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复活之路：西尔维亚·普拉斯及其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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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1932 - 1963），美国自白派女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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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复活之路——西尔维亚·普拉斯及其诗
作者：付俊红
【摘要】运用马斯洛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分析自白派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诗中体现的痛苦、疯狂和她自杀的结局，本文认为普拉斯的自我迷茫是她痛苦的根源，痛苦成就了她的诗歌；疯狂是她追寻复活之路的状态，而自杀是她复活重生的必经之路。
【关键词】西尔维亚·普拉斯；自白派诗歌；复活
自白诗是上个世纪美国诗人罗伯特·罗威尔倡导的，他的《生活研究》成了第一部自白诗集。在该诗集中，罗威尔用第一人称及史无前例的坦白方式揭示了诗人的个人生活和内心活动。自白诗通常有类似宗教式的忏悔，以坦白的方式揭示诗人的个人生活和内心活动，但通常也有这么三层含义：诗的“自白”特质不是指主题，而往往是指对诗人自身具有的深层次的意义。诗歌是探究自我的工具，是自我生命的延伸，通常具有拯救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有些自白派诗人用写诗来缓解精神病症；第二层含义是自白派诗歌是一种心理现实层次上的“自白”，通过重组记忆中的片断实现“自白”性，创造出自我，是实现自我心理探究和自我追寻之路的工具；第三是在寻求失落的自我的过程，诗人通过记忆把过去、现在和未来联系起来，创造了一个连续而完整的自我世界，从而表达了一个时代的本质，使得“自白”具有了社会意义。[1]
始于罗威尔的自白诗，却在西尔维亚·普拉斯的诗中以疯狂的方式表达了她潜意识中痛入骨髓的受难之心，从而成为自白派诗人的典范，推动自白诗运动达到高潮。痛苦、疯狂、怀有自杀冲动是自白诗人的三个基本特征。在许多其他有关普拉斯的论文中，在讨论这三个主题时，大多数研究人员围绕她的死亡主题展开；其次是围绕她的疯狂主题进行研究，认为“疯狂是对传统父权、夫权和男权制社会的疯狂颠覆而赢得女性主体意识回归。”[2]本文就普拉斯诗中三个主题之间的联系作进一步探索，认为失去应有的身份承认、归属感、失去自我是她痛苦的根源，疯狂是她追寻自我复活之路的状态，而自杀是她寻觅自我之路的完成，是生命追寻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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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d Hughes and Sylvia Pl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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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痛苦与诗——交织
马斯洛曾这样阐述自我实现的创造性与无意识的原初过程的关系：“自我实现的创造性是一种整合的创造性，这一观点首先就意味着，自我实现的创造性产生的第一个先决条件便是对无意识的原初过程保持开放的态度，或者说，应允许人的无意识本性自由表现，自由地发挥作用。”[3]这似乎恰如其分地概括了自白诗的创作过程，至少对普拉斯的诗是这样的。从普拉斯的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诗人的另一个自我，诗中的她不再是给她母亲信中那个自信、乐观、成熟、稳重的乖女儿，而是一个自卑、失意、心怀仇恨、神经错乱的“疯子”。“西尔维亚自以为了不起，不是因为她自尊心很强，而是自尊心很弱。一方面她有坚强而又有教养的母亲的心理素质，而另一方面是一个'真实自我’受压抑的'美狄亚’式的狂怒。”[4]
普拉斯的这种双重人格潜意识起源于她的童年。父亲奥托·普拉斯虽然早些时候就知道自己有病，却并不去看，并且在不得不接受治疗时却并不用心治疗以至于早逝，这在幼年的普拉斯眼中无疑就是自杀，就是故意抛弃她。由于这种“被爱的缺失”（马斯洛语）她对父亲的爱渐渐转成恨并深深埋藏在她的潜意识中。马斯洛认为成长本身就是奖赏和激励的过程。然而普拉斯这种“缺失性需要”的匮乏，即童年时父爱的丧失是对她健康人格培养的致命一击。海伦·文德勒评述西尔维亚和她父亲的潜意识关系时说：“她觉得，是他故意用带有自杀性质的病死抛弃了她……他的死令普拉斯迷惑不解，并在很长时间里困扰着她的感知力，主宰着她的想象力……”[5]这种由于父爱缺失从而导致对父亲深刻的恨在她后期的诗作中表现尤为明显，特别是《爸爸》一诗：
爸爸，我本想不得不杀了你，
但还没等我来得及你已死去——”
[6]
从这两行诗看，此诗似乎不是一个女儿在写父亲，而是在诅咒一个敌人，一个生命中嗜血的魔鬼。但这个“敌人”却不堪一击，自己死去了。诗人不希望这个“敌人”死去，宁愿他活着，哪怕是继续折磨自己，也希望他活着，却未能如愿。由此可见，父爱的缺失对普拉斯的影响之大。自始至终诗中有一个孤独的、绝望的、怒不可遏地期盼爱的声音。普拉斯是这样描述失去父爱的痛的：
把我可爱的红心咬成两半。
我十岁时他们埋葬了你：
二十岁时我想死去，
回到，回到，回到你的身边。
我想哪怕是一堆白骨也行。”
[6]
从以上短短的几行诗中我们可以觉察到她的极端情绪和身份的困惑：父亲的死使她撕心裂肺，到现在她宁愿选择死亡与父亲同聚，哪怕只是一堆白骨在一起。她想有一个爸爸，像普通女孩一样，有一个健全的家庭，但父亲已经不在了，她深感失落、孤单。孤独感、身份的迷茫与困惑使她不知所措，唯有写作可以让她得到社会的承认和关注，所以她小时候就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写作天才。这是她自我保护的一个手段，同时这也是另外一个“奥里莉亚”（她母亲）在自己身上的凸现。她模仿她母亲，认为母亲可以替代父亲，从而恢复她的原有身份，起码不会感到被抛弃。此时的她只是期望一个虚假的身份，在这层面纱下面却掩盖着一个正派、有才华并为自己的生存而努力的普拉斯。这两种身份不停斗争，普拉斯自己也在这种“镜像”中迷失或彷徨失措。在此过程中，就产生了著名的反映狂躁、自毁、神经错乱和极端愤怒的情愫的诗篇。W.R.D.费尔贝恩称它为“退回的里比多自我”，是人的一种个性冲动，体现了我们身上最饥渴的部分，一种婴儿般永无餍足的饥渴，这一饥渴主要是生存饥渴，一种对身份的实在性的饥渴，对意义的饥渴。
《爸爸》一诗写于1962年10月12日，也就是她自杀的整整4个月前。此时的她与丈夫特德·休斯分居后正处于精神亢奋、创作最激情的时刻，以往的种种幸与不幸统统涌入脑海中，任由无意识的潜流自由地滑动。也就是在这一阶段的诗中普拉斯表现了最真实的自我，这是她长期压抑的痛苦的自我外化。以前的种种痛苦成了她创作的汹涌的源泉，不再是涓涓细流了，而是滚滚而出。在同日给母亲的一封信中普拉斯写道：“每天清晨，当安眠药的药性消失时，我大约在5点钟起床，在我的书房里喝咖啡，疯狂地写作……所有的诗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可怖的东西。”当月晚些时候，她在给鲁思·费恩莱特的信中反复讲她的诧异和高兴：“我像斯巴达人活着，在极度的兴奋中写作，从而写出了深锁在我内心的无拘无束的作品”[4]这段时间是普拉斯创作的疯狂期，也她情绪最不稳定的时期，诗行变得越来越短，越来越紧促，仿佛要窒息。写诗重新解放了她的理性和想象，通过诗，幻觉似乎取得了内心的平衡，释放了几欲使她崩溃的痛苦。
2、诗与自我——疯狂
一些评论家认为是语言本身拯救了自白派诗人，具有救赎作用的词语能匡正被自我、投射、假象和自我毁灭的无形世界严重扭曲的一切。普拉斯把写诗看成是一种具有再生能力的创造性活动，来对付可怕的生活现实，释放被压抑的潜意识。对她来说，诗就像空气和水，与生命无法分离。每当她完成一天的创作时，就是达到“高峰体验”的时刻，心中的郁积和狂怒得到暂时的释放，“获得了他最高的、最可信赖的同一性，即变成不力求的、无需要的、非希望的人，超越了日常的需要和驱力。他只是存在着。他的行为和体验成了本质的东西，是自我证实的”。[3]此时的普拉斯才真正展示了自己的真我，在这些诗中，普拉斯的自我是疯狂的。但是，普拉斯这种“人的可能性与现实性趋于一致，自我与非我的界限亦已消除”[3]的境界是极危险的，这使她更加沉泯于幻想之中：肆虐狂热的感情从过去中唤醒，一边在诗中得到释放，一边推着她走向更深层的潜意识，唤醒仇恨的种子，激发她“重返子宫”（自杀后再生）的冲动。这些主要与她早期痛苦的精神经历有关，种种不幸唤醒了早期休眠的意识，只有用诗来抵抗越来越低沉的情绪，抵制趋向于崩溃的神经。但诗中的吵杂、纷扰、烦躁、不安和仇恨的丝缠绕着她，使她的精神绷紧得无以复加，从而变得更加疯狂。因此她的后期作品描写的几乎都是变态的、失控的、狂暴的情感和生活经历，似乎整个世界都处于癫狂之中，疯狂是它的特质。
写于1962年10月16日至19日的《拉撒路夫人》一诗可谓是疯狂中的经典。拉撒路实际上是《圣经》中被耶稣救活的麻风乞丐，普拉斯在英国广播公司介绍此诗时说：“抒情主人公是一个女人，她有伟大的、可怕的再生天赋，唯一的麻烦是，她必须先死，她是不死鸟，是解放精神……”[6]从这里可以看出普拉斯已经决定要通过死亡重新获得再生，像永生的“凤凰”。在这首诗中，出现的意象包括腐烂的尸体，有九条命的“猫”，变态的观众，地狱，“尖叫纯金的婴儿”……最后出现了：“我披着一头红发/从灰烬中升起，/象呼吸空气一样吃人。”[6]此时的普拉斯在描述一种无声的、受精神创伤的自我的实际形象：愤怒到极致变成仇恨，对所有人的仇恨，丧失了一切应具有的正常情感，神经质而癫狂，歇斯底里地像食人的魔鬼，吞噬每个生命，让死亡无处不在。
3、走向复活之路
自白诗的艺术是一种自我剖析的艺术，普拉斯的自白是通过自我表述而剖析的，是一种自我的向外投射。因此也可以说她的诗歌创作是一种自我治疗：她用诗来摆脱生活中的艰难与痛苦，释放越来越低沉、失落的情绪，抵制她的自杀冲动。诗中的吵杂的、歇斯底里的、神经质的节奏表现了她与无法控制的死亡冲动的激烈搏斗。诗中的疯狂只不过是她自杀冲动的外化，一种受压抑的心灵的释放，通过有意识的自我戏剧化把自杀者作为一个差不多是喜剧的角色推出，而这种戏剧化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普拉斯的自毁幻觉，使她获得一种暂时清醒的、稳定的自我。
但是，在寻觅自我的路上，普拉斯这种疯狂状态无疑太过于冒险，不是写每首诗时，她都能有效地控制自己的疯狂，使它不至于走得太远。患有精神疾病的普拉斯在某些时候是无法控制自己的，特别是在后期创作的最高潮时，似乎是由迷幻的、不清醒的、狂热的自我在倾诉，里面没有情绪的压抑，没有内心的疑虑，完全是一种亢奋的、癫狂的情绪倾泻而出。所以此时，她的自毁冲动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像经过冬眠的蛇慢慢复苏过来，并不知不觉地给她致命一击。事实上，随着后期创作高潮的迭起，普拉斯也逐渐意识到了这一点，以至于在后期她变得更加反复无常，情绪定，徘徊在“自我飞跃”和“家庭、社会责任”中间。霍德医生（普拉斯的最后一位医生）说“西尔维亚是一模范病人，似乎了解她自己与危及性命的抑郁症作斗争的情况”。[4]
经过漫长的痛苦挣扎，普拉斯似乎已经找到了真正的自我，就像拉撒路夫人必须通过死亡才能复活、永生那样。在她看来，死亡是她不可避免的一种生命归宿。肉体成了思想的包袱，只有死亡才能成就最真的诗歌，找到极致的真我。自我要获得新生必须通过假设的婴儿状态，归回“子宫”，甚至通过焚烧化为灰烬，这样才能获得新的身份。从这一层面上讲，普拉斯反映了美国文化对强烈的自我意识的肯定和对形而下的肉体的否定之间的鸿沟。也就是普拉斯在亲身实践马斯洛的“高峰体验”，而“它的功能就是消灭自身”[3]，自我要想无限趋近于他自身的存在本质，“必须超越自我，消除自我，忘掉自我意识”[3]，与世界融合为一体。对普拉斯来说，要想达到这种状态，没有其他途径，唯有死亡，因为“自杀是一个人对他不再有能力对付或不愿对付的情境所采取的一种快刀斩乱麻的行动”。[3]她需要超越那一团“白色”（见《郁金香》）的包围和响应内心回归的强烈呼声，取得人格的完整统一。普拉斯的这种状态在《郁金香》一诗中表露无遗：
我正体验宁静，安静地独自躺着
就像灯光落在白色的墙上，床和手上。
我什么也不是；爆炸与我无关。
我已把我的名字和我的便装交给了护士
把我的历史交给了麻醉师，把我的身体给了手术师。”
[6]
在此诗中，普拉斯似乎由一种无形的力量——“白色”——控制着，处于无可奈何的被动之中，一切都是那么身不由己，自己也已经不是自己了，我什么也不是：我的名字，我的便装，我的历史，我的身体都给了别人。整首诗是写她在医院的经历，犹如梦中呓语，喃喃不休，在清醒与混乱的意识潜流中随波逐流。她被困在手术室里，困在白色的包围之中。在这样的环境下她已麻木，更重要的是意识上的麻木，与“白色”融为一体，没有名字、衣服、历史、身体，我成了什么也不是了，从肉体到精神，以及象征身份的名字、衣服、履历全被剥夺。
此诗与其他诗不同的是，诗中没有“美荻亚”式的愤怒，仇恨，或担忧的情绪，“我正体验宁静，安静地独自躺着”，对失去的一切毫不在乎，而且似乎是期望这样被剥夺。名字，衣服，肉体的失却可以让她卸去一切现实世界的责任和义务，不必再担心是不是一个好女儿、好妻子、称职的母亲，不用再痛苦了，一切多么平静啊。然而这一切宁静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内心挣扎，这是疯狂挣扎后的绝望之歌。独自一个人来对付这个异化的社会显得是多么力不从心，无论是诅咒、仇恨、疯狂都改变不了了现实世界，还不如就此让它吞没，随波逐流。此时，自我已经麻木、死亡，“他们用闪亮的针使我麻木，他们使/我入眠”，“它是死亡最终的结局；我想象它们/嘴紧咬住它不放，像一张圣餐餐巾”[6]。她渴望死亡，拒绝象征生命、活力的“郁金香”。也就是说普拉斯用向死亡开放的态度和立场表达她的痛苦、恐惧和绝望。她拒绝与现实妥协，并渴望用诗摧毁这个世界，改变痛苦的过去，但诗就像“郁金香”一样，即活力四射又使人不安和害怕，并最后可能吞噬诗人自己：
它们突兀的语言和颜色让我不安……
郁金香转向我，窗子在我的身后……
那鲜艳的郁金香在吞噬我的氧气。
它们到来之前空气非常安静
飘来飘去，一口一口地呼吸，没有什么大惊小怪。
接着郁金香像一声巨响充满了空气。
现在空气绕着它们冲刷回旋像河水
绕着一台沉没的锈红色的发动机冲刷回旋。
它们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这很幸福
玩耍休憩不必承担任何责任。”
[6]
想用诗来颠覆这个世界，最后却献出了生命，这就是西尔维亚·普拉斯，一个像“郁金香”一样的女人。她痛苦，所以要怒放、疯狂，在诗中埋葬自己，寻回灵魂，变成永生的“凤凰”。
4、结语
普拉斯的诗歌沉淀了从童年到自杀前的巨大痛苦，在她那癫狂的、被扭曲成苦难阴影的破碎心灵中，以一种永恒的激情把一切幻想、思索以及由精神和肉体交融所构成的焦灼、困惑串联成了诗。她用诗来摆脱生活中的艰难与痛苦，释放越来越低沉、失落的情绪，用诗来寻求生活中不能实现的自我状态，在诗歌的世界中疯狂地寻找自我，所以她的诗歌就是她追寻自我的见证，是她真我的书面铭刻。这种疯狂的释放方式在某种程度上缓解、释放了她的自杀冲动，但正如涅磐的凤凰，只有自杀才能完成自我的真正实现一样，所以普拉斯最终变成了永生的“凤凰”，实现了她的复活之路。
参考文献
[1]王卓.后现代主义视野中的美国当代诗歌[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50.
[2]肖小军.疯狂的颠覆——论普拉斯名作《爸爸》的主题思想[J].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03,(3):73.
[3]彭运石著,车文博主编.走向生命的巅峰——马斯洛的人本心理学[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
社,1999:161,184,185,186,186,263.
[4]安妮·史蒂文森著.王增澄译.苦涩的名声——西尔维亚·普拉斯的一生[M].北京:昆仑出版
社,2004:187,294-295,334.
[5]Vendler,Helen Coming of Age as a Poet:Milton Keats Eliot Plath[M].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3:117.
[6]Plath,Sylvia.Ted Hughes Ed.Collected Poems[M].London:BAS Printers Limited Over Wallop
Hampshire,1982:222,224,247,160,161,161.
作家简介：
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1932 - 1963），美国自白派女诗人，曾与英国桂冠诗人特德·休斯（Ted Hughes，1930 —1998）结婚，后因精神失常而在伦敦自杀，诗集有《爱丽尔》（Ariel）、《渡湖》（Crossing Waters），《冬树》（Winter Trees）及《普拉斯诗全集》，另外出版了自传体长篇小说《钟形罩》（the Bell Jar，中文译本今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普拉斯是继艾米莉·狄金森和伊丽莎白·毕肖普之后最重要的美国女诗人。1963年2月11日凌晨，在伦敦的寓所放煤气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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