运相连的花、养家的花，家乡人都亲切地称之为“年花”或“娘花”。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的家乡是产棉区，辽阔的土地上种植着一望无际的棉花。每年时令过了寒露，棉花叶子被秋霜染红，逐渐枯萎凋落，这时正是棉花盛开的季节。远看像落雪、似云涌，白茫茫一片，在秋阳的照耀下闪着亮光。炸开的棉桃五个萼瓣向后翻卷，爆出五朵白亮亮的绒团，一把抓出来攥在手里像一只绒嘟嘟的雏鸡，抱在怀里如一只软乎乎的小白兔。年轻的小媳妇儿头扎一块花毛巾，腰间系一方花包袱扎成的兜囊，丰收的喜悦映在了脸上。农家小院里，晒满了金黄的玉米和银白的棉花。收购站里，堆积如山的棉垛，似云朵、如雪峰。
这丰收的成果来源于辛勤的栽培过程。棉花的种植特别辛苦，春末播种和出苗的环节，就足以让庄稼人愁断肠子，操碎心。棉花的播种早了不行，气温低不利于种籽萌发，如果有寒潮袭来更是要命。晚了也不行，棉株发育迟缓，中期徒长拿不住早桃，产量会大打折扣。农谚云：“清明断雪，谷雨断霜。”在谷雨前五至七天，种棉花最适宜。我们家乡习惯称春天备播的地块叫做“春地”，所含水分叫做“墒情”。在棉花备播阶段要锄五六遍春地，以提温保墒。二大爷说，锄头是农家一宝器，里面有火也有水。反复地锄地耙平，既能提升地温又能保持土壤中入冬以来雨雪留下的水分，还能铲除早春杂草，可谓一举三得。
棉花的播种是一场紧张的战斗，队长是前线总指挥，先安排一部分干活老练的人焗种拌种。在场院里支一口大锅，把水烧至七十度，将晒好的棉种一股脑倒进锅里快速搅拌，然后捞出沥干覆盖棉毯。原来这棉种有一种特性，一层硬壳外面还包裹一层短绒，不易浸透水分，采取高温焗种催醒，能促使它快速萌动，几个小时后就会发芽。然后，喷农药，拌灰沙，运到地头，用专业棉花播种耧，播到地里。有的年份天旱，墒情不好，出苗没有把握。播种后先不盖土，用水桶浇适量水再覆盖好，为其名曰“水种包包儿（饺子）”。一个生产队百八十亩棉花，又必须在四五天内完成，其劳动强度可想而知。拌种的，耩地的，担水的，覆盖的，四五十人忙作一团。披星出工去，戴月荷锄归，三顿饭都吃在坡里，累得人精疲力竭、腰酸背痛。这个季节，往往气候不稳定，有时一场寒流会把小苗苗冻回去，一场大雨能使土地板结。即使出苗，地湿气温低易得离枯病，大片大片的死苗，再补种已经晚了，只有芽苗移栽，又是一场紧张的战斗。唉！那时谁要是能管住老天爷的喜怒哀乐，俺庄稼人真要给你磕响头！
改革开放初期，上级推广棉花地膜覆盖技术。可这些新技术，农民很难接受，公社棉办朱主任就到我所在的中学，为家属种地的老师们搞义务培训。我申报购买了两捆地膜，回家把东坡的二亩地块全部盖上。妻子背着孩子带上干粮，连出苗时及时放风，一共忙活了六七天。半个月后，我家那二亩地远远望去一片葱郁，在那几百亩棉田中有鹤立鸡群的感觉。看着自家的棉花长势喜人，早把艰辛和劳苦抛至九霄云外。乡亲们纷纷前来参观，有人当场表示，明年一定把自己的所有棉田全部盖上。后来，有了播种覆膜一体机，就不用费那么多功夫了。再后来，凡是点播的植物，不管越冬的还是春播的，似乎覆膜都成了不可缺少的环节。
棉苗出齐后，接踵而来的便是棉田管理，撸腿子，摸耳子，打叉子，最后打头封顶，一棵棉花要挨棵数落好几遍。庄稼人不怕费工夫，就怕那费上功夫也不讨好结果，这治虫就足以让人有劲儿没处使。棉苗刚一长涩叶，蚜虫就盯上了，越是阴冷天气，蚜虫繁殖越快。公社的王技术员爱说笑话：“这蜜虫子（蚜虫）不像人一样，一宿就繁殖八辈儿。”逗得人们一阵哄笑，给他取个外号叫“老蜜”。
麦收时节气温升高，蚜虫逐渐退后，棉铃虫接踵登场。棉铃虫是专吃棉铃胚胎的昆虫。人们研究了很多治虫方法和措施，都不成功，当时只有用喷洒内吸磷剧毒农药的被动治虫方法。打药的人都中毒了，漏网的棉铃虫照常从隐蔽的角落里爬出来，钻到棉桃里饱食终日，吃的肥肥胖胖，然后化蛹变妖蛾产下成千上万的新一代子孙。当新一代菊酯类农药问世，开始还有很强大的杀伤力，后来棉铃虫有了抗药性，加倍喷洒却无济于事。唉，真是“华佗无奈小虫何”啊！这顽固的棉铃虫像魔鬼、似妖邪，比当年日本鬼子的生化武器还厉害。九十年代中期，抗不住棉铃虫的侵袭，大片的棉田从我们家乡这老产棉区隐退了。后来，听说农业专家转了法桐的抗虫基因发明了抗虫棉，棉花种植才在北部地区发展起来。
这些种棉知识和经验，都是邻居德山哥传授的。德山哥是我们村的棉花技术员，生产队时代每年要到县里参加培训，回来后指导棉花生产。他算得上农民中的文化人，科学种田的有心人，勤劳致富的带头人。刚开始分田单干那会儿，人们都不会种地了，老农民们不接受新科技，年轻人成了“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的老黄牛。到了自己种地的时候，竟然无所适从。那年憨二叔治虫错打了灭草剂，把一片棉花全“消灭”了。只有德山哥这样的人，种地比别人占优势。他二遍麦场放着不打，背起喷雾器去了棉田。有人取笑他，他却一边走一边说：“棉田一代棉铃虫开始孵化了，不赶快治就会造成巨大危害！”
堂二娃不听这一套：“庄稼长在地里，让它自己长去吧，你有啥不放心的？刚忙完了麦，咋也得喘口气儿吧！找朋友喝酒去喽！”登上自行车一撅屁股没影了。
过了几天，下了一场透地雨，德山哥又来忠告堂二娃：“你家的棉花应该打缩节胺，控制旺长，不然秧果失调就结不住棉桃了。”
堂二娃嘴一瞥，头一昂，仍我行我素。
秋后，当德山哥从棉花收购站掏出大把大把“大团结”的时候，堂二娃眼红了：儿子要结婚彩礼没着落，房子要翻新砖瓦没钱买，还得厚着脸皮来求助。德山哥说：“钱，我可以借给你，你能保证明年秋后还清吗？听我一句话：庄稼有情也有意，你真心实意对待它，它肯定会给你丰厚的回报。”
改革开放初期，吃饭问题解决了，可生活水平的提高还要靠钱。秋后棉花丰收了，人们在灯下“哗哗”点着人民币的时候，一切劳苦和艰辛全都烟消云散了，只剩下对新生活的渴望：建新房，购农机，买冰箱、彩电、洗衣机……一年的花销都寄托在这银朵般的棉花上。农家主妇更是在筹划着，留出足够的棉花给一家人添置棉衣棉被。
这时我才知道，为什么家乡人都管棉花叫“年花”或“娘花”了。
作者：肖永明，山东博兴县人，滨州市作家协会会员，退休中学语文教师。有多篇散文、小说、诗歌、报告文学，在省市县级刊物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