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陷入了自己造的“围城”？（答学生问）

阅读吴敬梓《儒林外史》与钱钟书《围城》期间，一位勤学多思好问的同学发来如下文字：

这是钱钟书《小说识小续》中的文字。

学生问：怎样看待钱锺书先生对《儒林外史》的评判？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值得审辨一番。

钱钟书一一指出《儒林外史》中的哪些内容与以前的什么文本相关，言之凿凿，足见其博学。他这番考据不是为了卖弄学问，而是觉得人们对吴敬梓《儒林外史》过誉了，所以指出其“蹈袭依傍处”。钱钟书并未全盘否定《儒林外史》，仍以之为“吾国旧小说巨构”，只是实事求是地指出其“蹈袭依傍处”，以求对其评价更为公允，这种做法是值得肯定的。

吴敬梓能够在自己的创作中将阅读的收获融会进来，足见其博学，学以致用，也无可厚非。事实上，钱钟书的话也并没有怎么影响人们对《儒林外史》的高度评价。“蹈袭依傍”有高下之分，点铁成金，脱胎换骨，也可称道。而“小说巨构”在细微末节上有“蹈袭依傍”，与在整体建构上剽窃、抄袭是不同的。当然，书中人物所咏之诗是他人所作，不如为作者所创。钱钟书认为由此可以看出作者的才气，也有道理。从这个角度说，创作《红楼梦》的曹雪芹才气高于创作《儒林外史》的吴敬梓，这样的说法，人们也大体会认同。

小说创作中的这种“蹈袭依傍”，让我们想到诗词创作中的用典，例如辛弃疾喜欢用典，被人称为“掉书袋”，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如果用得恰当、妥帖，犹如溶盐于水，不着痕迹而耐人寻味，那也不错。

钱钟书的《围城》被人称为“新《儒林外史》”。钱钟书对吴敬梓“掉书袋”有微词，而他自己创作却也常“掉书袋”，这真是有趣的现象。钱钟书批评《儒林外史》因吴敬梓“掉书袋”而“因”多“创”少，而他自己创作《围城》却正是如此。自己评论所反对的，自己创作却违犯了，因而，钱钟书对自己的《围城》“不大满意”（杨绛）。由此可见，“知而能言”易，“知而能行”难（程秀全《“知而能言”易，“知而能行”难！——浅析钱钟书对自己的文学创作“不很满意”的原因》）。

不过，钱钟书“掉书袋”并未影响广大读者对《围城》的喜爱，或者说《围城》正因为钱钟书善于“掉书袋”而很有特色，正如吴宏聪、范伯群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所说：“作者是一位渊博的学者，几乎每写一人一事，瞬息之间，与此相类的万种思念、中外典故、理论学识、生活印象，都一齐奔汇笔下，使那些不同的知识分子的谈吐时时充满着文学的、哲学的、历史的意味，因而也更加鲜明地表现出他们各自不同的性格、教养和身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P358）作者不满意的却是不少读者所喜欢的，这也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就像对辛弃疾词作用典多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一样，对钱钟书“掉书袋”也有人持不同的观点，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对钱钟书《围城》有如下评说：“由于描写的是知识分子，作家用其所长，在对话中引喻广博，才情横溢，妙语如珠，令人解颐。但有时这方面材料过多，使一般读者不易了解，影响了作品的普极。”（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P456）这说的也有道理。喜不喜欢作者“掉书袋”，大体上与读者的文化水平有关：有人心领神会，觉得意趣盎然；有人不知所云，感觉兴趣寡然。作为中学生，阅读《围城》是一种学习，与一般读者的消遣性阅读不同，就是要阅读有一定困难的作品，才会有更大的收获。

以上两种评论，其实并不矛盾，前者从正面说，后者从反面讲，两者结合起来，全面地看待，才能避免片面性。

钱钟书批评吴敬梓“因”多“创”少，自己创作却也常“掉书袋”；钱钟书认为人们对吴敬梓“颇多过情之誉”，而后人却将《围城》称之为“新《儒林外史》”，更有人断言《围城》“将来定与《儒林外史》和《镜花缘》等古典名著同垂不朽”（夏志清）。这是不是很有趣呢？你想想钱钟书先生对此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