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深圳摆地摊的日子

作者：蔡半山

1993年，刚出校门的我，决定去深圳闯世界。

高考时成绩过了重点大学录取线，竟然只被一所中专学校录取，不服输不服气，我当时就下决心，毕业后去最火热的特区闯荡，非混出点名堂不可。后来，去了深圳一个月我才得知自己已被分配在老家县城的轻工业局，按今天的说法，属于妥妥的“公务员”。但，我没有回头。

遗憾的是出师不利。还没踏上火车，我的提包在长沙火车站就被偷了。身份证、毕业证、特区边防证……统统失踪了。

在广州工作的二哥借了别人的边防证给我，我像“鬼子进村”似的，猫着腰潜入了深圳。

其实，就算有毕业证，中专文凭也根本拿不出手。深圳人才市场的入门券写得很清楚，大专毕业以上才有资格填写求职表。体面工作找不到，去建筑工地搬砖人家又嫌弃我身高仅1. 6米、个小力微不收我。

后来，又是二哥给我指了条“羊肠小道”：摆摊卖报纸。

抵达深圳时，我身上共计124元人民币。当时，深圳特区报社旧办公楼前的空地上，就是报纸批发点。先交20元押金，每天早上5点，天刚蒙蒙亮，我就骑着用15元买来的一辆二手自行车从岗厦村出发，在深南中路上狂奔去特区报社旧址批发报纸，之后骑车到华发北路——一张捡来的木桌，就是我摆的报摊。木桌上的报纸要用捡来的两块石头压住，不然会被深圳的大风刮飞。

最初，我每天进20份《深圳特区报》、10份《深圳商报》。接着慢慢增加到40份特区报、20份商报。当时的华发北路是工业区，我把报摊摆在赛格工业园门口。那里打工妹打工仔成堆，他们却不是我的客户。据说他们天天加班，舍不得掏钱买，也没时间看。华发北路约一里路长，报摊就有3个。因为这活儿成本少，门槛低，谁都能干。由此，想让销售数据蒸蒸日上，纯属白日做梦。

一份《深圳特区报》批发价是2毛，零售1元；《深圳商报》批发价略微少点，零售也是1元。看起来利润可观，但算总账就知道靠这个能挣个温饱都是步步惊心。

街头摆摊儿，头顶无遮无挡，同农民种地一样，也得看天吃饭。下雨的日子，一份报纸也卖不出去。但不管下不下雨，每天必须去批发点进报，否则押金会被没收，第二天也不会再批给你。

有一件事，就算今天的我已年过不惑，回想起来仍会眼泪汪汪。

那是一个豪雨的清晨，我骑着破旧的自行车奋力向前。在深南路的统建楼前，与斜路里突然拐出的一辆载着两只大概是从餐馆淘来的馊水水桶的摩托车撞上了。我栽倒在雨水和馊水中，摩托车也翻了。司机很是愤怒，他爬起来，狠狠踹了我和我的自行车几脚，而后扬长而去。我失魂落魄爬起来，第一件事是找我不知摔到哪里去了的眼镜。在没了脚脖子的雨水里，我一脸雨水和泪水地双手摸索着，总算找到了一条镜腿儿已不翼而飞的眼镜。看到前轮被撞得扭曲变形的自行车，以及那包虽然用塑料布裹着、却因掉进积水中浸泡得无比沉重的报纸，我站在统建楼前的深南路上，嚎啕大哭。一辆又一辆的汽车，大摇大摆地从我身边飞奔而过，溅起的积水，一次次肆意摔打在我的身上、脸上。

多年后，我从澳大利亚回国，特意在深圳停留。站在昔日的统建楼前，悄悄的，又一次，泪湿了手背。

那次“翻车”事故后，我开始酝酿早上摆报摊之后，晚上再摆个夜摊，卖图书、杂志。

当年，福田中医院旁边有个偌大的自由市场，主卖衣服、杂货。然，《深圳青年》杂志社的批发部也藏身于此。我曾装成顾客去深圳街头的报刊亭实地考察过，了解人家主要进什么杂志，哪些好卖。也跑去过书刊批发店，偷窥哪种书刊的出货量大。后来自己成了书刊批发商，才明白当时的小聪明并不全对——采购什么货、采购量多少，跟自己的店铺在工业区还是居民区或学区，关系莫大。

当时本钱少，我就集中进几个热销品种。我看准深圳本土的《深圳青年》《女报》，还有其他如《女友》《读者》《知音》《家庭》等比较畅销，还有个《佛山文艺》因武侠连载，销售量也大，就进过来卖。

摊子大了，小木桌摆不下，于是去弄了个可折叠的行军床。还是摆在华发北路的赛格工业园门前，对面有一溜餐馆，西北菜、潮汕菜、四川火锅……食客云涌，顺便赏我客源。

每个晚上最少也能卖六七十元。最多的一个周六，竟然卖出一千三百多块钱，把我乐得，以为撞了什么大运。

后来自行车被偷，我干脆停了早上的报摊，集中精力搞夜摊卖图书、杂志，还承包了深圳市总工会下面出租图书的“同人读书社”。那以后，白天我在读书社里坐班租书，晚上就在门前摆地摊卖图书、杂志。

杂志批发价七二折，图书批发价六五折，利润不高，但比当时的打工仔日子好过多了。我没有就此满足，听高人指点后回湖南老家，去当时闻名的图书二级批发市场——长沙黄泥街，以三折四折甚至更低的折扣，进了不少武侠言情小说，托运到深圳。

价格优势是我所追求的第一生产力。我的地盘我做主，大刀阔斧打折零售图书，我赶了个早市……我始终坚持一个原则，批发折扣要低。因为我并不按图书定价卖，而是天天特价销售。

一年多后，我摸索着进入了图书批发行业，摆摊生涯宣告结束。

回想起来，我摆摊时正好赶上了天时地利人和。摆摊一年多，没遇到一次来抄摊点的。深圳的治安也好，没人来砸场子收保护费。

于我来说，摆摊更大收益绝不仅仅是挣到柴米油盐钱，而是卖书刊报纸，正好满足我的读书爱好。每天读报读刊读书，让我的眼界开阔许多。坐在摊前，我一边当“老板”，一边当读者。

读得多了，就学着写稿。深圳总工会办了个杂志，我的第一篇稿子就发表在那儿。华发北路旁的《深圳商报》报社，有个编辑常来我的摊点逛，看我总是手不释卷，很惊讶。她问《深圳商报》卖得如何，我拿商报和特区报作比较随口说给她，她听后鼓励我写出来，说是以“读者来信”方式登在报纸上。我没有按她说得那样写“读者来信”，而是给她送去另外一个稿子《我的书房》，那篇文章第二天就见报了。

来到深圳的第6个年头，我买了房。摆地摊让我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又过了6年，我踏上前往南半球的飞机，开始了旅居他乡的生活。也许不会有人会想到，我耕耘文字的源头始于摆地摊。那些守摊的时日里，我勤于阅读，并摸索着写作，终于得以一本接一本地出版了自己的书籍。

如果有人问我，实现小康的生活有何窍门？我会答，吃苦耐劳固然不可缺失，但是，不因循守旧才更是重要。按照今天的流行词，该说，唯有时刻用“创新意识”武装自己，才不会在满地摊贩里败下阵来。

来源：《品读》