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容华贵的皇家玉器，揭秘清代独特的“玉文化”！
随着政治局面的逐渐稳定，国民经济也开始逐步好转，清朝皇帝对文化艺术的需求开始增加，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因宫中所需用度急增，康熙皇帝下旨扩大了清宫“造办处”的规模。清代的宫廷玉器，正是在此之后逐步发展起来的。
到了雍正时期，虽然雍正皇帝对艺术品的追求明显提高，甚至亲自参与指导珐琅彩瓷的设计生产，但是宫廷玉器的制作仍处于缓慢发展的阶段。
但是到了乾隆时期，宫廷对文化艺术的追求开始达到高峰，无论是古籍字画还是瓷器和铜胎掐丝珐琅器，乾隆皇帝对艺术品收藏的热情，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尤其是对玉器的制作和收藏，乾隆皇帝展现出了无与伦比惊人的狂热，因此被世人誉为“玉痴皇帝”。
乾隆对玉石的喜爱程度，完全可以用“嗜玉成癖”来形容。乾隆一生之中光咏玉诗就足足写了800余首，要知道《全唐诗》中收录的李白诗作也不过一千余首而己。
因为喜爱玉石，他给自己的十七个儿子起名也统统都用“玉”字旁。由于乾隆对玉的热爱，导致了乾隆年间玉器生产的空前蓬勃，甚至促生出了中国玉器史上大名鼎鼎的工艺标准——乾隆工。
今天北京故宫博物院中馆藏玉器三万余件，其中一半都是乾隆年间制作生产的。不仅如此，乾隆除了对当代玉器热情高涨之外，对古代玉器收藏更是情有独钟。
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乾隆时期的官员纷纷投其所好，不惜重金四处搜罗传世古玉，然后呈贡给皇帝。而乾隆为了提高和鼓励官员的献玉“积极性”，不仅往往赏赐官员远远超出玉价的赏金，而且将一年三贡的清宫常例取消，允许官员随时进贡。据清史记载，甚至有个别官员一年献贡高达30余次的记录。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目前我们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所看到的清宫藏玉，绝大多数都是乾隆一朝的“丰硕成果”。
清代宫廷治玉的鼎盛时期出现在乾隆二十五年至六十年(1760年～1795年)这35年间，当时以宫廷玉器为龙头，带动了苏州、扬州、杭州、南京以及北京等地玉器制作的长足发展，中国玉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空前繁荣局面。因此清代乾隆年间成为了中国玉器发展史上的第三个巅峰时期。
究其原因，既有历史的偶然因素也是时代的必然结果。
首先，清朝发展至乾隆时期，历经了顺、康、雍三朝不断的积累，正值清帝国综合国力达到顶峰之际，因此江山稳固、国库充盈的乾隆一朝堪称风调雨顺的太平盛世，客观上造就了促进玉器生产的时代背景。
其次，随着乾隆年间清政府用兵西域，平定了新彊准噶尔叛乱，打通了和田玉运往内陆的通道，恢复了和田玉料的供应，因此源源不断的优质和田玉被输送至内陆，从根本上解决了玉雕材料的来源问题。
最后，由于乾隆皇帝对玉器收藏的热情，在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时代堪称绝无仅有般的强大。而正因为乾隆对玉石无与伦比的狂热和推崇，大大促进了乾隆时期玉器生产的蓬勃发展。但是，孔子曰：过犹不及。
由于乾隆对玉器和其他艺术品的过度追求，从一方面来说为后世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但从另一方面看，也给当时的人民增加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加上好大喜功追求享乐的乾隆皇帝在位期间，先后六次南巡，劳民伤财、损耗国力，虽然自己玩舒服了，但由于玩儿的太猛没刹住车，最终也为清帝国的衰退埋下了伏笔。
嘉庆四年(1799年)，随着乾隆帝驾崩，“知父莫若子”的嘉庆皇帝开始亲政，立刻下旨停止了耗资巨大的新彊和田玉料进贡，以后直到清朝覆亡，新疆和田玉的进贡再也没有恢复。而清代宫廷的治玉高峰也随之戛然而止，从此迅速转入低谷，虽然嘉庆一朝有也少量的玉器精品产生，但数量和质量上却无法同乾隆时期相提并论。
此后的道光、咸丰直到同治时期，清代宫廷治玉长时间陷入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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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几十年后的清代中晚期，随着咸丰皇帝的妃嫔、同治皇帝的生母慈禧太后当政，翡翠制品开始风靡皇宫。慈禧作清朝晚期的实际统治者，对翡翠有着莫大的兴趣，如果说乾隆皇帝是实至名归的“玉痴皇帝”，那么慈禧太后就堪称名符其实的“翡翠狂人”。
现存清宫档案的相关记载和故宫遗留的历史实物，可以说明翡翠在晚清宫廷里的流行程度，当时皇帝、皇后以及后宫妃子用的碗筷、盆盂、首饰等日用品很多都是翡翠制品，后妃们的扁方、簪、坠、戒、镯等饰物许多都是用上品翡翠制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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