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曹娥碑》到曹操以及王羲之的那些事儿

提起《曹娥碑》，首先想起的是曹操和杨修的那个“绝妙好辞”的故事。

故意的大意是这样的：有一年曹操与杨修一起出行，路过《曹娥碑》时，见碑的背面刻了“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个字，曹操不解，问杨修，杨修正要回答，曹操说：“你先别说，让我想想。”于是曹操边走边想，直到走过三十里路以后，曹操说：“我想明白那八个字的意思了，你说说看，看我们是否理解的一样。”杨修说：“黄绢，色丝也，合到一起就是为“绝”字；幼妇，少女也，合在一起就是“妙”字；外孙就是女儿的儿子，就是女子，合在一起就是“好”字；齑臼专门用于捣葱蒜的器皿，葱蒜又都是辛物，受辛两个字合起来是“辞”（辤）。这八个字是“绝妙好辞”四字，是对《曹娥碑》正面碑文的赞美。”曹操惊叹道：“尔之才思，敏吾三十里也。”（你的才思敏捷，比我快三十里啊！）

（《曹娥碑》碑文局部）

当然，这个故事有附会程度，因为曹操没有到过长江以南，因此不可能见到《曹娥碑》，于是后来又有一说是曹操有一次率兵出潼关，途经蓝田，到了老朋友蔡邕的故居，就让军马先行，自己带着杨修和随从一起来到蔡邕庄上，当时只有蔡邕的女儿蔡琰在家，礼毕之后，曹操见壁上悬挂着一幅碑文图轴，便上前观看，就是这个《曹娥碑》，蔡琰就跟曹操讲了父亲暗中抚碑读文，后在碑文后面补上了八个字的事情……然后，才是杨修讲解，曹操三十里后理解的事儿。

还有一件比较要紧的事儿，就是传说，或者说是大部分的文献记录里，《曹娥碑》都是王羲之书写的，因此其地位几乎仅次于《兰亭序》算是书圣的神迹。

不管如何，《曹娥碑》反正是好文章，因为既是绝妙好辞，不是好文章是不可能的；同时，《曹娥碑》又是好书法，王羲之的字啊，那还了得！

但是启功老先生不这样认为，他在自己的《论书绝句》的第六十三首，对《曹娥碑》的这两个著名的事儿，都提出了质疑，我们先看原诗：

失名人写孝娥碑，拟不于伦是诔辞。

谶语毕陈仍进隐，长篇初见晋传奇。

一句一句解释一下。

第一句，失名人，一般记录里都称《曹娥碑》是王羲之所书，便南宋的《群玉堂帖》称，是“无名人”所书，原碑本来就没有注明书写者，因此，启功较认可这种说法，孝娥碑，指的是《曹娥碑》，曹娥本是孝女，这里因为是诗律要求，平仄的关系，此处用孝娥。

第二句，拟于不伦，比拟得不伦不类，《曹娥碑》中记载的有以尧二女的事迹比拟曹娥的事迹的句子“若尧二女，为湘夫人。”讲的是节妇殉夫的事迹，而不是孝女殉父之事，因此，说比拟不恰当。是诔辞，是一篇哀悼死者的文章，与哀辞、祭文同属于一个系列的文章类别。

第三句，谶语，预言式的语言。毕陈，说完。仍进隐，当年东方朔为汉武帝献谜语的事儿，称“进隐”。比拟说，《曹娥碑》行文啰嗦，不简练。 第四句，长篇，（《曹娥碑》传说的曹操与杨修的故事）其实是一篇小说。初见，最早见于。晋传奇。晋代的传奇。

（《曹娥碑》拓本）

先说《世说新语》里的曹操与杨修的故事，出于“捷悟”一章节，原文是：

魏武尝过曹娥碑下，杨修从。碑背上见题作“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字，魏武谓修曰：“解不？”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修别记所知。修曰：“黄绢，色丝也，于字为‘绝’；幼妇，少女也，于字为‘妙’；外孙，女子也，于字为‘好’；齑臼，受辛也，于字为‘辞’；所谓‘绝妙好辞’也。”魏武亦记之，与修同，乃叹曰：“我才不及卿，乃觉三十里。”（这个就不翻译了，跟开头讲的故事一致。）

其实这就是绝妙好辞的来历，但这个故事后来被后人（刘峻）直接考证只是小说家的话，不是历史，因为曹操本人从末到过江南，不可能见到《曹娥碑》（碑在江南，浙江。）。

（《曹娥碑》拓本局部）

再说是不是王羲之所书的事儿，先是传说东晋升平二年，王羲之亲笔书写《曹娥碑》，文字由新安吴茂先镌刻。此碑绢本手迹现存辽宁博物馆，上有梁代徐僧权、满骞、怀充等人题名，还有韩愈、宋高宗等人题款（来自百度百科，不知资料准确否，有机会当去实地考证）。

至少证明，这个碑现在是不存在世了。

现存的曹娥碑系宋代元祐八年（也就是公元1093年）由王安石的女婿蔡卞重书。此碑高2.3米，宽1米，为行楷体，笔力遒劲，流畅爽利，在中国书法史上有着较高的地位。算算，快一千年了啊，当然也是弥足珍贵的。

启功老先生为了考证这个碑文不是王羲之所书，专门查询《水经注》（地理名著，共四十卷。作者是北魏晚期的郦道元。）文中所引，与南宋《群玉堂帖》中所说的一致，并没有标明是王羲之所书。《水经注》当属考证比较严明的一本地理书籍，因此，启功老先生认为是可信的。 又加上，碑文中所写的内容，多处用比不当，称“绝妙好辞”是不恰当的。因此启功对于《曹娥碑》的文学成就也不认可。

（《启功论书法》原图及诗解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