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瘟疫出现的时候,你才知道住在承德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
题记:
康熙皇帝肇建避暑山庄,
首要原因是躲避瘟疫——天花
1.
359年前的(1661年)正月初六,顺治皇帝得瘟疫死了,这还是一个年仅23岁的年轻人。
黄泉路上无老少。
那个时候的瘟疫是天花,在当时的人看来,得了天花的人九死一生,习惯于在北方凉爽环境生活的满族贵族,对于天花谈虎色变。
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清军即将大举入关,大战之前,肃亲王豪格对大臣河洛会说:
我未经出痘,此番出征,令我同往,岂非特欲置我于死地乎?(《清世祖实录》)
事实上,在清军进军中原的过程中,豫亲王多铎死于天花,年仅36岁。
顺治皇帝死于天花,年仅23岁,同治皇帝也说是死于天花,年仅19岁。
清朝铁帽子王礼亲王代善生育有8个儿子,其中有3个被天花病魔夺去生命;
努尔哈赤第十二子英亲王阿济格幼年患过天花,获得了免疫能力,但他的两个妻妾,都在1649年感染天花死去……
为了躲避天花,顺治皇帝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没有接见蒙古各部落首领,因为蒙古首领大多没有患过天花,有传染的风险。
1651年,北京再次爆发天花,顺治皇帝带着太后和皇后,以狩猎的名义躲避在遵化的荒山野岭里,隔离数月。
对于瘟疫,人们都避之不及。
2.
1654年三月十八日,玄烨出生。
为了躲避天花,玄烨出生不久,就被抱出了紫禁城,由乳母正白旗汉军包衣曹玺之妻孙氏带养在西华门外稍北的一座宅邸中,这座宅子后来被雍正改为福佑寺。据说,在这里还给玄烨接种过天花疫苗。可惜,疫苗在他身上没管用,两岁那年,玄烨还是染上了天花,但在孙氏的精心看护下,玄烨居然挺了过来,只是脸上留下了几个麻子。
康熙皇帝回忆被隔离的日子时说:
“朕幼年时未经出痘,令保姆护视于紫禁城外,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此朕六十年来抱歉之处”。
这也是一个有遗憾的人生。
其实谁的人生没有遗憾呢?
但所有的苦难,都是人生的历练,没有玄烨隔离的日子,就没有后来的康熙大帝。
所以现在被隔离在家的人,也不要心浮气躁,踏下心来读几本书,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用上呢。
顺治临死前几天,曾命满汉大臣到病床前立遗嘱,负责书写遗诏的大臣王熙在后来写自己的年谱时,写下了当时的情景:
(顺治十八年)初六日,三鼓,奉诏入养心殿,谕:朕患痘,势将不起,尔可详听朕言,速撰诏书,即就榻前书写,随勉强拭泪吞声,就御榻前书就诏书首段... ...
可见,顺治皇帝对天花而死非常清楚,对于天花的为害也深恶痛绝。
当晚,一同被召进宫的还有外国人汤若望,这也是顺治皇帝非常信任的外国籍大臣。
汤若望写下的文字是这样的:
如同一切满洲人们一般,顺治对于痘症有一种极大恐惧,因为这在成人差不多也总是要伤命的。在宫中特为奉祀痘神娘娘,是另设有庙坛的。或许因为他对于这种病症的恐惧,而竟使他真正传染上了这种病症。
在选择继承人的事情上,汤若望记载了一段曲折:
继承的皇子尚未诏封,皇太后立促皇帝做这一件事情。皇帝想到了一位从兄弟,但是皇太后和亲王们的见解,都是愿意皇帝由皇子中选择一位继承者... ...皇帝最后从一位庶出的、还不到七岁的皇子为帝位继承者。当时为促成这一决断所提出的理由,是因为这位年龄较幼的太子,在髫龄时已经出过天花,不会再受到这种病症的伤害... ...
3.
在过去的人们看来,天花与气候和温度有关。
明朝的徐谦写的《仁端录》里说:
何痘不见于汉以前,而独见于东晋元帝建武之后?盖建武时胡虏极西北之人来南方温热之地,腠理开通,偶感时行疫疠之气,触动其胎中温热之气,发为此疮。
意思是说,汉朝以前怎么没有天花这种瘟疫呢?是因为东汉建武帝刘秀的时候,从西北地区抓来的俘虏,到了南方温热之地,疫疠之气触动人身体里的温热之气,这才出痘。
乾隆皇帝在承德,命令纪晓岚等人编纂《四库全书》,里面收录的《御篡医宗金鉴》,对温度和天花的关系做了总结:
上古无痘性淳朴,中古有痘情欲恣,
痘禀胎元出不再,毒之深浅重轻识。
天疮之名因天禀,疮形如豆痘名居,
塞北不出寒胜热,毒发必自待天时。
清朝皇帝认为的“塞北不出寒胜热”,就注定了要在热河修建避暑山庄。
所以说,瘟疫来的时候你才知道,生活在承德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
4.
最早要在塞外修建别墅的不是康熙,而是多尔衮。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载:
顺治六年(1649年)五月癸亥,摄政王多尔衮以京城水苦,人多疾病,欲于京东神木厂创建新城移居,因估计浩繁,止之。
也就是说,1649年的时候,多尔衮就想在北京东边的神木厂修建新城,因为北京城里水苦,人多病。神木厂是明朝皇帝朱棣修建紫禁城堆放木料的地方。
顺治皇帝因为花钱太多,没有批准。
到了第二年(1650年)七月,多尔衮又提出一个折衷的办法,说:
京城建都年久,地污水咸。春秋冬三季,犹可居止,至于夏月,溽暑难堪。
但念京城乃历代都会之地,营建匪易,不可迁移。稽之辽金元,曾于边外上都等城为夏日避暑之地。
予思若仍前代造建大城,恐糜费钱粮……今拟止建小城一座,以便往来避暑。
大的不行,咱们修建一座小的总可以吧?!
于是就有了塞外第一个避暑城——喀喇河屯行宫。可惜,喀喇河屯行宫没有建完,多尔衮就死了。
1651年,刚刚亲政的顺治皇帝出独石口,进行北巡,进入了后来被称为木兰围场的草原,接见了前来朝拜的蒙古乌珠穆沁部王公贵族。
后来又有了木兰围场和沿途行宫,直到后来作为夏宫的避暑山庄。
清朝皇帝怕天花,没有出过天花的蒙古贵族更怕天花传染。为此,清朝理藩院将没有出痘的蒙古贵族编入“围班”,分期分批的到木兰围场陪同皇帝射猎行围,然后再到避暑山庄觐见。
为了保证这些没有出痘的王公贵族的安全,清政府规定不得进京,这在清朝成为了定例。《理藩院则例》规定:未出痘人员应赴热河引见。
西藏上层僧俗非熟身(出过痘)亦不能入京觐见。乾隆四十五年(1780) 六世班禅未出痘而至热河朝贺清高宗七十寿辰,然后得以进京, 乃为特例。
5.
承德环境有多好,竟让皇帝每年夏天都带大臣和孩子们一起来这里隔离?
尤其是康熙皇帝,还在避暑山庄里专门修建了阿哥所(现在的第一幼儿园)。
承德的环境真的能远离瘟疫吗?
清朝初期,从蒙古坝上到长城沿线的古北口的大面积范围内,人烟稀少,到处都是茂密的森林,坝上还多是原始森林。
康熙皇帝《巡历塞北杂咏四首》中写道:
塞北更多露气凉,幔城坐听漏声长。
只今六月浑无暑,已见飘来木叶黄。
气温凉爽对人的健康有多大的好处,康熙皇帝在他写的《养病塞北》里还写道:
身虚苦夏热,多病爱清风。
这是康熙三十年,七月出古北口,九月入喜峰口回京,期间几乎没有任何外事活动,人们推测,他是在这里养了一个月的病。
不但防病,还养病。
茂密的森林是塞外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凉爽的小气候,到了乾隆年间,承德周围还是森林密布,古树遍野,乾隆皇帝写诗说:
宜人山色看无厌,入画溪声听有情。
间染丹枫出绿树,全教蛰语代蝉鸣。
这是人间仙境,可惜好景不常在。
6.
近三百年来,承德地区的气候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顺治年间,就开始大量砍伐森林,毁坏树木,盗打野生动物。尤其是乾隆年间开始,人口剧增。
乾隆皇帝作《山田》:
山田无土著,燕云逮晋齐,
奚啻千万户,梯岩事耕犁。
从山西、山东跑过来的移民,那个时候就跑山上开荒种地了。
人来了,森林没了,河水浅了,野生动物没了。
人们形容承德自然状况时,经常说,七山一水二分田,经济发展后劲不足。其实应该一田没一田才对,主产农作物是玉米,人们吃的都是从外地运来的大米和白面。
退耕还林也挺难的。
现在,承德密云水库和潘家口水库的水源涵养区,是京津两大城市的清洁空气涵养区,自然环境正在恢复,所以,生活在承德很幸运。
爱护环境、保护环境应该是每一个人的天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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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瘟疫产生是因为环境变坏,比环境先变坏的是人心。
多尔衮在北京寻求去建避暑城的时候,北京的环境已经非常差了。
按照《中国人口史》的记载:崇祯十六年,京师大疫,自二月至九月。第二年传入天津。
文章接着说:北京的鼠疫虽然不是李自成部带入的,而宣府地区(张家口)的鼠疫却与李部有关。“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五日闯贼如怀来,十六日移营东去。是年凡贼所经地方,皆大疫,不经者不疫”,李自成进北京之前,北京已经成为了鼠疫流行区。
清军入关,占领的是一个有病的北京。
古人也一直探索瘟疫是如何产生的,最终归结到人心。
《太上洞渊北帝天蓬护命消灾神呪妙经》里这样说:
往昔过去,人民淳朴,无有恶心。任命短长,终其天寿,无有夭枉,鬼不横伤。但今来时代浇薄,人心破坏,更相疑惑。互为彼此,不信正法,唯有邪行。背真向伪,不正于道。违天逆地,攻根伐本。不忠不孝,无慈愍心。欺诱万民,酷虐百姓。杀戮衆生,残害物命。结诸寃对,无量无边。致使今生男女,动见患难。
... ...盖缘三天炁绝,六天炁行。人鬼不分,邪正未别。所以有幽囚之气,惨怛之气,邪魅之气,妖淫之气,妄侵生人,传成疫疠。
所有的天灾都是人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