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两粮票的故事（有声版）
二两粮票的故事
黄生东
提起粮票，现在的青年人已不知为何物了。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前进，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四十多年前的事情一晃就成了历史往事。本文我想说说我亲身经历过的二两粮票的一个故事。
故事的背景还得从当年的集体化时代说起。
那时，国家还比较贫穷，全国开展社会主义基本建设，发展工业，发展农业生产，经济还不发达，市场也不繁荣，物资欠丰富，粮盐油棉按计划发放。但是那时物价稳定，分配公平，供售有序。布票是平等发放，不分干部，工人农民，男女老少。最初时每人每年的标准是七尺五寸，当时有一句民谣：每年七尺五寸布，缝了衣服冇得裤。后来每人每年的布票标准提高到一丈三尺五寸，成人基本够做一套衣裤了。供销社卖布的货架上往往写着这样的一张纸条：先交布票后扯布，扯了布再按布的价格算钱交款。凭票买布料不分布好差，都是一尺布票扯尺布，家庭条件好的扯好布，如卡几布，华达尼，灯心尼等，家庭贫困的扯便宜布，如四林布，磅布，白布等。棉花票的标准每人每年半斤。那时生小孩，一生下来政府就发一张新生儿卡片，不管小孩什么时候出生，立即给新生儿供应一个成人标准的布票、棉花票、两斤白糖票、三斤肉票（平价）。一切都很公平，干部群众都是同等对待。每年的年底，生产队里的会计按队里的实际人口造好花名册，由大队审核后，到人民公社领取所有的票证，再由生产队会计发放到各家各户，整个发放票证的过程非常透明公开。在那种物资缺乏的年代，为保障人民生活，谁也不能多吃多占，谁也不能抬高物价。那时分配指标性票证有很多种，如盐票、糖票、肉票、棉被票、蚊帐票、自行车票等等。这些票证在这里我也就不必详细介绍了，还是言归正传吧。
那时的粮食不管是丰年还是灾年，好像是永远也不够吃，农业人口实行自种自给。每年的秋收之后，生产队得先交足国家分派下来的征购粮，统购粮（后称定购粮），也就是俗话说的皇粮国税，再以生产队为单位按劳分配，有多吃多，有少吃少，短缺部分生产队自己想办法，生产队没办法就由农户自己想办法，因此，那时农村都过着紧巴巴的节衣缩食的日子。每逢青黄不接的夏季，上面会照顾一定数量的统销粮或退库粮，分配给贫困户，要到粮店去买。
非农业人口的粮食供应就不同了，要凭粮票购买。粮票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一九八五年止，中国在特定经济时期发放的一种购粮凭证，专门供给一些大企业、厂矿、农场、学校、政府、机关等单位，城镇居民也使用的。当时能用购粮本购粮，或者能领到粮票购粮的人，曾经有一个让农村里的人非常羡慕的名称，叫做吃国家粮的或者叫做吃居民粮的。粮票按干部、工人的工种劳动强度定量，体力劳动者和下乡干部，最多的是每人每月四十五斤与三十六斤，脑力劳动者是三十斤，一般居民人口是二十七斤。根据各人的定量标准拿着购粮本到粮店买米。下乡干部和流动人员就领取粮票，灵活运用。粮票又分省通用粮票和全国通用粮票。农业人员需要外出办事的，要拿大米卖给粮店，换取粮票，才能到外地凭粮票吃到饭。到供销社买些粮食制品的糖食也需要粮票。
那时我在公社电影队放电影，我们公社电影队吃的是社储粮，就是当时的所谓集体粮，电影队按公社干部下乡标准供给，每人每月四十五斤，下乡时无论到谁家吃饭，每餐按五两粮票一角伍分钱的标准交给农户，不管吃什么样的菜，都是这个标准。说实话，一般都是农户吃亏，我们占便宜。
集体经济时代，水口公社只有一家饭店，属于国营饭店，归口供销社管理，地点设在中街三角庙对面桥上，两间木房子，一个门面，后面是厨房、澡房和柴屋，有几间床铺房，很简陋。店里有两个职工，一个会计，姓李，大家叫他李眼子，一个厨师，姓袁，当时已五十出头，有条腿带残疾，走路时一瘸一拐，有人就叫他袁瘸子。那时来往水口的客人不多，饭店经常是冷冷清清的。饭店卖饭根据菜的不同分便餐和客餐，便餐搭配的是炒小菜，价格是半斤粮票两角钱一份，客餐是炒猪肉，价格是半斤粮票四角五分钱一份。饭店也卖包子、饺子、面条，包子价格是每个一两粮票四分钱，偶尔有时候卖议价的，也就是不收粮票的包子，价格是七分钱一个。
记得那是一个秋天的早上，我从公社吃过早饭出来办事，路过饭店门口，与李会计和袁师傅习惯性地打招呼，正好遇上一个穿着朴素少年站在饭店柜台前，我好奇地留意着这位少年。只见少年手里拿着一角钱，他说想买个包子吃，好去学校读书。可是他没有粮票，李会计不卖给他。少年反复说着一句话，一角钱只买一个包子行不行？李会计则重复回答一句话，这段时间不卖议价包子。少年很失望，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眼睛直直地盯着热气腾腾的包子。我见此情景，心里过意不去，掏出二两粮票，让少年买了两个包子，还补了两分钱，当时两分钱可以买两个纸包糖。少年拿着包子也一声感谢的话也不说，迅速地离开饭店，蹦跳着朝学校方向去了。李会计叹息了一声，朝上翻了一个白眼，明显地有嘲笑我的意思。我当时对李会计有些不满，不就是给了二两粮票吗，至于这样向天翻白眼吗？当时我来不及问他叫什么名字，是哪村的人，后来连他的像貌也记不起了，就是再次碰到他也不一定认识。
那是几个月以后的一天，我们电影队来到新哨大队高坑生产队放电影。我们正准备布置场地时，一位从前从未打过交道的妇女跑过来，很热情招呼说，今晚你们俩师傅到我们家去吃吧。我们答应了。我以为是那位与我一起放电影的陶师傅家什么亲戚，也就不去多问。过了一阵，那位妇女又来喊吃饭了。我们一到她家，只见桌上摆了炒好的鸡肉、腊肉、干鱼，还有两个小菜。她说，平时家里没有什么好菜，我也不好意思喊你们吃饭。我说，表母你怎么这样讲客气，炒了这么多的好菜呀。她说，黄师傅啊，我领了你好大的情呢，你看得起我的崽，听我的崽讲，去年是你给了他粮票才买到两个包子，要不那天他要饿一天的肚子，他一回家就告诉了我，我总想喊你吃餐饭，总是没机会，今天你终于到这里来了。原来如此啊，此时只见陶师傅用一种惊讶的眼神看我，也许他和我刚才的想法一样，把这位妇女当成是我家的亲戚了。我赶忙回答道，哎呀，这点小事怎么还要这样记在心上，我都不记得了。那晚她的儿子不在家，已到在学校寄宿了，不跑通学了。我们与他们一家大小吃了饭后，我们俩人按常规给妇女一斤粮票三角钱，那表母俩口子说什么也不肯接，我们就这样推来推去，最后我们搬出了组织上规定的群众纪律来说服他们，他们才勉强收下了一斤粮票。
我在偶然之中的一个小小举动，想不到这个少年与他的家庭却将此事铭记于心。我帮他付了二两粮票，竟好像成了放了人家高利贷似的，心里感觉受之有愧。
四十多年过去，那少年也应到了做爷爷的年龄，他的母亲如果还健在的话，已是高寿了。社会不断发生巨大的变化，社会风气也随之变化。我现在每每想起少年家庭有恩必报的淳朴思想，总感觉就是当时纯朴时代的一个社会缩影。我要告诉大家，人生在世不要太精于算计，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于那些陷入困境中的人能帮一把就帮一把。
本文作者：黄生东，男，水口乡田凼村二组，1952年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相当初中文化。从小爱好琴棋书画，参加过大队业余文艺宣传队，于1972年进入原水口人民公社电影放映队，略知画写编拉唱五大基本宣传职能，对编写快板，顺口溜，打油诗，小演唱的宣传材料较有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