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 | 青葱岁月——知青赤脚医生访谈录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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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生长于美国的90后华裔女孩，喜欢钢琴、游泳，是个典型的学霸。2011年考入美国名校杜克大学读脑神经专业时，从来不知道“文化大革命、知识青年”这些词。直到高中毕业，她的中文几乎是零，到杜克大学才开始学习中文。2014年暑假，20岁的她踏上了一段非同寻常的旅程：这位中文尚不流利的ABC女孩，做了一件让当代历史学家汗颜的事情：她只身纵横中国数省，遍访近百名知青和知青赤脚医生，为那一代青春作证，为这些口述的历史做出了感人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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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 国 庆 访 谈
访谈者：安娜(Anna Quian)
访谈时间：2014年5月31日
访谈地点：山东省平度县明村镇张舍郝家寨村谭宅
从北京到山东淄博，再到潍坊，再从潍坊坐长途汽车到平度县明村，面对人山人海的火车、汽车交通，对我来说如同爱丽丝历险记中的情节。我与他相约上午在明村镇汽车站见，为了我本次的访谈，他还特别邀请了几位知青专门从青岛赶到平度接待我。但当从潍坊发车到明村镇的长途车全满了，我的前面还有四百位乘客在排队等，我几乎绝望了……在用非正常方式登上前往明村镇的长途汽车后，我开始想象他的模样。但当我在下车后看到他时，完全颠覆了我事先的想象：声如洪钟，面色红润，体健壮硕，根本无法与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联系起来……
谭国庆：我是在青岛高中毕业后来到平度下乡的，文革初期我姨妈被遣返到山东无棣县，她没有孩子，就和我母亲商量，让我到她那儿去。有什么好处呢，一个是我可以照顾照顾她，另外她是骨科大夫，是青岛的骨科“四条龙”之一，老孙，老汴，老玉，她姓石，都是青岛著名的骨科大夫。她让我去当赤脚医生，除了跟她学正骨外，我有一个妹夫是青岛市一家医院的西医大夫，我也跟他学习简单的西医诊断知识和用药知识。同时我还跟着我姨的一个老同事，就是四方区医院一个老中医大夫，学了三个月的针灸。
安娜：三个月？
谭国庆：对，学了三个月，当时为了快学，在我身上试的针，自己扎自己。去了之后，当地的村干部也得考察考察你是不是行，光说你会，其实我心里也打鼓，学的时间太短了。那时候上进心特别强，而且脑子也好使。事儿又巧，民兵连长的一个孩子住在果园里，当时的一个村医在给他治病，扇扇子，帮他退烧。我到那儿一看不行，这个孩子是脑膜炎，根据他的体征，体表，脚心一划，我断定是脑膜炎，赶快送医院。连长也奇怪，他相信，不敢耽误，不相信，更不敢耽误了，万一是怎么办。结果赶快地带着，套上马车，我们一块到了县医院，一诊断是脑膜炎，第二天小孩就死了。
安娜：第二天死了？
谭国庆：对，治晚了，那时候农村医疗条件不行。孩子在家里耗着，村医也不懂，他认为是中暑了，只会给他扇扇子。这个事奠定了我的基础，连长和村民对我很信服。于是我就在村里干赤脚医生了，给村民接骨，正骨。开始打针我还不会，肌肉注射不会，不会也得学，那个地方医疗条件很差，老百姓生孩子，就在炕上放上细土，把婴儿放在上面，当尿布，拉了尿，把土挖出来，再把干土放在上面。
冬天的时候，用个布袋，院里放个锅，锅上放个破桶，把细砂放在上面炒，炒到有温度了，把它装到袋子里，暖和了，把小婴儿放进去，给他兜着屁股，大小便都拉在里面了，换的时候把孩子抱出来，再把土倒出来，真是土孩子。
有一次，真是巧了，一个大夫病了，是公社医院的一个老中医，胃痛，没治好，住院了。他们把我叫去了，我是第一次出山，叫出诊，也是我的第一次出山，我给他针灸，根据老师教给我的，从这边扎到那边，主要穴位，配合我练的气功，结果给他治好了，一次就轻了。然后名声大震，都说青岛来了一个大夫，会扎针，扎针不花钱，不但本村的扎针不花钱，外村的扎针也不花钱。在这个当中我还治了一个青年，尿炕的，治遗尿。
安娜：晚上老尿床？
谭国庆：对，我给他治好了，后来他还当了兵。
安娜：怎么治的？
谭国庆：就是用针灸。那会儿也下工夫，也年轻，我看的书也多，愿意干。
安娜：什么病都看？
谭国庆：什么都看，从小病到手术，包括人腿，马腿断了我都得接。那时候马是壮劳动力，每个村里下地最大的牲口就是马和骡子，是个大劳动力，如果它的腿折了，不给它治好，全村人就要哭了。
安娜：赤脚医生不但要治人，还要治牲口？
谭国庆：是，给人打针，给马打针，给猪打针，都是我自己干，注射。
安娜：这在西方无法理解，看动物就看动物，看人就看人。
谭国庆：那个时候农村很落后，不可能一个村配上一个兽医，你只要能看病就人畜一起看，就行了。那时候贫穷，我们下乡的时候吃什么？地瓜干、地瓜面。
安娜：没有赤脚医生以前那个马怎么办？
谭国庆：他们就没办法，只能哭。那边往西一点，白安区，靠德州、滨州，比较穷，比较苦，盐碱地，就一季粮食，就是海滩当年淤积成了盐碱地，长庄稼很困难，原来是大海。
我除了针灸不错，还有正骨也挺好，有人打球的时候胳膊不能动了，有时候大人背着孩子，胳膊环掉下来了，就是脱臼，找我接上就回去了。这叫复位，都是跟我姨妈学的。我真正的培训，就是在四方区医院培训的三个月，就是这个教教那个教教，针灸，搭脉，把脉，中医把脉。赶紧突击，突击了三个月就到农村当赤脚医生了。
那个时候，赤脚医生大多数都没有比较系统的学过，医疗条件也马虎，他们也不讲究，打预防针，常常一根针打半个村，不换。
安娜：不消毒？
谭国庆：不洗，不换。当时医疗条件非常非常短缺，但是人也健康，那会人身体也健康，也没有艾滋病，也没有肝病，就是一个针头拔下来，再打。最多用棉球擦一擦，用酒精消下毒，但是里面洗不干净。我们有时候条件差，在月亮下面输液，没有灯，我就干过。
安娜：在月光下面？
谭国庆：静脉注射，扎针都干过，不可想象哈。我为什么后来干的比较出色？办了几件事儿，其中一个事就是口对口救了一个老人。我当时在那个群体当中，我的文化程度算高的，当时的老高中毕业生比现在的大专生都强。
但是也办了一个比较遗憾的事，这个事在我后来的朋友当中知道的很少，他们都不知道，我也从来没讲过。为什么呢，这是一个终身遗憾的事，这个病号是我经手的。我当时去了以后，这个病号家里有三个孩子，都不大，我诊断是败血症，败血症得需要到医院抽血化验确诊，那个症状像败血症。为了谨慎起见，我找了公社卫生院的大夫，我把症状跟他说了一下。他说是疟疾。我说老师你再去看看吧，他说你看了我就不用看了，然后他给开了处方。我说老师您再谨慎点吧，我怎么看着不是疟疾呢。他说，不用，我负责，就把药给病人开了。结果死了，拉下三个孩子，误诊。这药象龙葵、奎宁，不是疟疾不能吃，吃多了会导致死亡。
当时那个诊断条件太差了，太落后了。那时候生活也比较困难，家里条件确实比较差，农村来了一个大夫，都包饺子吃，白菜饺子或者韭菜饺子，没有油就放几粒花生米当油。他们都叫我国庆哥，80岁的老爷爷也叫我国庆哥，小孩叫国庆哥。村里有些病号没时间没钱，需要验血的话，都是我给他抽了血，装在裤兜里走八华里到县医院，带到医院给他化验。因为那个时候生产队只有两辆马车干活，你借不到，自行车也很少，只能靠两腿走。我跟一些老乡的关系很硬，也加上我医术也比较高超，我在我们村还是干的不错的。
在自学方面，我把一些基本的基础课，中医的，西医的，基本课的一些书我都看了，我的舅舅在新疆是大学的教授，给我寄了十几本书。因为那时候年轻，好学，自己又愿意干，再一个一出点成绩觉得很高兴很高兴，特别他们把我叫成国庆哥，我觉得很自豪，很亲切。
我干赤脚医生从1969年秋天开始干，一直干到1973年的春天。1972年的秋天，那时候青岛医学院搬到白寨那边去，县里给我留了一个名额，让我去进修，让我去上大学。为什么呢？县安置办公室一个主任，他弟弟结婚，借了一匹马，把马腿卡断了，当时一匹马值上千块钱，上千块钱可了不得了，一个月的工资才二十、三十的。我和我姨把马腿接好了，他非常感谢我，是有这个关系。第二层关系，有个县委书记回家养病，我天天给他量血压，打针，处的都不错，他们说挺好，干的不错，就推荐我去上大学，我没去。为什么没去呢，因为我出身不好，当时我不敢去，当时工农兵大学生出身得好，我怕上学的时候有事。那时候后顾之忧太多了，那时候的社会背景就那样，可能你不理解，天灾人祸都赶在一起了，所以老百姓非常贫困。
所以农村治病不能完全依靠科学治病，老百姓都有一点迷信，特别是病了的时候。其实中医也讲周易，不是迷信，但有点迷信色彩。有一次我在田里劳动，赤脚医生还得劳动。有一个人说，国庆哥，王杰的媳妇病了，让黄鼠狼附身上了。就是神经错乱了，他们叫黄鼠狼附在身上了，说你赶快去看看吧。我随身带着药箱，里面都有针，针灸的针。我刚到她大门口，她就说国庆哥来了，我走了啊，国庆哥来了，我走了啊。就这么吆喝。那会也年轻，很快鞋都没脱，接着就给她针灸，边针灸边随她叫，我说你往哪儿跑？你往哪跑？再敢不敢了？奇迹发生了，她立刻好了。凡是能下的穴位我全给下上了，当时下了六个穴位，好了，再没犯过。
另外一个也是，队长的老婆赤身裸体在街上跑，他过来叫我，说国庆哥你赶快看看，病了。我往外走的工夫她就往家里跑，关上门以后，敲门她不开门，说国庆哥，你走吧，你走吧，国庆哥，你走吧，你走吧。后来我在她大腿这边给扎了一针，边扎边假装帮她撵鬼，然后又下了药，也好了。你说在农村，有时候完全依靠科学是很难给这类人治病的，因为她们得的是心病。
我看过一篇杂志文章，说为什么人会迷信，是因为有些自然现象我们还没有破解，现在科学家还没有研究到能解释一切的程度。黄鼬，还有狐狸，它身上都有电波，有磁场。它的磁场，它的微波，和人身上的磁场有没有感应？没有人能说清楚。
既然农民的脑袋有点迷信色彩，我就利用他们迷信的观点，用一种实际上是科学的方法治疗他们的病，该怎么治就怎么治，但是说话当中随着她们说，就好像和它交流，和它接茬似的。你的目的是治好病嘛。
就这样，慢慢的我就干起来了，我在村里面的威信，还是不错的。不忙的时候，我就到县医院去帮着值班，值班看药，虽然没有处方权，但是可以抄处方。所以我们这些赤脚医生，就是当初的下乡青年，在农村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特别是在边远地区，你这次不到东北去？有机会你一定要到东北去，他们这些知识青年回城以后，东北的小学老师都没有了，大夫没有了，赤脚医生没有了，拖拉机手都没有了，就是大批的技术骨干都没有了。赤脚医生这个特殊的群体，在当时那个时期是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知识青年有文化，而当地的人文化都低，我到过的一个县的副县长他跟我谈，说年轻的时候我小，但是我印象很深，上海的知识青年穿裙子，牙膏，化妆品，花布，都是知识青年给我们带来的新鲜事。以前中国农村许多地方的人不知道刷牙，是知青去了以后他们才懂得什么叫刷牙。
安娜：您觉得农民对您的医术信任吗？
谭国庆：信任。就是觉得农民对你这么信任，信任到这种程度了，自己觉得要好好的对他们，越这个样，干的越仔细。因为那时候条件太差，你稍微一努力就能给他们创造比较好的医疗条件，你就会很容易做好这个工作，很容易做成这个工作，他们的病痛也少了。举个例子，他闪腰了，不能动，我就说你能不能坐？不敢坐，就站着。我一试脉象很旺，我心里有数了。我说你怎么闪腰？他说我去干什么什么了。我说你哪边腰痛？他说这边腰痛。我说你把右腿，先一开始把右腿蜷起来，扶着墙站着，我就把他的腿撸一下，委中穴，找出那个血管，扎一针，他的血出来以后，流到了脚后跟，因为委中是血管，把血给他止了，好了。腰背委中求，这是中医的一个术语。
还有一个病号来了，牙痛，我说你怎么了，他说我去赶集了。我说脱下鞋，他问牙痛脱什么鞋啊？我说你脱鞋，把右脚给我。农民的脚你想想啊，我也不在乎，开通穴打上一针，我运着气给他上下动，咬牙，咬牙，一边说着让他咬牙。怎么样？轻了。我给他活血，当难有难法，当解有解法，从这一边调到这边，把它平衡了。还有胃痛，或者肚子痛，或者有其他的痛，我用不同的解法。那时给病人治病，很仔细，很认真，干的很有味道，很好，很有成就感。
安娜：到现在做什么事还是那么认真？
谭国庆：是，养成习惯了。
安娜：您今年多大了？
谭国庆：70岁了，69周岁。
安娜：一点都不像。看着也就五十多岁的样子。
谭国庆：我这个精神头还行。现在喜欢收集知青的资料，有关中国研究知青的书我基本上都有了。目前学术研究，很难把知青历史说透，也不能下什么定论，只能是探讨这个事，有不同的观点。说个题外话，有的知青说我下乡吃亏了，我就说下乡也锻炼了我们；有的说当年毛主席让我下乡我就下乡，我们受到一些损失，我们现在需要补偿；但也有许多人认为，下乡为我们带来了丰富的人生经历，我们现在应该快乐地享受这个经历，做个老年快乐派。像我们这些人都是快乐派，大家经常一块来玩玩，交流，交流，说说知心话。
这不，你来了，而且是从美国那么老远来，我们就高高兴兴地聚到一起，把我们过去的历史讲给你听。但是我讲不是在诉苦，我在叙述，苦不苦？很苦很苦。苦到什么程度呢？我当年在村里住的时候，你想喝杯水也不给你，我没有水。当年我们村是退海之地，连井水都是咸的，就住在那个地方。做饭都没有水洗菜，蚜虫很多，跳蚤，都一起放锅里做饭吃，很艰苦。但是当年年轻啊，不也过来了嘛。
因为周围老百姓也是这样，大家都这样，也不觉得苦。而且当年人心比较好，人心比较坦白，忠厚老实。从我收集的资料看，比我苦的知青多了。
安娜：收集资料是做史学最基础的工作。
谭国庆：对，最基础的，要不然有些东西你不懂，我这里不但有知青历史的书，还有当年政府有关知青工作文件汇编，国务院的、知青办的。
安娜：这个很少。
谭国庆：这个民间没有，这个不能放在民间里，里面的文件有些现在也不能解密。这些还没编号，书都有编号，这本书没有编号，不知道怎么出来的。像196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致知识青年的一封信，铅印的没有，对外不发表。什么样的人能看到？一些专家学者，这样的人通过有关部门可以看看，你们做研究的，可以通过外事部门到中央档案馆查一查可以。全国知青的资料我这儿是比较全的，是个大总汇，他们找资料都到我这儿找，我的网名叫老谭子。
安娜：您小的时候想做什么？
谭国庆：我小时候想当老师，想当个作家，我现在也是个作家，青岛作家协会的。当年我英语很好，是学生会主席，在班里是英语课代表。我学到什么程度，苏联有一个女的英语专家，编了一本简易的英语字典，四千字，我都能背下来，这本字典我能背下来。英语老师批作业，给同学批作业，都是我批，我帮老师批作业，到这个程度。唱英语歌曲，演英语话剧，说英语相声，英语很不错了。就因为我家庭条件不好，考不了大学。
安娜：家庭背景没影响你当赤脚医生吗？
谭国庆：那个没影响，因为下乡知识青年可以当赤脚医生，赤脚医生可以从知识青年当中选。因为知识青年当年有很多选择，可以当民兵，可以安排村办工厂，当技术员，当老师，当会计，当记工员，饲养员，都可以，赤脚医生当年并不是最好的活儿。
安娜：你当赤脚医生看病有工资吗？
谭国庆：没有工资，什么报酬都没有。
安娜：天天还得看病？
谭国庆：得看病，有时间就去劳动。
安娜：您劳动的工分跟村民一样的吗？
谭国庆：平时我7分，全天劳动力是7分或者10分，我记全工7分，没有额外的补贴，就象是普通的村民，就是挣工分。没有病号了你下地干活，有病号你看病去。
安娜：一分多少钱？
谭国庆：一分几分钱。有时候，干了一年还往生产队倒找钱，干了一年活，不但没拿到钱，还得往生产队找钱，还欠钱。
安娜：为什么？
谭国庆：你挣的工分低，到年终给你分了菜，分了萝卜，分了麦子，分了玉米，分了草，这些东西都算上钱。你的工分，一分是两分钱，你一天挣10分就是两角钱，到了年底你发了这些东西，可能你今年只挣了180块钱，发的东西却是200块钱，你就要交20块钱给生产队。因为工分低，赤脚医生这个活轻巧，所以挣不了高分，人家挣10分，这个挣7分。他们有些从大城市来插队的知青没有钱，每年回家问家里要钱，很多这样的。
安娜：干一年不但没有钱，还得往家里父母要钱？
谭国庆：好像那个时候也不在乎这个事，挺普遍。
安娜：即使这样，您还是有理想？救死扶伤？
谭国庆：当时是觉得自己生活的挺好的，有意义。那时候受的教育不一样，受的是毛泽东思想的教育，积极向上的教育，为人民服务积极向上的教育。就是这个样，那个时候不觉得特苦，觉得是很平常的事。努力为老乡看病，治病救人，也不想为了争取什么，也不想为了得到什么，没有，一点没有。我在村里参加劳动的时候，下大雨了，都去抢场，开闸，差点掉到水库里去，觉得就那么回事，无所谓的事，应该的。那时候人的思想确实不一样，我们这一圈的，这一帮子下乡青年，都是这样的。
你看到我们这个群体了吧，像我们这个群体在山东基本就是这么个状况，大家伙比较和谐，为了欢欢乐乐的渡过晚年，都是这种想法，没有其他的想法。我们当中不谈论过去，不管你过去多大的干部，不管你曾经富有还是贫穷，我们都交往，我们在一块就是这个样，和和气气。比如你来了，我们都很欢迎，他们特地从青岛开车跑来，为的就是让大家见个面，有个缘分。象妞妞、李霞她们几个，从青岛专门过来，开个车，费个时，出个力，为的什么，就是见个面，大家一起高兴聚聚，大家有共同的经历嘛，给你说道说道。
你想想，我们当年下乡也是国家发展计划的一部分，因为城镇一下子解决不了那么多城市青年的就业问题嘛，国家规划的都很好，就是毛主席12月22日那一句话，一下子把这个事冲了一下，变成一种运动了，变成一种政治运动了，所以脱控了，某些方面在安排上跟不上了。再说人数太多了，太多太多了，说是一千七百万，也有人研究说是加上回乡知青近三千万。
那时候对这个社会懵懵懂懂的，到现在就觉得下乡这一段经历是一笔财富。苦吧？苦！但当时年轻，一扛就过去了。
你有心做知青赤脚医生这个专题研究，我们非常欢迎，你过来能了解一下，我们也如实的向你叙说一下，这就是咱们的缘分。
安娜：非常感谢您说这么多，也非常感谢妞妞阿姨、李霞阿姨她们这么远地来到这里，我可能会在今后的研究报告或出版物中引用您的谈话记录，您同意吗？
谭国庆：没有问题，我们去吃饭吧。
安娜(Anna Quian)
1993年生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理察逊市，美国杜克大学脑神经学和东亚研究双学位荣誉毕业生，现就读美国杜克大学研究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