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懿灭辽东——闲聊三国辽东公孙家族之五

(紧接上期)

上期聊到魏军成天泡在水里,也不让出击,将士苦不堪言。一个叫陈圭的司马忍不住去问司马懿:“当年攻上庸平孟达之叛时,八路并进,昼夜不停,半月就攻下上庸,杀了孟达。这次远道而来却缓慢而攻,我感到很困惑。”

司马懿知道不光陈圭一个人,军中大部分将领可能都有这个困惑,于是做了耐心的解释,说:“孟达人少,城中粮食足够吃上一年,我军将士比他多四倍但粮食却不够一月之用,以一月图一年,怎么能不猛打快攻呢?以四击一,就算伤亡一半,也要这么做。之所以不计死伤,是与粮食竞争。

如今敌众我寡,敌饥我饱,下雨又不损害我军实力,雨中进攻也没什么效果。我最担心的是敌人逃跑(跑入深山老林的话,不要说消灭,连找都不容易找到)。眼下敌人粮食要完了,但我军的包围圈还没合拢,此时去抢他的牛马,抄袭他打柴的士兵,只能驱使他们逃跑。

兵者诡道,要善于因事应变。敌人就是凭借人多,又在下雨,所以即使饥饿困守,也不愿逃跑。我军应当表示出无能,以此来麻痹稳住敌人。追求蝇头小利把敌人吓跑,不是好办法。”此时朝廷也接到雨大敌强的情报,有不少人请求召还司马懿。曹睿不肯,认为:“司马懿临危应变,生擒公孙渊指日可待。”

三十多天后,雨停水退。魏军也完成了对襄平的包围,开始使用各种办法昼夜强攻:修土山,竖箭楼,以连弩猛射;架起发石机,用大石头猛轰;挖地道攻城;用冲车冲城……

城内粮食用尽,死的人越来越多。公孙渊的将军杨祚等人忍受不住了,率部投降。

八月的一天夜晚,一颗流星从城西南向东北划过,坠落在梁水(一名东梁河,又名大梁水,即今太子河,流经辽宁省东南部)附近。这本来是自然现象,但当时的人却把这看作是大凶之兆,城内守军更加恐惧。

公孙渊被围时又想起孙权,想以其为救命稻草,派使者向孙权再次称臣,请求孙权派兵援救。吴国有人主张杀掉辽东使者,太子中庶子羊衟反对,认为这是逞匹夫之怒而放弃了霸王之计。他建议厚待使者,派奇兵北上潜伏,如果公孙渊胜了,我军是有恩于辽东,我们的义举就会四处传播;如果双方战事胶着,我军可以借机攻打附近防守空虚的郡县,将当地百姓迁徙到吴国。

孙权觉得这主意不错,问羊衜谁可领兵前往,羊衜毛遂自荐,又推荐了宣信校尉郑胄和将军孙怡。孙权大喜,当即批准羊衜所请,并写信给公孙渊,说自己已经派出大军前来援助,还假惺惺地告诫公孙渊说司马懿太厉害,一定要小心。

(三国有两个叫羊衜的人,另一个是魏国上党太守羊衜,是司马师的舅舅,羊祜和司马师第三任妻子羊徽瑜的父亲。羊徽瑜的生母是蔡邕的女儿,蔡文姬的姐妹。关系有点复杂吧?哈哈。其实每个朝代的有权有势者都在上层那些圈子里,混来混去的都是那个圈子里的人,大耳朵老百姓掺和不进去的,别一天天瞎操心)

远水解不了近渴。面对魏军猛烈的攻城,公孙渊也害怕,派相国王建、御史大夫柳甫前往司马懿营中谈判,请求司马懿解围,答应君臣面缚而降。

司马懿拒不接受,斩杀使者,给公孙渊发去一份檄文,说:“昔日楚和郑是并列国家,郑伯尚且肉袒牵羊而迎楚军。我为皇帝大臣,位在上公,而王建等人却要我解围退兵,如楚郑一样同列相待。二人年老糊涂,必是传话不符原意,我已经帮你将他们斩首。若还有话要说,可再派年轻明白事理的人来。”

公孙渊又派侍中卫演来请求定日期送人质。司马懿对卫演说:“打仗有五要素:一能战当战,二不能战当守,三不能守当走,剩下的两个就只有投降与死。公孙渊如果不肯把自己绑了来请罪,就是决心寻死了,不须送什么人质。”

从流星落下那天算起,十六天后,襄平城破。公孙渊和儿子公孙修率领几百骑兵从城东南突围而出。魏军紧追不放,在梁水河边流星落地之处将公孙渊父子斩杀。

司马懿占领襄平城后,将城中十五岁以上男子七千多人斩杀,收集尸体,筑造京观。(又叫“武军”,就是将敌军的尸体堆在道路两旁,盖土夯实,形成金字塔形的土堆。这是中国古代战争的一个习惯,战捷陈尸,必筑京观。有两个作用,一是解决尸体存放的问题;二是炫耀战果,震慑异己。史书上经常有坑杀好多人的记载,不一定是挖坑掩埋,大多数是盖土夯实。古时“阬”“坑”通假。白起坑赵军四十万,哪得挖多大个坑啊)

将公孙渊所任公卿以下官员一律斩首;杀将军毕盛等二千余人。最后城中只剩下四万户家庭,合计人口三十多万。

公孙渊造反时,将军纶直、贾范等曾经苦谏,公孙渊将这二人杀掉。司马懿释放了被公孙渊关押的公孙恭,安葬纶直、贾范等人,并厚待他们的子女,同时赦免其他被公孙渊胁迫诱导的人。允许滞留辽东的中原人自愿返回故乡。

公孙恭执掌辽东时,为取得魏国的信任,把公孙渊的哥哥公孙晃作为人质送往洛阳(公孙恭无后)。公孙渊谋反前,公孙晃多次提醒曹睿公孙渊有谋反之心,请曹睿讨伐公孙渊。

曹睿讨伐公孙渊时将公孙晃及家人捉拿关押。平定公孙渊后,曹睿考虑到公孙晃对魏国的恭顺和曾经提醒过公孙渊谋反的表现,没有将公孙晃公开斩杀,就在狱中执行,派人命令公孙晃及其妻儿吞金自杀。

廷尉高柔反对杀公孙晃,认为公孙晃曾经举报过公孙渊,应当将功折罪,宽大处理。这是书生之见。曹睿杀公孙晃并非其犯了该杀的罪,而是因为他是公孙家族的人。如果不杀他,让其有机会重返辽东,就有可能会东山再起,再次割据辽东。当初公孙晃在公孙渊没有造反之前,极力要曹睿征讨公孙渊,就有取而代之的心思在其中。

239年三月,吴国舰队才赶到辽东。公孙渊已于去年被杀,此时曹睿刚死,齐王曹芳继位,魏国上下正忙于新旧交接,辽东防守薄弱,有可乘之机。

羊衜决定登陆偷袭,率军攻打魏国海防城堡牧羊城(今辽宁旅顺内),击败魏国守将张持、高虑,然后分兵四处掳掠,俘获大批人口,满载百姓和各种战利品凯旋,也算是为孙权出了一口恶气。这是后话。

割据辽东五十年的公孙家族政权至此灰飞烟灭。该怎样看待这段历史,评价公孙家族呢?

应该是有功有过。

先说其功。公孙度、公孙恭、公孙康时期的辽东是有功的——保境安民,开疆拓土。

一、在汉末天下动荡不安的战乱环境里,各地割据政权蜂起,并互相攻伐,造成赤地千里,饿殍遍地的惨状。公孙家族割据辽东,因远离中原,相对和平稳定,成为当时难得的净土之一,收容了许多前来避难的士人(如王烈、管宁、邴原、刘政、太史慈等)百姓。

汉末像辽东这样相对和平稳定的割据地区还有三个:荆州刘表、交州士燮、益州刘璋(包括汉中张鲁)。其中最难得的是荆州刘表。

荆州地处四争之地,刘表单骑入荆州,楞是在战乱之中将其建成了一个沃野千里,带甲十万,安宁富庶的乐土,终其一生,无论是袁术、曹操,还是江东孙氏父子,都没能染指荆州。保护了数百万黎民百姓,无数优秀人才,真是太难得了,难怪死后仍然受到荆州百姓的追思怀念。(这也是个被人误解颇深的人)

辽东、交州、益州都是因为地理因素才得以安稳。这三个地方都远离中原,缺乏战略价值,不是各路诸侯争夺的要地。

二、不光阻击了高句丽对东北地区的领土蚕食,还开疆拓土,建立了带方郡,并最终得到朝廷确认,纳入汉朝领土。

再说其过。公孙渊时期的辽东是有过的——背叛、分裂。

上期说过,公孙渊时,魏国已经定型,实力强大,而辽东的实力并没有明显增长,公孙渊接受曹睿的封赐,为魏国的车骑将军、辽东太守。

也就是说,他已经是魏国镇守一地的方面大员,而不是独立王国,但他却不安分守己,背叛朝廷,勾结东吴,图谋不轨,一直发展到自立为王,公然与朝廷为敌。最终也因为这种不自量力的分裂行为导致灭亡。

也许有人会说,蜀汉和吴国不也是这样的吗?当然不是。

蜀汉刘备始终宣称的是要恢复汉室,并且一直以汉室继承人自居,从来没有接受过曹丕的封赐,没有臣服过曹丕。

吴国孙权倒是臣服过曹丕,并且接受了曹丕吴王的封赐,这是曹丕自己种下的苦果。当初封孙权为吴王时,刘晔就反对,认为最多只能提高孙权的将军号,封个十万户侯就行了。因为“侯”与当地百姓之间没有君臣名分。而封为王的话,与天子只差一点,容易混淆,并且使其与民有了君臣名分,就不好办了。曹丕不听,非要封孙权为王。

按照汉时规制,为王者可以建立自己的王国,在自己王国内设置行政、军政机构,就是常说的独立王国。曹操成为魏王后,就在汉朝内建立了自己的魏王国。孙权为吴王,当然也可以建立自己的吴王国。所以,即使孙权不称帝,也是一个独立王国。

而公孙渊没有这个资格,他的燕王名头最初是孙权封赐的,魏国不会承认,他自己也没要,将印绶上交给了魏国。后来的燕王名头是他自立的,没有任何意义。他合法的最高政治地位是魏国的大司马、乐浪公,也没到王的层次。

现在有人为吸取眼球,说什么三国不是三国,而是四国,因为辽东公孙家族割据政权一直存在。这纯属瞎说,辽东政权始终是个地方割据政权,尽管也像帝王一样祭祀天地,设置百官,但都是自娱自乐,从法理上都叫僭越。

曹睿灭公孙渊,将北方四郡重新纳入中原帝国版土,意义十分巨大,惠及至今。当时高句丽崛起,也在蚕食北方领土,如果让高句丽抢先灭了公孙渊,占据东北,将是对魏国极大的威胁,并且其领土归属问题恐怕会影响到今天。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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