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毕业后

(图片与文章无关)

一

我家住在粤西的一个农村。村子大概有200多户人家，世代以种田为业，农本思想较浓厚，以致于在广东改革开放十多年后，外出务工的村民才多起来。村里有一所小学，是我的母校，村民的孩子大都是在这念完小学的。

2010年，我小学毕业。小学里没人有相机，更没有智能手机，往届也没有过毕业合影，但我们这一届比较幸运。那一天县教育局的领导下来视察，带了相机，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小学毕业照，是我们小学六年里唯一的照片。

照片上，有16个同学，3个是老师。同学们都是穿拖鞋，虽然学校多次教导革除穿拖鞋上学的不文明陋习，但农村里还是图方便，所以照片里就留下了同学们齐刷刷的拖鞋，甚至人字拖的一幕。农村小学没有属于自己学校特色的校服，校服是县教育局统一订制，全县的农村小学校服都一个样。校服要75块钱一套，只有两个同学买了，其余同学都没买，所以大部分同学都是穿自家的衣服来上学。

小学毕业后，同学们都面临着不同的选择，有的跟随父母去打工，有的去镇上念初中，远去珠三角打工的自不必说，就算是镇上念初中的小学同学也会有着不同中学或者不同班别的情况。因此，毕业后的同学们就像是一朵朵随风飘散的蒲公英，散落各处，各自生长。毕业照里的16个小学同学从此再也没聚齐过，也永远不可能聚齐了。2011年同学阿才发生意外，匆匆地永远离开了。

转眼就到当下的2018年，距2010年小学毕业已经快过去了8年。正月里的一天，我莫名被拉进一个群聊，是小学同学的群聊。翻看同学微信群里的聊天记录，仿佛回到了小学的班集体，小学里尘封的往事缓缓打开，毕业后他们各自的境遇也进入了我的视野，我慢慢拼凑出了同学们各自的人生轨迹。

小学六年里，同学们成长环境大抵相似；但毕业后，同学们分流明显，展开了截然不同的人生图景。十六个小学同学里，小学毕业后就去打工的有一人，初中辍学去打工的有九人，初中毕业的有六人，高中毕业的就剩五人了，最后考上大学只有三个人。平行时间里，同学里五人有过入狱服刑案底了，其中三人还是二进宫了。

另外，低龄婚育、少年犯罪、沉迷赌博等不良社会经历都能在某位同学身上找到影子。使人很难不忧心忡忡地联想到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在《断裂》中论及的社会分化，许多弱势群体被抛出现代化发展的轨道：“被甩出去的人，甚至已经不在社会结构的底层，而是处在社会结构之外。”尽管个体的行为一般是主动选择的结果，却也是社会不良环境和社会结构挤压下，个体难以摆脱的命运。

我们必须承认地区之间发展差异的客观存在，可是主流媒体仿佛一直无法感知，农村底层蝼蚁般的生存一直被漠视。文化学者南帆曾指出，“现代社会的标志是我们被抛入了大众传媒组织起来的社会，大众传媒就是我们的感官。几张报纸、几个电视频道或者几个网站就布置出一个大千世界的幻像。”而这个幻象的核心是，种种幸福的神话。媒体一直在宣传报道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日俱增的民族自豪感等，但似乎也和偏居一隅的农村没有太大关联，农村的悲歌淹没在喧嚣的时代里。

所见所闻太多，便萌发了将其记录下来的愿望。我今天所写下的一切，截取当今农村社会的一个横断切片，也以个体的生命历程事件纵剖时代的切片，希望能提供个案的呈现，让农村新生代的生存和抗争进入学界视野，探讨回馈乡村的路径。

二

小学毕业后就去打工的是阿仔。

阿仔是单亲家庭，母亲是被拐来的越南人，生下阿仔一年后就离家出走了。阿仔是他父亲带大的，阿仔的父亲很老，而且家里也很穷，学费都要很久才能凑齐。要不是2007年后国家全面推行免费义务教育，阿仔可能小学就辍学打工了。阿仔是95年出生的，2010年毕业时已经15周岁了，在堂兄的介绍下，他去了深圳的电子厂打工。他用了堂兄的身份证，轻易就躲过了工厂拒用童工的法律规定。

去大城市见过世面的人，很容易成了同学们心里膜拜的偶像。每次回农村后，阿仔不免会给同学们绘声绘色地讲述在大城市的经历，而且也不时带来一些稀奇玩意给我们开眼界，彼时同学们的心境可想而知。

而且，我读小学那几年，电视在农村家庭里也渐渐普及，电视里的节目总是很光鲜亮丽：车水马龙的大城市，灯红酒绿的夜生活，朝气勃勃的妙男少女。城里，代表着一种向往。这喧嚣而美好的一切，总在在吸引着农村孩子去闯荡，年少轻狂的心总是迫不及待地要去驾驭它，仿佛只要一进城打工，这精彩的世界就触手可及。这一切与初中枯燥乏味的寄宿生活反差明显。

而且乡镇里的中学，普遍存在着师资难以为继、设备基础差的问题。当然，农村孩子尚且感受不到教育资源的差距，直观的感受就是学风日下的环境里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辍学打工像是明智之举。

初一没过一学期，阿兵和阿峰就主动退学了，跟阿仔一起去深圳打工了。他们仨是小学里最铁的朋友，多年过去，每次逢年过节，我还看到他们仨一起开摩托车在村子里兜风。童年的友情总是很坚固，哪怕“受难”也在一起。打工没多久，他们出事了，因抢夺罪被抓入狱服刑。村子是熟人社会，消息一下子传开了。

而这一年的寒假里，阿才打短期工的建筑工地出了事故。在病床上挣扎半个月后，最终还是医治无效而撒手世界。少年早逝，长的是痛苦，短的是人生。但除了他的亲人承受痛苦之外，似乎旁人不会因此而产生内心的波澜。外面的世界着实精彩，也很危险。同学们也似乎没从阿才的经历看到世界危险的一面。

同年里，阿辉和同班同学打架被学校处分，心有不快，就退学了。阿耀是阿辉的亲弟弟，哥哥不读了，他也不读了。而阿兵跟他俩是堂兄弟的关系，看到他俩都不读了，自觉没意思。于是，三个人一起退学，去了东莞打工。

再接着，阿军退学了。阿军人高马大，但成绩一直不好。父亲又是村里的包工头，有活路，就让阿军辍学跟他学门手工。阿军不肯，跟老乡跑去了佛山打工。

星子是初中里最后一个退学的。星子早就想退学了，但父母极力反对，一定要他起码初中毕业。星子前面有三个姐姐，家里就这么根独苗，父母自然很疼，也就使得星子性格很倔。星子是我的邻居，小时候最好的玩伴，我很了解他。和父母吵完后，他把课本都撕了，还说想让他去上学除非把他绑着去。拗不过，星子还是辍学打工了，虽然眼看再一年就初三毕业了。

今年寒假回家，从村委意外得知，我的小学同学那一届，5人有过入狱服刑记录了，有的甚至是二进宫了。具体罪名我也不清楚，农村青年犯事被抓在村里已经见怪不怪了。

还听到一个不好的消息，邻居星子迷恋上赌博，一发不可收拾，输光工资不算，还欠下十万块的民间高利贷。债主带一帮人上门讨债后，星子的父母才知情。不得已之下，只好把祖上的一块宅基地卖了，总算息事。

三

小玲和小月两个女生初中就读于镇上的另一所中学，她们的基本情况我很少了解，只是明确知道她们是初中毕业后才去打工的，算是学历比较高的了。

小玲自小性格大大咧咧，有点轻浮。打工回来后，小玲整个人就变得更加奔放了。浓妆艳抹，淡紫色的头发，明晃晃的耳坠，抹胸装搭超短裙，再一双高跟鞋，是农村里很少见的打扮。又因为她经常在东莞打工，村里一直传言她成了失足女。老同学碰面时，不免会嘲弄她一番：“靓姐，多少钱一晚？”她也不在意，回了一句：“给钱就行，没钱就甭想！”小玲没有进小学同学的群聊，很少有她的消息。最近一次知道的消息是今年二月村口贴出了一张警方通缉告示，上面有小玲。

在我印象里，小月是小学里人见人爱的女生，明亮的眸子，白皙的脸庞，是农村里少见的美人。但几年后，虽还未成年，小月已经完全褪去了年轻貌美的底色。我读高一周末回家的一段时间里，经常看到小月抱个小孩在村口玩，见面时一问，才知道居然是她的小孩。她年纪和我相仿，肯定办不到结婚证。问她什么时候结婚的，她腼腆地说还没。我所说的结婚，是双方父母互送彩礼，举办婚宴，是农村互相承认婚约的形式。如果连这也没有，女方很容易被男方抛弃。事后得知，这次回娘家这么久，是被男方抛弃后无奈回家的。脸上的稚气还未脱去，现在就成了一个孩子的母亲，往后的生活就剩下每天操持的家务和需要照料的孩子。这生活琐事，就这样落在了一个与年龄极不相符的少女头上，更令人担忧的是：孩子以后的成长是怎样？

2013中考那年了。我考上了市重点中学，考上市重点的还有小洁。不过，参加中考的八位小学同学里，那六位全都没考上，连县重点中学也没有。考上重点太难了，村里几乎每届只有一人中考上县重点中学，而我这一届两个市重点也是突破了。

凭着这张入场券和三年的努力，小洁考上了广东的一所名牌大学，我考上了北京的一所重本大学。大学，也更像是一把梯子，让我看到了比现实更远的东西。人，不能为自己而活着。小学同学毕业后各自的境遇进入了我眼帘，我不能置身事外。

今年寒假里，我去小学拜访了老师，也逛了一圈校园。小学面貌已经焕然一新，教也室的桌椅已不同当年，和我大学的也相差无几了。教室有了多媒体平台，不过只有一间教室才配有，平时几乎不用，只有上级领导听课或者视察时才投入使用。无论怎样，教学设备等硬件设施已经有了可喜的变化。不料老师感慨道：“设备上去了，却也不见得比你们那一届好，七年来，村里没有一个人考上县一中以上的高中，大学就更难了。”七年里居然无人考上，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相比父辈，我们已经有了较好的物质条件，但父辈与当代的发展机会横向比较，当代的发展不见得比上一辈更好。

这么多年来，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农村却在城市的高歌猛进中向隅而泣。老一代扛沙包，新生代扛空调，新生代和老一代从事的体力劳动并无二致，变化的只是时代。社会转型大潮中的逆流漩涡不断涌向农村：赌博在农村里已经随处可见，顺利实现了去污名化的变身；贫困代际遗传开始显现；农村教育的凋敝使得个体改变命运的通道阻滞；农村儿童沉迷王者荣耀等电竞游戏······

限于笔者的阅历和学识，只能忧心忡忡地用贫乏的文字记录下自身的所见所闻，谨以此文唤起学界对农村教育的重视，并探讨回馈农村的路径。

作者为大学二年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