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樹偉、張鴻鳴丨德國柏林國立圖書館藏宋本《周易集解》新考
追記：拙文草成於2018年，高樹偉曾於同年6月10日在北京大學中文系舉辦的“文獻挖掘整理研究沙龍”口頭發表。後經多次修改，高樹偉、張鴻鳴另於2019年5月18日在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舉辦的“古籍板本學方法論”沙龍口頭發表，時北京師範大學劉駿勃先生在座旁聽。其後，《西華師範大學學報》於2019年第6期發表劉駿勃先生《波蘭藏南宋蜀刻本〈周易集解〉之價值》一文，其所用材料、論證思路與本文略有交叉。高樹偉、張鴻鳴與劉駿勃先生並無任何交往，亦不知其文寫作情況，特此說明。習作撰寫過程中，先後蒙顧永新、劉薔、張麗娟、吳國武、艾俊川、張學謙等老師賜正，陳翌偉女史幫助和校浙江省博物館藏黃丕烈等校跋汲古閣刻本《周易集解》，一並致謝！文中訛謬，概由作者負責。2020年4月6日
德國柏林國立圖書館藏
宋本《周易集解》新考
高樹偉、張鴻鳴
關鍵詞：周易集解 嘉定本 蜀刻 影宋鈔本 板本學
一、引 言
《周易集解》是唐代李鼎祚蒐輯虞翻、荀爽等三十餘家《易》注而成的一部《易》學名著。其書名，歷代公私書目著錄不一，稱“易解”，或稱“易傳集解”，流傳過程中多稱“周易集解”（為便行文，下稱《周易集解》）。《周易集解》在宋代的刊刻情況較為清楚，凡三刻：首先是北宋慶曆刻本，據北宋慶曆甲申（1044）七月計用章的序稱“屬所親眉陽孫景初募工刊刻，以廣傳布”；[1]其次是南宋乾道初鮮于侃守資州時所刻，“斥學糧之餘，鏤板藏之學官”；[2]最後是南宋嘉定年間鮮于侃之子鮮于申之在蜀地重刻，因“板復荒老，且字小”，[3]以大字刻之漕司。[4]
學界傳德國柏林國立圖書館（Staatsbibliothekzu Berlin）藏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宋刻孤本（下稱柏林本），凡六冊十卷，現存殘卷四冊卷六至十。[5]全書彩色照片已在柏林國立圖書館及波蘭雅蓋隆大學圖書館網站公佈。[6]此前，神田喜一郎、高田時雄、李致忠等，均曾就柏林本發表文章，確認此書為宋刻孤本。由於此書未能影印出板，國內研究者大都不曾寓目。對柏林本的認識，也僅停留在現有的幾篇文章對此書的介紹。
較早研究柏林本的是日本學者神田喜一郎。1937年2月，他在《書志學》發表了《歐洲訪書記の中から》，文章第一部分即“宋槧の周易集解”，介紹1936年到德國普魯士圖書館調查典籍期間所發現的六冊完整《周易集解》。這篇文章考察了柏林本的歷代著錄、遞藏源流及板刻字體等情況，認為此書為天壤間幸存唯一一部南宋嘉定刻本，彌足珍貴。[7]
2009年，中國國家圖書館在北京香山飯店舉辦古文獻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日本京都大學高田時雄教授在會上宣讀《宋刊本〈周易集解〉的再發現》，後將論文發表於《國際漢學研究通訊》。此文梳理神田喜一郎柏林訪書、普魯士國家圖書館典藏及二戰末期書籍疏散情況等背景，介紹2007年他赴波蘭雅蓋隆大學圖書館訪書期間重新發現了這部《周易集解》，惜僅存末二冊（卷8-10）。據其目驗，推測了原來的卷冊情況，確認柏林本為蜀刻大字本。[8]同年，高田時雄在會上宣讀論文時也引起李致忠注意。他在研讀神田、高田二文的基礎上，寫成《唐李鼎祚〈周易集解〉略考》。此文的主要創獲，是借助兩位日本學者提供的材料，討論《周易集解》在宋代的刊刻情況，討論南宋嘉定本的刊刻尤為細緻。尤其留意此書刊刻地點漕司的位置，推論申之若做過潼川路漕司官，則此書刊刻應在潼川府或遂寧府。又析分此書歷代分卷情況，認為此書由十卷至十七卷的變化，始於明代朱睦㮮。[9]
總之，學界認為，柏林國立圖書館所藏這部《周易集解》，為三種宋刻中僅存的孤本，即南宋嘉定蜀刻大字本。由於研究者所見柏林本的情況不一，尤其是二戰末期，此書在隨其他書籍轉移中，幾冊分散流傳。又因當時研究條件所限，幾位學者衹是對其歷代著錄、遞藏印記及板刻風格等項做了些考察，與對確定此書遞藏源流、板本性質、校勘價值極為密切的序跋、藏印、諱字、刻工、板面現象及文本內容等，尚無系統、深入的研究。
近年來，歐洲各大重要典藏機構通過網絡陸續公佈了大量重要漢籍的高清彩色書影。國內的研究者，尤其是古典文獻學領域，也開始借助網絡，將視角逐漸轉至國外，探研以前曾消失在學術視野中的古書。現就我們所見德國公佈的柏林本照片，梳理前人研究成果，在研究柏林本書前序跋、流傳、改裝、刻工、諱字的基礎上，另將殘存於《群書校補》等書中的影宋鈔本文字輯出，以之覈校柏林本，重新討論有關柏林本的幾個問題。
二、柏林本的改裝及遞藏源流
《周易集解》的卷數，歷來頗多紛爭，主要有兩種意見：一是以《新唐書·藝文志》為代表，著錄“李鼎祚《集注周易》十七卷”；[10]二是以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為代表，著錄“《李氏集解》十卷”。[11]由於古書形制等因素影響，不同時代對“同一部書”的認識不同，由此對某些書的分卷也產生了分歧。《新唐書·藝文志》著錄為十七卷，應是兼《易髓》三卷、《目》一卷、《瓶子記》三卷合而言。《宋史·藝文志》將《易髓》三卷、《目》一卷、《瓶子記》三卷析出。宋人所見《周易集解》刻本李鼎祚序云“十卷”應不誤。[12]明代朱睦㮮（號西亭，約1516-1585）刻《周易集解》，遷就《新唐志》將其強分作十七卷，為是書卷數淆亂之始。
高田時雄當時在波蘭雅蓋隆大學圖書館所見此書為末二冊（卷8-10），他曾據神田氏《歐洲訪書記——宋槧周易集解》中的描述，推斷這部書各冊卷目情況如下：
第一冊（序、卷一） 佚
第二冊（卷二、卷三） 佚
第三冊（卷四、卷五） 佚
第四冊（卷六、卷七） 佚
第五冊（卷八、卷九） 存
第六冊（卷十、略例） 存
據柏林國立圖書館公佈的書影，以上推斷是錯誤的。今所見原書存四冊，卷5、6，卷7，卷8、9，卷10各一册。據神田氏文章介紹，這部《周易集解》卷首有一紙副葉，上有小楷字云：
《易傳》，原二套十本，五十一年十月初六日，暢春園發下，去襯紙改一套六本。唐著作郎李鼎祚集解。前有自序竝晁公武、李燾序，又乾道年鮮于侃、嘉定年申之序。宋板。[13]
由此副葉文字可知，此書原是清宮舊物。康熙年間何焯（字義門，1661-1722）任武英殿纂修，得見幾種宋本書在御前重裝，其中就有這部《周易集解》。據何焯描述“果毛氏舊物分授斧季之兄奏叔者，後歸季氏”，[14]驗之今本，其中確有毛氏汲古閣及季振宜諸印。上引神田氏記錄，此書卷首有一紙副葉，記錄康熙五十一年（1712）十月初六，此書由暢春園發下，要求撤去襯紙，改原來的十冊為六冊。差不多同時由暢春園發下改裝的，還有一部宋板蘇轍《詩集傳》，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15]此部宋板《詩集傳》副葉簽條的措辭，與封面簽條的寫法，都與這部《周易集解》極其相似（圖1），可供研究參照。
圖1：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本蘇轍《詩集傳》書影及副葉簽條
柏林本進宮的時間，至遲是康熙五十一年。值得注意的是，副葉所記改十本為六本，則可據以推測，清宮改裝之前的分冊情況為各序及卷一為一冊，卷二至卷九每卷一冊，卷十與《周易略例》《後序》合一冊，如此恰為十冊。查此書現存各卷鈐蓋的毛氏印章，卷五至卷九，都是各卷首尾鈐印，卷十則衹有卷端有毛氏藏印，卷末無鈐印，另外《後序》之末鈐蓋汲古閣諸印。[16]這正與我們推測的改裝前的分冊情況相符。且通過對比，《周易集解》上鈐蓋的印章能與他書鈐蓋的印章對應（圖2），確屬原印，非後人偽刻。
圖2：柏林國圖立圖書館藏《周易集解》鈐印及它書鈐印對比
另外，向達曾在《日本對我賠償中關於文物部分賠償的問題》中說，這部書中還鈐有乾隆的印璽，“而柏林國立圖書館所藏的宋板《周易集解》，為天壤間孤本，其中汲古閣和乾隆的藏印觸目皆是，這當然是由清宮裏擄出去的”。[17]乾隆印璽，神田氏並未提及，其中或有蹊蹺。[18]若非向氏誤記，乾隆璽印或鈐蓋在已佚失的前兩冊。
檢毛扆所編《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季振宜（號滄葦，1630-1674）《季沧苇藏书目录》及《天禄琳琅书目》，皆未著錄此書。[19]早期，《文淵閣書目》著錄“李鼎祚《易傳集解》一部十册”，[20]《讀畫齋叢書》本《文淵閣書目》則著錄為“李鼎祚《易傳集解》 一部十冊 闕”，此“闕”字應指萬曆三十三年（1605）重新覈查文淵閣藏書時所注，當時這部《周易集解》已全部丟失。[21]上文已述及上世紀30年代神田喜一郎所見柏林本為完書六冊，毛氏汲古閣所藏是否為文淵閣舊藏的那部，已不可考知。[22]
由上文所考，可釐清柏林本的遞藏源流：
毛晉→毛表→季振宜→清宮→柏林國立圖書館
三、柏林本的板面特徵
這部宋本《周易集解》，曾經毛晉（字子晉，1599-1659）收藏，不獨書上毛氏累累藏印可以證明，黃丕烈（號蕘圃，1763-1825）也提到過毛晉曾經得到過宋本《周易集解》。黃丕烈得到了汲古閣影鈔的一部《周易集解》，且黃氏用這部影宋鈔本校毛晉刻本《周易集解》，並題識云：
近見何義門跋《津逮秘書》本是書云：“斧季云是書胡氏初開者，訛脫不可讀，其尊人得宋本遂重開之，獨為一書之冠云。”又跋云：“癸巳之冬，復命祗役武英，乙未夏初，御前以宋槧本數種重裝，中有是書。果毛氏舊物，分授斧季之兄奏叔者，後歸季氏，不知何時進入天府。信乎斧季之言不妄也。書一刻於乾道，再刻於嘉定，有鮮于侃及其子申之二跋，所見者乃嘉定大字本。”[23]
何氏嘗聞毛扆（字斧季，1640-1713）論《周易集解》，提及“其（毛扆）尊人得宋本遂重開之”，何焯小毛扆二十餘歲，可算是同時人，又親聞於毛扆，則其所述應當可信。結合柏林本上的汲古閣印記與黃丕烈跋、何焯語，柏林本為毛晉舊藏的那部宋本《周易集解》應無問題。至於依宋本“遂重開之”，由校勘結果來看，卻不可遽信。由此或可窺見汲古閣刻書、抄書的心態。副葉、何跋兩處所記暢春園將此書發下時間與武英殿重裝時間相差三年：康熙五十一年十月初六日，由暢春園發下撤襯改裝。康熙五十四年乙未夏初，御前重裝。為何此書從暢春園下發至何焯御前重裝相隔三年之久？目前我們尚無很好的解釋。[24]
柏林本字體樸厚，間架結構與顏體相類，行格疏朗，賞心悅目。每半葉八行，行十八字不等。上下單邊，左右雙邊，單魚尾，魚尾下方鐫有“易傳×（卷數）”，板心下方鐫有葉數（每卷單獨編葉），最下方鐫刻工姓名。此書前兩冊已闕失，神田氏曾將書前鮮于申之的序發表，我們由此得以看到申之序的樣貌。值得注意的是，申之序文的末尾，有一段讀不通的文字，且板式排列有些特殊。其末句云“不肖嗣申之誤茲將”以下空白，另起一行作“指敬大字刻之漕司”（圖3）。陸心源（字剛甫，1834-1894）《皕宋樓藏書志》迻錄毛氏影宋鈔本申之序文，“將”字下亦闕五字，後來輾轉引用，有以□填補者。
圖3：柏林本卷首、鈐印及據以復原影宋鈔本的三種書[25]
柏林本有多處翻刻痕跡，集中在第五、六冊。如第五冊卷八繫辭上傳“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中“者莫”二字為雙行小字嵌入（葉54a），占原板一個大字的位置，同樣的現象還見於卷八引虞翻“故爲‘易之緼’也”中“為易”二字（葉59a），卷九繫辭下傳引虞翻“乾坤列東”中“乾坤”二字（葉1a）、“然後可以事求之”中“後可”二字（葉34a），繫辭“故‘後易’，‘易其心而後語’”中“易其”二字（葉40b）。第六冊《略例》蒙卦“識者不求所闇。闇者求明，明者不諮於闇”中“所闇闇者求明明者不”（葉30a）為雙行小字嵌入，占原板四字位置。
以上這些初刻修板嵌入的雙行小字，墨色、字體與大字相類。除冊五卷九繫辭“故‘後易’，‘易其心而後語’”中“易”字下有一橫外，其餘各處均無明顯修補板痕跡，以上這些板或後來翻刻。書板一經翻刻，對原刻的嵌入修補之痕杳然無蹤。
書中有多處墨筆描補痕跡。如第三冊卷五恒卦引虞翻“九四失位，利 上之五”（葉11a），以墨筆在“利”字空格處補一“也”字。第五冊卷五“終吝”的“吝”字（葉36b），上半部分殘，以墨筆補。第六冊卷十“故曰‘明夷 也’”（葉43b），以墨筆在“夷”字後空格處補一“傷”字。卷十“不復兩卦對説”中“兩卦對説”（葉54a）四字因紙張殘破殘去，後以墨筆補之。
書中還有二十六處文氣未斷而句中出現空格的現象。第三冊卷五“无所 容也”（葉11a）、“九四失位，利 上之五”（葉11a）、“不可治國 之大事”（葉16b）、“即天子三接諸侯之 禮也”（葉23b）、“明不可 息也”（葉32b）、“益，利 有攸往”（葉63a）、“故利 有攸往”（葉63b），卷六“謂成既濟 定也”（葉4b），第四冊卷七“進 得位”（葉1b）、“此可謂 ‘既濟定’者也”（葉2a）、“懼 見侵凌”（葉50b），第五冊卷八“遠 謂乾，天高不禦也”（葉17b）、“德 言至”（葉27a）、“以守其 位”（葉32b）、“言‘陰陽 相薄’而‘戰於乾’”（葉36a）、“可以爲器用 者也”（葉51a）、“文王作卦爻之 辭”（葉58b），卷九“言天地之盛 德常生萬物”（葉4b）、“則大人造 爻象以象天”（葉7a）、“故創易道以輔濟 君父者也”（葉43a）、“是所謂‘文 不當’也”（葉53a），第六冊卷十“謂蓍從爻中 生也”（葉1b）、“故曰‘明夷 也’”（葉43b）、“九 女，爲大援”（葉46b）、“以己窮物 物窮則乖”（葉48a），《略例》“王弼曰‘夫陰陽 之物，以所求者貴也’”（葉5a）。
審空格前後，並無文字訛闕，空格之後的字也無規律可言。此26處空格，包括卦辭1條、象傳1條、虞翻8條、荀爽3條、侯果2條、鄭玄2條、王弼2條、崔憬3條、孔穎達1條、九家易2條、干寶1條、韓康伯1條。其中包含上文已提及的2處墨筆後補文字，分別為：“九四失位，利 上之五”（葉11a，虞翻，墨筆補“也”字）、“故曰‘明夷 也’”（葉43b，九家易，墨筆補“傷”字）。查考其它板本及古書引文，這兩處後補文字也有文獻依據。“利 上之五”，此處空格有異文，明朱睦㮮聚樂堂刊本作“利也上之五”，盧本、周本及曹校作“二”。[26]另，《集解》引韓康伯“以己窮物 物窮則乖”，覈《周易》經注本，皆作“以己窮物者也，物窮則乖”，《集解·略例》引王弼“夫陰陽 之物，以所求者貴也”，《周易》經注本作“夫陰陽相求之物，以所求者貴也”。[27]由此三處可以窺見，柏林本《周易集解》初刻此26處空格似應原有文字，修板過程中歷經剜刪，致使其全部脫落，後印保留了這種較為特殊的板刻現象。[28]柏林本這種特殊的板本現象，陸心源《李氏易傳》所校影宋鈔本基本合符，出文皆以□代空格。
此外，書中卷九“荀爽曰：“謂屯六三‘往吝’之屬也。”後引虞翻：“坎人之辭也……”（葉59b）未直接荀爽句，別行錄之，與引荀爽句末“也”字齊平。
四、柏林本的諱字及刻工
曾經眼毛氏影宋鈔本的清代學者陳鱣（字仲魚，1753-1817），其《宋本〈周易集解〉跋》云：“凡遇貞、恒等字俱缺筆。”[29]張金吾（字慎旃，1787-1829）《愛日精廬藏書志》著錄《易傳》十卷附略例一卷，標注為“影寫宋刊本汲古閣藏書”，提及此書避諱情況云：“此本《易傳》十卷、《略例》一卷，猶是宋時舊第，中遇宋諱若‘貞’、若‘殷’、若‘恒’，俱缺末筆，蓋影寫宋嘉定重刊本也。”[30]劉毓崧（字伯山，1818-1867）《〈周易集解〉跋》（上篇），提及北宋慶曆本，曾指出“宋翼祖諱敬，宣祖諱殷，故‘敬’字、‘殷’字皆缺墨筆”，下有注云“其有不諱者，皆後人翻刻時所補也”。[31]北宋本不傳已久，劉氏所論蓋推測，非經目驗。
詳細統計書中諱字，發現書中避宋諱並不嚴格，所見僅有匡、筐（宋太祖趙匡胤）、徵（仁宗禎）三字嚴格避諱，玄、敬（翼祖敬）、弘、殷（宣祖弘殷）、義（太宗炅，又名光義）、讓（英宗之父讓）、桓（欽宗桓）、姤（高宗構）、慎（孝宗慎）等字，多數不諱。經完全統計，敬字8處，4處不諱；弘字3處，1處不諱；殷字32處，14處不諱；義、讓各1處，皆不諱；桓字6處、姤字3處、慎字16處，皆不諱（圖4）。由於書中“玄”“恒”“貞”三字數量較多，未列入圖表。“恒”“貞”二字皆諱，“玄”字則有諱有不諱。整體來看，宋刻蜀本避諱雖不如浙本嚴，但其不諱之字應不至於此。而且，以上不諱例所在卷數與上文所列疑似翻刻現象多有重疊，集中於卷8、9、略例。
圖4：柏林國立圖書館藏《周易集解》諱字表及疑似翻刻現象
考書中板心下方刻工姓名，計有任昌、永、羌、丙、成、炳、張杲、張舜、善九人，其中六人名字刻為單字，三人刻為全名（表1）。追索任昌、張杲、張舜三名刻工，僅在國圖藏宋元遞修本《禮記正義》中尋得互見的任昌，為元代補板刻工，[32]與柏林本中的任昌應為重名，非同一刻工，在明代板刻中也未發現互見刻工。
表1：柏林國立圖書館藏《周易集解》刻工名表
五、《周易集解》影宋鈔本的復原與校勘
毛氏汲古閣據宋本影鈔的《周易集解》，在清代曾輾轉於幾位藏書家與校讎家之手。清代學者陳鱣在汲古閣本《周易集解》書末題跋云：
考毛扆斧季《汲古閣秘書目》，以此居首，注云“宋板影鈔，定價銀五兩”，以呈潘稼堂。又不知幾易主，後爲潢川吳氏所有。嘉慶十一年十月，吳閶陶氏五柳居書肆持以相視，索直十兩。余正擬購得，黃君蕘圃已先知之，急遣人來，携首册而去……越二年，余將自吳返里，蕘圃適有所需，乃以三十金購之，較汲古原價已加五倍。[33]
陸心源《群書校補》所收《李氏易傳》，書前識語“余舊藏抄本十卷，從宋嘉定壬申鮮于申之刻本影寫，頗有勝盧本處”，[34]及《皕宋樓藏書志》轉錄張紹仁（字學安，1763-？）跋文“黃蕘翁近從海寧陳君仲魚借來汲古閣毛褒華伯影宋大字本，余因從蕘翁轉假以校此本”，張金吾亦稱“首頁有毛褒圖記”。[35]據此可知，這部影宋鈔本遞經汲古閣毛氏、黃丕烈、陳鱣等人收藏，後不知所蹤。[36]
因影宋本下落不明，據陳鱣諸人題跋及校語，知此影宋本為十卷，每葉十六行，行十八字。前有李鼎祚序，次載晁公武書，又次李燾書，又次鮮于侃書，又次侃子申之書，末附《易傳略例》，後載計用章序。所記影宋鈔本樣貌、行款及書前諸人序跋次序，均與神田氏文章中描述的柏林本一致。[37]
追索影宋鈔本的流傳線索，尋得三種書，可據以復原這部影宋抄本的大體樣貌：其一，陸心源校《李氏易傳》，此書以影宋鈔本校盧氏雅雨堂本《周易集解》，收入《群書校補》；其二，李富孫《〈周易集解〉校異》（下稱《校異》），此書為李氏合諸本（含影宋鈔本）互為參校；其三，黃丕烈、陳鱣、吳騫據《周易集解》影宋鈔本批校汲古閣本，現藏浙江省博物館。[38]
據以上三書，互為讎校，嘗試復原影宋鈔本的狀貌。儘管諸家校勘工作存在差異，校語出文多隻言片語，指向也有所不同，總其大略，與柏林本對勘，其互為舛異處，得70餘條（表2）。
有清一代藏書家、學者，一般認為毛氏汲古閣《周易集解》影宋鈔本的底本為宋嘉定本，而經校勘，互為扞格者竟有70餘處。影宋鈔本與宋本不合處，兩處差異較大的字形並不在少數，如第1條，宋本作也，影宋鈔本作矣；第16條，宋本作震，影宋鈔本作正；第29條，宋本作蝕，影宋鈔本作食；第31條，宋本作帥，影宋鈔本作旅。如是之例，不可勝舉。另有倒乙之文，亦不可解。如第8條，宋本作志異，影宋鈔作異志；第41條，宋本作失得，影宋鈔本作得失；第51條，宋本作否二之四，影宋鈔本作否四之二；第55條，宋本作乾二五之坤，影宋鈔本作坤二五之乾。影宋鈔本明顯有幾處整句脫文，如第70條，影宋本脫“宋衷曰陰在上”六字；第72條，影宋本脫“有上下之序”五字。
據以上校勘結果看，凡涉異文處，多為柏林本不誤而影宋鈔本訛謬，這一情況從李氏《校異》提及影宋鈔本多作“某誤某”即可窺見。李氏《校異》自序云“影宋鈔亦多訛”，[39]確為校勘諸本後的真知灼見。以上文所校之是非來看，這部《周易集解》影宋鈔本影寫不真。
六、餘 論
由何焯“其（毛扆）尊人得宋本遂重開之”及書中毛氏汲古閣印記，知此書最初由毛氏汲古閣收藏。尋求書外的證據，最早對此書的記載，是康熙年間何焯的跋文及書前副葉。因為戰爭，此書從清宮流出，被掠至德國入藏普魯士圖書館。二戰期間，此書又被轉運至波蘭雅蓋隆大學圖書館，續有散佚。自南宋嘉定年間刊刻此書，至康熙年間，期間五百年，無論公私藏書目錄，還是有關序跋，沒有看到任何關於此書的消息。自何焯在清宮見到此書，文獻中對此書的記載才逐漸明晰起來。
綜理歷代目錄及柏林本序跋、藏印、諱字及板刻現象，柏林本應非南宋嘉定原刻，至少上文所舉集中在卷八、九及略例中以雙行小字嵌入原刻的數葉或非宋嘉定原刻，不諱之葉是否為原刻，也存疑。通過陸心源所校《李氏易傳》、李富孫《〈周易集解〉校異》，及黃丕烈等人據《周易集解》影宋鈔本批校汲古閣本，將影宋鈔本復原，並以之校柏林本。我們發現，儘管毛氏汲古閣影宋鈔本在清代名氣頗大，但訛脫頗多，校勘價值不高。
由於我們所見僅是柏林本的高清照片，尚未獲睹原書，其紙張、墨色等均未能深究。[40]但從遞藏源流、板刻現象及避諱情況來看，柏林本還存在一些疑問。[41]盼將來有機會目驗原書，別作討論。我們認為，無論柏林本最後被確認是南宋蜀刻大字本，還是據以覆刻之本，《周易集解》的研究與點校整理，都不應忽略其獨特的校勘價值。
儘管有些具體問題仍不容易得出確鑿的結論，但由此研究個案，我們充分認識到，板本學發展到今天，在吸收前輩學者豐碩成果的同時，也應充分利用時代提供的便利條件，從以下幾個方面推動板本學走向系統化、科學化：其一，在板本鑒定的兩條線中，審板刻仍應放在首位，校勘按斷次之；其二，對毛氏汲古閣影宋鈔本，應作細緻考察，不可輕信；其三，應利用前人（如長澤規矩也、阿部隆一等）研究成果，建立較為全面的宋元刻工數據庫；其四，板本研究，應窮舉諱字、刻工，以凸顯某些現象；其五，應繼續積累細緻的個案研究，以探究避諱在不同時段板本中的使用限度及其與板刻現象產生的關聯；其六，應蒐集、整理藏書家印記，編製可供研究者參考的標準印譜，建立數據庫。
[1]（唐）李鼎祚撰、王豐先點校《周易集解》，中華書局，2016年1月，第587頁。
[2]（唐）李鼎祚撰、王豐先點校《周易集解》，第589頁。
[3]（唐）李鼎祚撰、王豐先點校《周易集解》，第590頁。
[4] 參見金生楊《論李鼎祚及其〈周易集解〉》，《巴蜀文化研究》第1期，2004年5月，第155頁。
[5] 此殘本六冊現存何處，未能確考。波蘭雅蓋隆大學圖書館網站公佈二冊（卷八至十）書影，德國柏林國立圖書館網站公佈四冊（卷五至十）書影。
[6] 1935年，王重民利用夏季休假時間曾前往柏林調查普魯士圖書館藏書，寫成《柏林訪書記》，卻未提及這部《周易集解》。1936年，日本學者神田喜一郎在普魯士圖書館訪書，所見此書為6冊10卷全。1935年至1938年間，向達居留歐洲，曾在普魯士圖書館見到這部《周易集解》，稱有乾隆印璽。二戰期間，這部《周易集解》隨眾多古書被運至波蘭雅蓋隆大學圖書館。2007年，日本學者高田時雄在雅蓋隆大學圖書館發現此書殘存二冊，為卷八、九、十。2018年4月10日，柏林國立圖書館在官網公佈此書四冊卷五至卷十圖像。書影見：https://digital.staatsbibliothek-berlin.de/werkansicht?PPN=PPN3371340767&PHYSID=PHYS_0001&DMDID=&view=overview-info
[7] 神田喜一郎《歐洲訪書記の中から——宋槧の周易集解》，《神田喜一郎全集》第3卷，株式會社同朋社，1984年4月，第9-18頁。另見《書志學》第8卷第2號，1937年2月。《典籍札記》（京都：高桐書院，1947年）、《東洋文獻叢說》（東京：二玄社，1969年）。
[8] 高田時雄偁此書“是名副其實且豪華精美的蜀大字本”，《宋刊本〈周易集解〉的再發現》，《國際漢學研究通訊》第2期，中華書局，2011年1月，第138-147頁。另見氏著《近代中國的學術與藏書》，中華書局，2018年4月，第268-283頁。
[9] 李致忠《唐李鼎祚〈周易集解〉略考》，第45-51頁。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一六三“潼川府路”載鮮于申之《荔枝賦》一篇，末有雙行小字“運使鮮于申之《荔枝賦》”，申之似時任潼川府路運使。
[10]（宋）歐陽脩、宋祁撰《新唐書·藝文志》，中華書局，1975年2月，第1426頁。
[11]（宋）晁公武撰、孫猛校證《郡齋讀書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8頁。《直齋書錄解題》著錄為“《周易集解》十卷”，（宋）陳振孫撰，徐小蠻、顧美華點校《直齋書錄解題》上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5月，第5頁。
[12] 李致忠《唐李鼎祚〈周易集解〉略考》，《文獻》2010年第4期，第47-49頁。據浙江省博物館藏黃丕烈等校跋汲古閣本《周易集解》陳鱣跋言影宋鈔本“鼎祚自序，本云凡成一十卷”，轉引自陳翌偉《黃丕烈、陳鱣校跋的汲古閣本〈周易集解〉考》，《東方博物》第65輯，第96頁。
[13] 神田喜一郎《歐洲訪書記の中から——宋槧の周易集解》，第9-18頁。
[14] 黃丕烈《黃丕烈藏書題跋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9月，第862頁。
[15]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本蘇轍《詩集傳》（https://www.wdl.org/zh/item/17846/view/1/1/）。
[16] 據神田氏刊佈的第一冊書影，前半葉是鮮于申之的序，後半葉是卷一首半葉。卷一首半葉有毛氏鈐印，序的首葉或亦有毛氏鈐印。
[17] 向達《日本對我賠償中關於文物部分賠償的問題》，《知識與生活》1947年第3期，第11-13頁。
[18] 據向達描述，書中鈐有乾隆皇帝印璽，而柏林國立圖書館公佈的書中恰好缺失前兩冊。此書前兩冊是散佚，還是因為其他原因不便公佈，不得而知。
[19] 據毛扆《汲古閣秘書目》，影宋鈔本《周易集解》居首，注云“宋板影鈔五兩”。
[20]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文淵閣書目》抄本，無頁碼，“易”第一櫥，索書號：02838。國圖藏漫堂抄本《文淵閣書目》第一櫥“地”字號，著錄為“易李氏傳十冊 地五十七”，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索書號：15851。
[21]《文淵閣書目》著錄的“一部十冊”，恰與康熙五十四年清宮所藏御前重裝以前的那部函冊數相符。此前，研究者所用《文淵閣書目》多依《讀畫齋叢書》注“完全”“殘缺”“闕”之本，經查考現存《文淵閣書目》抄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據明文淵閣藏書抄，國圖善本部藏，索書號：02838）、清初宋犖漫堂抄本（其類目次序與明文淵閣本有異，國圖善本部藏，索書號：15851），南京圖書館藏錢大昕、丁丙校跋本，《四庫全書》本，皆不注“完全”“殘缺”“闕”。正統六年楊士奇等人所編《文淵閣書目》應是不注“完全”“殘缺”“闕”之本，直至鮑廷博《讀畫齋叢書》，校覈“塾本”才出現“完全”“殘缺”“闕”等注。據劉仁研究，漫堂鈔本為明正統六年（1441）楊士奇初步整理文淵閣藏書時所編，四庫底本系統（四庫本、南京圖書館藏八千卷樓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精抄本）為明正統六年文淵閣藏書整理完畢時所編書目，《讀畫齋叢書》本《文淵閣書目》為萬曆三十三年覈查文淵閣藏書時所編。參見劉仁《〈文淵閣書目〉版本系統考論》，《文獻》2019年第4期，第119-133頁。蒙人民文學出版社董岑仕女史提示，謹致謝忱！
[22] 南宋時，資中郡守鮮于侃偁李鼎祚“所注《周易》全經，世罕傳焉”，可見北宋本在南宋時即流傳已稀。南宋乾道間鮮于侃刊本，在嘉定年間也已“版復荒老”，流傳不廣。《文淵閣書目》著錄“一部十冊”，與柏林國立圖書館藏本改裝前的卷帙相合，明初宮中所藏應即南宋嘉定本。此外，《永樂大典》修纂時，明朱睦㮮聚樂堂刊本尚未問世，由此也可推知《文淵閣書目》著錄及《永樂大典》徵引的李鼎祚《周易集解》應即南宋嘉定本。勾稽《永樂大典》殘卷所引60餘條引文，與柏林本對勘，僅有為數不多的幾處異文。其中訛脫之字（如《永樂大典》卷1191引《繫辭傳》“力小而任重”及虞翻“故力小也”之“小”，柏林本皆作“少”。卷1200引陸績“否卦九五‘其亡其亡，繫于包桑’之屬是”、“明夷上六‘初登于天，後入于地’之屬是”，柏林本此二句末皆有“也”字。卷15140引兌卦爻下作“艮宮十月六世”，脫“兌下兌上”四字，柏林本作“艮宮六月十世”。卷15141引“謟邪求說”之“說”，柏林本作“悅”），應是《大典》轉寫疏失。
[23]黃丕烈《黃丕烈藏書題跋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9月，第861、862頁。
[24]此疑問蒙艾俊川先生提示。
[25] 浙博藏黃氏校汲古閣本書眉有黃筆校語，今調為黑白圖，校語無法顯示。
[26]（唐）李鼎祚撰、王豐先點校《周易集解》，第206頁。
[27]《周易》經注本韓康伯、王弼兩條蒙張麗娟老師賜示，並啟發考察《周易》經注本及他書所引此26處文字。
[28] 日本足利學校藏《周易注疏》宋刻八行本也有文氣未斷而句中空字現象，但這種現象較少。感謝張麗娟、顧永新兩位老師提示。
[29] 李鼎祚撰、王豐先點校《周易集解》，第608頁。
[30] 張金吾撰、柳向春整理《愛日精廬藏書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8月，第1、2頁。
[31] 劉毓崧《〈周易集解〉跋》（上篇），《周易集解》，中華書局，第598頁。
[32] 李霖《宋本群經義疏的編校與刊印》，中華書局，2019年1月，第296頁。此條蒙張麗娟老師提示，謹致謝忱！
[33] 陳鱣跋見浙江省博物館藏汲古閣刻本《周易集解》，參看陳翌偉《黃丕烈、陳鱣校跋的汲古閣本〈周易集解〉考》圖六陳鱣跋文書影，第98頁。
[34] 陸心源《群書校補》卷一，天津圖書館藏刻本，葉1a。
[35] 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上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頁。
[36] 據張紹仁、陸心源二跋，知此影宋鈔本《周易集解》原為毛褒藏書，而《汲古閣秘本書目》為毛扆晚年將部分善本轉讓潘耒時所編書目，由此或可見其流傳次第。覈《吳興陸氏藏書目錄》（此為日本岩崎氏點交書籍目錄，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索書號：15587）及《靜嘉堂文庫漢籍分類目錄》，均未著錄這部影宋鈔本，大概並未入藏靜嘉堂文庫。
[37] 神田喜一郎《歐洲訪書記の中から——宋槧の周易集解》，第11、13頁。
[38] 為查閱此書，2018年7月25日，筆者之一（高樹偉）曾專程赴浙江省博物館請求查閱此書，被告知此書不提供閱覽服務。後蒙浙江省博物館研究員陳翌偉女史協助，據高樹偉繪製的異文表，覈對浙博藏本書眉、行間校語，表1“浙博藏毛刻本”一欄即據其覈對結果錄入。由於當時尚未利用陸心源《群書校補》，僅據柏林本比勘李富孫《〈周易集解〉校異》所出影宋鈔本異文，故表1“浙博藏毛刻本（黃氏校語）”僅呼應“李氏《校異》”。
[39]李富孫《〈周易集解〉校異》自序，《周易集解》，中華書局，2016年1月，第614頁。
[40] 2019年5月18日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舉辦“古籍版本學方法論”沙龍，期間曾請教復旦大學石祥等先生，對此書用紙皆頗致疑慮。2019年6月10日晚，曾將此書高清照片拿給中國國家圖書館古籍修復專家杜偉生先生，杜先生看後說，這是宋以後的構紙。
[41] 書前載錄晁公武解題，除末署“東里晁公武書”，內容與《郡齋讀書志》所收全同。晁公武、李燾二人與蜀地刊刻此書應有直接關係，惜文獻無徵。
注：本文发表于《版本目录学研究》第12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0年12月），此据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高树伟老师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