煌煌瑰宝，永祚寺《宝贤堂集古法帖》

古城古藏、斑斑凿痕、风雨琳琅。现存于太原永祚寺《宝贤堂集古法帖》，是全国唯一保留原石的明代法帖。

这部在中国帖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王室巨制，它的诞生与明朝藩禁制度甚严，藩府韬光养晦求自保有着极大关系。

明弘治九年（1496年）深秋一日，金瓦红墙的紫禁城内，明孝宗朱祐樘打开写有“宝贤堂集古法帖”字样的镂精锦盒，检视着一部行格疏朗、墨色黝亮的拓本。

丘濬（文渊阁大学士）说：“晋王收藏精富，游心翰墨，企代际传承，世子朱奇源踵其父志而刻成，以循声著。”

朱祐樘说：“晋藩典籍详备，集古法帖，巨册不逊内府，存有成祖谓'我朝王羲之’沈度之书，并将国朝诸大儒宋克、解缙、胡广、张弼墨迹一同勒于石上，确是书林功德。”

古人认为“纸寿千年，金石永寿”，刊之金石是最好最持久的一种传播途径。十二卷的《宝贤堂集古法帖》，荟萃了魏晋以来如王羲之、智永等127位书家的宝翰。它的主人是晋王朱钟铉（系朱元璋四世孙、朱棡曾孙、朱美圭之子，谥为“庄”）。

朱钟铉通文博雅，仰仗晋王府岁禄足赐、万顷良田、财力雄厚，藏书、刻书如宏篇巨帙，“卷帙浩瀚，足可称冠诸藩。”

弘治二年（1489年）春日，此时的朱钟铉已就藩47年了，他想世子朱奇源已逾不惑之年，嗜墨成癖。于是诏来世子说：“宗室子孙学书须敬古、拟古、学古、厚古，王府所藏名帖甚多，堂奥勒于石上，王孙可广涉博采。”

不久，朱奇源让王府长史雷普邀来儒士参政王进，副使杨光溥，佥事胡汉、杨文卿，对所藏《淳化帖》《绛帖》《大观太清楼帖》及《宝晋斋》诸帖进行甄选。

素有雕镂铭刻的“铁笔”良工宋灏、刘瑀，藩府私藏品曾亲手翻刻，神韵与书家底本无异，藩王又旨令刊刻法帖。这年秋天，两人在晋藩养德书院里，一钩一画，双钩勒于石，镌于180块石上。

朱钟铉常常光顾养德书院，对最细微的笔画末端用匠心针凿都加以校勘，后撰写《宝贤堂集古法帖序》载记刊石脉络过程。

弘治九年（1496年），刊石之事经过七年，大功告成。

《宝贤堂集古法帖序》宗法丛帖，是极为全面的书法资源，震撼了整整一个时代，带动明中期书法走向浪漫主义风潮，使士大夫文人书家们意识到“取法高古，变古出新”，文征明、董其昌是受此思潮影响的代表人物。

明清鼎革，末代晋王被杀，晋王府经年所积蓄古籍善本荡然四出，毁裂焚弃已十之六七。后清军“精骑营”驻入晋王府故址。

书法自古是精英文化。清顺治十三年（1655年），崇儒重道的白如梅任山西巡抚，命人四处搜寻晋藩法帖遗石。太原知府宗彝也参与到极有价值的“抢救性”工作中，法帖宝物收回大半。

顺治十六年（1659年），宗彝在太原府署后圃建宝贤亭，存入残帖。宗彝、王京乘增刻了跋石为记之。30年后，傅山等找来旧藏拓本，寻人摹刻，补刻所失的五十余块，刻石得以齐全，摹勒更为圆秀、遒媚和精湛。羿年，补刻齐全的《宝贤堂帖》石刻被移置于侯家巷三立书院。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太原知府李清钥文人兴致浓郁，其书体奔放横生、逸笔遄飞。他常沉醉在宝贤亭内体味笔走龙蛇的神韵，升腾起续刻“宝贤堂法帖”，影射宋明、清初书风流变的想法。

于是，李知府选取唐褚遂良，宋苏东坡、黄庭坚、赵孟頫、朱熹、明唐寅、文征明及清初董其昌、王铎、傅山等名家墨宝摹勒上石，书家作品风格恰好，清初官宦都相继研习书法。共四十八块，康熙五十七年刻毕（俗称《小宝贤堂》）。刻石积至一百四十多块。

时至光绪年间，晋阳书院（原“三立书院”）被巡警道署占用，无人爱惜。辛亥革命太原起义时，大、小法帖迁至山西公署后院。

民国六年（1917年）时代巨变，在东缉虎营修建了专门纪念傅山的“傅公祠”，两套法帖由晋阳书院相继移置到了“傅公祠。”1920年11月，日本人佛教访查团来到傅公祠，六朝唐宋名家之碑幢艳羡，拓印了六块，甚是高兴。

日伪时期，郑裕孚（山西阳曲人，任过神池、和顺等六县知事，天津特别市政府科长）喜好收藏古书碑帖，再添刻石，增刻了撰书的《宝贤堂集古法帖后叙》。

1980年，依照原拓本重新补刻了2块。2017年，又补刻6块。

“法帖是无声的，却更胜有声。”是现代人可真实触摸的明晋藩“历史物件”——《宝贤堂集古法帖》，于1980年悉数迁入人文之地永祚寺。法帖镶嵌入廊，置身于此仿佛是徘徊在纵贯千年的汉字走廊，可体味或恭正大气、或高峰坠石、或万岁枯藤，供人臆测、神往和摹写。

这几多辗转、经历不凡的书蕴法帖，与风铃悠扬的凌霄双塔和风姿绰约的紫霞仙牡丹将长相为伴。

卢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