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和群众相对，始终是不合逻辑的！周总理的政绩观群众观党性观
周总理不尚浮华的政绩观
几十年来，周恩来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建立的功绩是那样的伟大，但他从来也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周恩来认为：“我们每一个人，不管过去做了多少工作，现在担任什么职务，没有党和人民，就既不会有过去的成绩，也不会有今天的职务。党和人民是伟大的，我们个人是渺小的。”（《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35页。）
他曾多次告诉记者，要多宣传群众，不要突出他自己。在重庆时，他坚决不让《新华日报》登他的照片。他出国时，发现有的驻外使馆挂他的像，立即取下，只挂毛主席的像。他坚决不许把他在延安、淮安等地的旧居辟为他的纪念馆。1955年，邓颖超同志参观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发现纪念馆内周总理的像比别的教员的像大一些，他便委托邓颖超转告农所的同志，把他的像放成同别的教员的像一样大，并深情地说：“那几位同志都为革命牺牲了，我们的像不应当超过他们。”
对形形式式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他深恶痛绝。有一次，周恩来观看密云水库修建规划，当场向有关人员严肃指出，“这个规划见物不见人，没有对几万移民的安排。”要求重新规划。1958年，北京市给总理送了一个远景规划模型，一直放在西花厅，其中有国务院办公大厦、各部办公楼的规划。总理明确表示，在他任职期间，不盖国务院办公大楼。他担任共和国总理长达27年，一直住在西花厅。
邓颖超同志曾对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的人员和亲属指出：周恩来“一生为党和人民建立了许多功勋，但他从不居功自傲，而是经常检讨自己。他的功劳越大，越是虚怀若谷，地位越高，越是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兢兢业业，戒慎恐惧。”（邓颖超：《继承遗志永远向前》。）
周总理唇齿相依的群众观
“'党员’和'群众’相对，始终是不合逻辑的。”（《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257页。）其实“党员也是群众中的一员，包括领导人在内，不能自居于群众之上。”（《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77页。）在周恩来整个革命生涯中，他始终同人民群众心连心，最不能容忍那些高高在上、不关心人民疾苦的现象。1955年至1956年间，广西一些地区发生严重自然灾害，一些干部对救灾未采取有力措施，饿死了几百人．周恩来听了这一事件的报告后，心情沉痛地说，事情的性质是严重的，“我们的国家制度所以优越，就是因为我们的政权是人民的政权，我们的人民政府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与人民息息相关的，不关心人民疾苦或者关心不够，那是不允许的。”
周恩来历来主张，不论革命和建设都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领导者的工作“应该靠同志们的帮助，共产党人是靠集体生活的。”（《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37页。）周恩来早在四十年代制定的修养要则中，就规定自己“不与群众隔离，过集体生活”。在周恩来看来，“一个人孤陋寡闻，不进则退，怎能有科学性？因此，“要让大家说话，要不断同大家商量”。他还尖锐地提出了脱离群众的严重危害：“脱离我们的基本阶级群众，就会丧失党的基础。”（《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60页。）“离开了群众，我们就会枯死！锢死！”这些话语掷地有声，犹如警钟长鸣，至今令人警醒。
周总理一心为公的党性观
周恩来“把自己看作是党的人，是一个人民的勤务员。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恩来始终如一地遵守着这条共产党人的最重要的准则。”（邓颖超：《继承遗志永远向前》。）他把为广大群众谋利益，概括为“立党为公”。1973年8月23日，他主持召开协商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的会议，指出“我年纪大了，但我还是要为党鞠躬尽瘁的；我们是立党为公，不是立党为私。”（陈晋：《领袖与人格》（《周恩来和他的事业》第553页）。）第二天晚上他在中共十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分水岭，是真共产党员和假共产党员的试金石。”在今天，重读周恩来的这些铿锵有力的话语，仍然使人热血沸腾。这是中国共产党反对党内那些严重的不正之风，特别是党员干部尤其是那些高级领导干部贪污受贿、只为自己和小集团谋私利的腐败行为的锐利武器。周恩来言行一致。“立党为公”，他不但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一生为人民的利益鞠躬尽瘁。他身后没有儿女；他和邓颖超仅有的5000元人民币，也全部交了党费。
——用人负责的观念。一旦发现别人犯了严重错误，他都要“站在中央工作岗位上”，“觉得自己有失察之咎”，“首先领导上要自我批评，要多负一些责任，问题总是同上面有关系的。”（《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55页。）在周恩来看来，一个政治领导者不但要对他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且要对他所领导的人做的事情负责。改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要从领导做起，首先领导上要自我批评，要多负一些责任，问题总是同上面有关的。
对于亲属的任用，他是严格把关。他说：“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1974年筹组四届人大领导班子时，毛泽东批准提名邓颖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也被周恩来给压下来了。直到他去世后，1977年全国人大选举邓颖超任常委会副委员长，她才知道毛泽东早有批示。
——严明的纪律观念。他说：“如果说'严于责己，宽以责人’，对共产党员就应该要求严些。”（《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04页。）特别对于党的干部，更要严于要求自己，因为身为领导，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要影响一大片。周恩来入党时，邓颖超加入了共青团，虽然是夫妻，但彼此都严格遵守党的秘密，互相没有通报。这种习惯也一直延续到周恩来与邓颖超以后的婚姻生活。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总理跟接触原子弹的人说:“你们跟任何人都不要讲，邓颖超是中央委员，我都没让她知道。”爆炸前一天，总理值班室除了办公室的经手人知道外，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周恩来逝世后，很多人见了邓大姐讲一些事情，邓大为诧异，“哟，这件事情我还不知道！”对方也很奇怪:邓大姐，你怎么还不知道？“这种情况，外人奇怪，我们不奇怪。”（赵炜：我的西花厅岁月，《三联生活周刊》，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